祖父如愿以偿地死去，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并没有引起我失去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样的感受。我当时的心情十分古怪，说不准是悲哀，还是不安。我能明确意识到的，那就是一种情景将在我眼中永远消失。在傍晚的时刻，孙有元步履蹒跚地在那条小路上摇摇晃晃地出现，向我和池塘走来。我总是很远就看到了他抱在怀里的油布雨伞，和肩上的蓝布包袱。要知道，这情景曾经给过我多次阳光般的温暖和安慰。祖父打败了父亲
孙有元不是一个懦弱的人，起码他的内心不是这样，他的谦卑在很大程度上表达着对自己的不满。我离开南门的第四年，也就是我弟弟锯掉那张桌子的腿以后，祖父在家中的糟糕处境越加明显。孙有元让孙光明锯掉桌腿以后，并不意味着他和孙广才这两个老对手可以偃旗息鼓了。我父亲是个穷追不舍的家伙，他不会让孙有元长时间心安理得。不久之后他就不让我祖父吃饭时坐在桌旁，而是给他盛一小碗饭让他在角落里吃。我的祖父必须学会忍饥挨饿了，这个已到晚年的老人对食物的欲望像个刚结婚的年轻人，可他只能吃一小碗，孙广才那张仿佛饱尝损失的脸，使我祖父很难提出再吃一碗饭的要求，他只能饥肠辘辘地看着我的父母和兄弟大声咀嚼。他唯一拯救自己饥饿的办法，就是在洗碗前将所有的碗都舔一遍。那些日子村里人时常在我家的后窗，看到孙有元伸出舌头，兢兢业业地舔着那些滞留饭菜痕迹的碗。
我的祖父在承受屈辱时是不会心甘情愿的，我说过孙有元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到那时他只能和孙广才针锋相对，而没有别的迂回的办法。大约一个月以后，当我母亲将那一小碗饭递过去时，我祖父故意没有接住，把碗碎破在地上。我可以想象父亲当初勃然大怒的情景，事实也是如此，孙广才霍地从凳子上站立起来，用吓人的声音指着孙有元大骂：
“你这个老败家子，连他娘的碗都端不住，你还吃个屁。”
我的祖父那时已经跪在了地上，撩起衣服将地上的食物收拾起来。孙有元一付罪该万死的模样，对我父亲连声说：
“我不该把碗打破，我不该把碗打破，这碗可是要传代的呀。”孙有元最后那句话让我父亲瞠目结舌，孙广才半晌才反应过来，他对我母亲说：“你还说这老不死可怜，你看他多阴险。”
我祖父对孙广才看都不看，他开始眼泪汪汪起来，同时依然执著地说：“这碗可是要传代的呀。”
这使孙广才气急败坏，他对着祖父吼叫道：
“你他娘的别装了。”孙有元干脆嗷嗷大哭，声音响亮地叫道：
“这碗打破了，我儿子以后吃什么呀？”
那时候我弟弟突然笑出声来，祖父的模样在他眼中显得十分滑稽，我那不识时务的弟弟竟然在那种时候放声大笑。我哥哥孙光平虽然知道那时候笑是不合时宜的，可孙光明的笑声感染了他，他也止不住笑了起来。我父亲那时可真是四面楚歌，一边是孙有元对他晚年的糟糕预测，另一边是后辈似乎幸灾乐祸的笑声。孙广才疑虑不安地看着他的两个宝贝儿子，心想这两个小子实在是有点靠不住。
我兄弟的笑声是对我祖父的有力支持，虽然他们是无意的。我一惯信心十足的父亲，在那时难免有些慌张，面对依然嚎啕叫着的孙有元，孙广才丧失了应有的怒气，而是脆弱地向门口退去，同时摆着手说：
“行啦，祖宗，你就别叫啦，就算你赢了，就算我怕你，你他娘的就别叫啦。”可是来到屋外以后，孙广才又怒火冲天了，他指着在屋中的家人骂道：“你们全他娘的是狗养的。”
第四章 威胁
我成年以后，有一天中午，一个站在街道旁的孩子以其稚嫩有趣的动作，使我长久地注视着他。这个衣着鲜艳的小家伙，在灿烂的阳光里向空气伸出胖乎乎的胳膊，专心致志地设计着一系列简单却表达他全部想象的手势。其间他突然将右手插入裤裆，无可奈何地进行了现实的搔痒，而他脸上则维持住了被想象陶醉的痴笑。面对如此嘈杂的街道，孩子不受侵犯地沉浸在小小的自我之中。
后来，一队背着书包的小学生从他身旁走过，才使他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幸福。这个孩子发呆地看着处于年龄优势的他们走远。我没有看到他的目光，但我知道他那时的沮丧。被他们随随便便背在肩上的书包，微微摇晃着远去。这一景象对一个还没到上学年龄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况且他们又是排着队走去，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嫉妒、羡慕和向往。这样的情感折磨着他，最终产生了对自己的不满。我看到他转过身来，哭丧着脸气乎乎地走入一条胡同。
二十多年前，当我哥哥背上书包耀武扬威地走去，我的父亲向他发出最后的忠告时，站在村口的我最初发现了自己的不幸。一年多以后，我同样背上书包上学时，已经不能像孙光平那样获得孙广才的忠告了，我所得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类教导。那时我离开南门已有半年，那个将我带离南门的高大男人成为了我的父亲，而我的母亲不再是拥有蓝方格头巾在田间快速走动的瘦小女人，取而代之的是脸色苍白终日有气无力的李秀英。我后来的父亲，那个名叫王立强的男人，有一天上午用他有力的胳膊抱开了一只沉重的木箱，从下面的箱子里拿出了一只全新的草绿色军用挎包，告诉我这就是我的书包。王立强对农村来的孩子有着令人哭笑不得的理解，或许因为他也出自农村，所以他始终觉得乡下的孩子和狗一样，喜欢随地拉屎撒尿。他正式领养我的第一天，就反复向我说明便桶的重要性。他对我排泄方式的关心，在背上书包这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时刻仍然念念不忘。他告诉我，上学以后就不能随随便便上厕所了，首先应该举手，在教师允许以后才能去。我当时的内心是多么骄傲，穿着整洁的衣服，斜背着草绿的书包，身边走着身穿军装的王立强。我们就这样来到了学校。我看到一个织着毛衣的男人，轻声细气地和王立强说话，但我不敢笑，因为他是我的老师，然后是一个和我同龄的孩子，挥舞着书包向我们奔跑过来。那个男孩和我互相看来看去，不远处有一群孩子都在看着我。王立强说：
“你过去吧。”我走到了那群陌生的孩子中间，他们好奇地看着我，我也好奇地看着他们。不一会我就发现自己十分优越，我的书包比他们的都要大。可就在这时，就在我为自己感到自豪的时候，准备离去的王立强走过来响亮地提醒我：
“拉屎撒尿别忘了举手。”
我小小的自尊顿时遭受了致命的一击。
我年幼时这五年的城镇生活，是在一个过于强壮的男人和一个过于虚弱的女人之间进行的。我并不是因为招人喜爱才被城镇选中，事实上王立强夫妇对我的需要远胜于我对城镇生活的热情。他们没有孩子，我后来的母亲李秀英说她没有喂奶的力气。同样的说法到了王立强那里就完全不一样了，王立强用果断的语气告诉我，疾病缠身的李秀英要是一生孩子就要断气。这话在我当时听来实在有些吓人。他们都不喜欢婴儿，选中六岁的我，是因为我能够干活了。公正地说，他们是准备一辈子都把我当儿子对待的，否则他们完全可以去领养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这样的孩子干活时会让他们更为满意。问题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已经具有了难以改变的习性，他们可能会因此大伤脑筋。他们选中了我，让我吃饱穿暖，让我和别的孩子一样获得上学机会，同时也责骂和殴打过我。我这个别人婚姻的产物，就这样成为了他们的孩子。
我在那里整整五年的生活，李秀英只有一次出门，那次她离去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我一直没有弄明白李秀英究竟得了什么病，她对阳光的热爱给了我无法磨灭的印象。这位我后来的母亲整个身体就像是一场绵绵阴雨。
王立强第一次带我走进她的房间时，满屋的小凳子让我惊奇万分，上面摆着众多的内衣内裤，让通过窗玻璃的阳光照耀它们。她对我们的进来仿佛毫无察觉，伸出的手似乎在拉一根很细的线一样，摸索着阳光。随着阳光的移动，她也移动凳子，好让那些色彩纷呈的内衣始终沐浴着阳光。她神态安详地沉浸在那单调和贫乏之中，我不知道我在那里站了有多久，当她向我转过脸来，我看到了一双大而空洞的眼睛，从而让我现在回想时，看不到她的目光。接着是很细的声音，像一根线穿过针眼一样穿过了我的耳朵，她告诉我，她要是穿上潮湿的内衣就会——“立刻死掉。”我吓了一跳，这个毫无生气的女人说到死掉时斩钉截铁。我离开了亲切熟悉的南门和生机勃勃的父母兄弟，来到这里时，一个令我不安的女人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她随时都会死掉。后来我才渐渐感到李秀英当初的话并不是耸人听闻的，在那些连续阴雨的日子，她就会发烧不止，躺在床上哼哼哈哈，她那时奄奄一息的神态，总让我感到她马上就要实现自己的预言了。可是阳光穿过窗玻璃来到那一排小凳子上时，她就安详和心满意足地接受自己继续生存的事实。这个女人对潮湿有着惊人的敏感，她都可以用手去感觉空气中的湿度，每天早晨我拿着干抹布推开她的房门去擦窗玻璃，她从印着蓝花的布蚊帐里伸出一只手，像是抚摸什么东西似的抚摸着空气，以此来检验这刚刚来到的一天是否有些潮湿。最初的时候总把我吓得战战兢兢，她整个身体消隐在蚊帐后面，只露出一只苍白的手，张开五指缓缓移动，犹如一只断手在空气里漂浮。
疾病缠身的李秀英自然要求清洁，她的世界已经十分狭窄，如果再乱糟糟的话，她脆弱的生命就很难持续下去。我几乎承担起了全部保持屋内整洁的劳动，擦窗玻璃是所有劳动中最重要的，我每天都必须擦两次，从而保证阳光能够不受尘污干扰地来到她的内衣上。打开窗户以后我的苦恼就来了，我要把玻璃向外的一面擦得既干净又迅速，我小小的年龄要达到迅速实在是力不从心。李秀英是一个真正弱不禁风的女人，她告诉我风是最坏的东西，它把尘土、病菌，以及难闻的气味吹来吹去，让人生病，让人死去。她把风说得那么可怕，使我在童年的印象中，风有着青面獠牙的模样，在黑夜里爬上我的窗户，把玻璃磨得沙沙乱响。
李秀英完成了对风的攻击之后，突然神秘地问我：
“你知道潮湿是怎么来的？”
她说：“就是风吹来的。”
她说这话时突然的怒气冲冲把我吓得心脏乱跳。
玻璃起到十分奇妙的作用，它以透明的姿态插入到李秀英和外界生活之间，既保护了她不受风和尘土的侵扰，又维护住了她和阳光的美好关系。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些下午的时刻，阳光被对面的山坡挡住以后，李秀英伫立在窗前，望着山那边天空里的红光，仿佛被遗弃似的满脸忧郁，同时又不愿接受这被遗弃的事实，她轻声告诉我：“阳光是很想照到这里来的，是山把它半路上劫走了。”
她的声音穿越了无数时光来到我现在成年的耳中，似乎让我看到了她和阳光有着由来已久的相互信任。而那座山就像是一个恶霸，侵占了她的阳光。
整日在外忙忙碌碌的王立强，并不只指望我能够干活，他似乎希望我在屋内的响声，可以多少平息一点李秀英因为孤单而出现的忧伤。事实上李秀英并不重视我的存在，她喜欢用过多的时间来表达对自己的怜悯，而用很少的心情来关心我，她总是不停地唠叨自己这里或那里不舒服，可当我提心吊胆地出现在她面前，期待着自己能为她干些什么时，她却对我视而不见。有时候我的吃惊，会引起她对自己疾病的某种不可思议的骄傲。我刚到她家时，看到她在屋内地上铺着泛黄的报纸，上面晒着无数小白虫。患病的李秀英胡乱求医，那些可怕的小白虫是她新近得到的一道偏方。当这个憔悴的女人将小白虫煮熟后，像吃饭似的一口一口十分平静地咽下去时，站在一旁的我脸色灰白。我的恐惧竟然引起了她的得意，她向我露出了神气十足的微笑，不无自得地告诉我：
“这是治病的。”李秀英虽然自我得让人时常难以忍受，她在骨子里却是天真和善良的，她的疑神疑鬼是女人的通病。我刚去时，她总是担心我会干出一些对她家极为不利的事，所以她考验了我。有一次我在擦另一个房间的窗户对，发现窗台上有五角钱。我吃了一惊，五角钱对当初的我可是一笔巨大的数目。当我将钱拿去交给她时，显然我的吃惊和诚实使她如释重负。她明确告诉我，这是对我的考验。她用令人感动的声调称赞我，她那过多赞美词语的称赞，使我当时激动得都差点要哭了。她对我的信任一直保持了五年，后来我在学校遭受诬陷时，只有她一个人相信我是清白的。
身强力壮的王立强一旦回到家中就显得死气沉沉，他经常独自坐在一边愁眉不展。曾经有一次，我来到他家的第一个夏天，他让我坐在窗台上，仔细地向我讲述山坡那边有一条河，河上有木船，这样简单却使我铭心刻骨的景象，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温和的男人，可他有时候的语言十分恐怖。他有一个非常喜爱的小酒盅，作为家中唯一的装饰品被安放在收音机上端，他为了让我重视酒盅，很严肃地告诉我，如果我有朝一日打破了酒盅，他就会拧断我的脖子。当时他手里正拿着一根黄瓜，他咔嚓一声扭断了黄瓜，对我说：
“就是这样。”吓得我脖子后面一阵阵冷风。
在我接近七岁的时候，生活的变换使我仿佛成为了另外一个人。应该说我那时对自己的处境始终是迷迷糊糊，我在随波逐流的童年，几乎是在瞬间的时间里，将在南门嘈杂家中的孙光林，变换为在李秀英的呻吟和王立强的叹息里常受惊吓的我。我是那样迅速地熟悉了这个名叫孙荡的城镇，最初的时候我每天都置身于好奇之中。那些石板铺成的狭长街道，让我觉得就如流过南门的河一样不知道有多长。有时候在傍晚，王立强像个父亲那样牵着我的手走过去时，我会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