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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师有着令人害怕的温柔，这个戴着眼镜的男人，有点像我后来见到的苏宇的父亲。他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可他随时都会突然给予我们严厉的惩罚。
他的妻子似乎是在乡下一个小集镇上卖豆腐，这个穿着碎花衣服的年轻女人，总是在每个月的头几天来到学校，有时候她还会带来两个穿得花里胡哨的小女孩。当时我们都觉得她很漂亮，她有一个习惯动作就是经常伸手去搔屁股。听说她所在地方的人都叫她豆腐西施。她每次来到，我们的老师就要愁眉苦脸，因为他刚刚领到的工资必须如数交给她，她再从中拿出一点给他。那时候她总要尖声细气地训斥我们的老师：“皱什么眉？晚上需要我了你就笑嘻嘻，要你拿钱你就要哭了。”我们当初都弄不明白老师为何一到晚上就会笑嘻嘻。我们给老师的妻子起了个绰号叫皇军，她就像是扫荡的日本鬼子，每个月都来扫荡老师的钱袋。
这个绰号是谁想出来的，我已经记不起来。可我忘不了那一次国庆跑进教室时的有趣神态，他将黑板擦往讲台上使劲敲几下，然后庄重其事地宣布，说老师要迟一些再来，因为——“皇军来了。”国庆那一次可真是胆大包天了，他竟然还敢接下去这么说：“汉奸正陪着她呢。”这个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必须为他的聪明付出代价。几乎同时有二十来个同学揭发了他，皇军的丈夫，我们的老师站在讲台上脸色铁青，那时的国庆吓得满头大汗。我也吓傻了，我不知道老师会怎样处罚国庆，不仅是我，就是那些揭发国庆的同学也都有些不安。我们当初的年龄对即将来到的处罚，有着强烈的恐惧，即便这种处罚是针对别人的。
老师可怕的脸色足足保持了有一分钟，随即突然变得笑眯眯了，他的脸色在转变的那一瞬间极其恐怖。他软绵绵地对国庆：“我会罚你的。”然后面向我们：“现在上课了。”我的同学整节课都脸色惨白，他以切实的害怕和古怪的期待等着老师对他的处罚。可是下课后老师看都没看他一眼，就夹着讲义出去了。我不知道他这一天是怎样熬过来的，他自始至终坐在自己座位上，像个新来的同学那样胆怯地望着我们。他不再是那个热衷于在操场上奔跑的国庆，倒成了一只受不起惊吓的小猫。有几次我和刘小青走过去时，他嘴巴一歪一歪都快要哭出来了。直到下午放学以后，他完全地走出了校门，才突然像一头囚禁过久的豹一样狂奔乱跑了。当时我们都感到，不会有事了，我们断言老师肯定是忘了，而且皇军还在这儿呢，晚上老师一定又要忙着去笑嘻嘻了。
然而翌日上午的第一节课，老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让国庆站起来问他：“你说我应该怎么处罚你？”
彻底忘记这事的国庆，身体像是被推了一下地打了个寒战。他恐惧地望着老师，摇了摇头。
老师说：“你先坐下，好好想一想。”
老师让他好好想一想，其实是让他别忘了自己折磨自己。此后的一个月，国庆都过得暗无天日。总是在国庆忘记了处罚这事，显得兴高采烈时，老师就会突然来到他身旁，轻声提醒他：“我还没罚你呢。”这种引而不发的处罚，使国庆整日提心吊胆。这个可怜的孩子那些日子里，只要一听到老师的声音，就如树叶遇到风一样抖动起来。他只有在放学回家时才略感安全，可是第二天往学校走去时他又重新胆战心惊。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直到父亲对他的抛弃才算结束，而被另一种更为深远的不幸所代替。老师也许是由于怜悯，他不仅放弃了对国庆的恫吓，而且那些日子里，他想方设法寻找理由来表扬国庆。国庆的作业里有两个错字都能得满分，我一个错字没有才只能得九十分。在国庆母亲的兄妹来到之前，我们的老师曾带着国庆去见过他的父亲。嗓音温和的老师反复向那个混帐男人说明，国庆是多么听话多么聪明，学校里的老师没有不喜爱他的。听了老师冗长的赞美之后，国庆的父亲却是冷冷地说：
“你那么喜欢他，就收他做儿子算了。”
我们的老师毫不示弱，他笑眯眯地说：
“我倒是想收国庆做孙子。”
我自己在遭受处罚之前，曾经十分崇敬和喜爱我们的老师。当王立强领着我最初来到学校时，老师织毛衣的模样让我万分惊奇，我从未见过男人织毛衣。王立强把我带到他身边，让我叫他张老师时，我才知道这个滑稽的男人是我的老师。他当初显得亲切和蔼，我记得他用手抚摸我的肩膀，说出一句让我受宠若惊的话：
“我会给你安排一个好座位的。”
他确实这样做了，我被安排到第一排的中央。他讲课时，除非要在黑板上写字才会站到讲台后面去，别的时候他就站在我的面前。将他的讲义摊开放在我的桌上，双手撑住我的课桌，唾沫横飞地讲着。我倾听时，仰起的脸上饱尝了他的唾沫，犹如在细雨中听课。而且他还能时时发现自己的唾沫已经飞到了我的脸上，于是他时时伸过来沾满粉笔灰沫的手，替我擦去他的唾沫。往往是一节课下来，我的脸就要像一块花布那样色彩纷呈了。我第一次接受他的处罚，是三年级的第一学期。一场在冬天来到的大雪，使我们这些忘乎所以的孩子，在操场上展开了雪球的混战。我的倒霉是将一个应该扔向刘小青的雪球，错误地击在了一个女同学的脑袋上。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这个娇滴滴的女孩发出的哭喊，现在听起来像是遭受了调戏似的。她向老师指控了我。
于是刚刚坐下的我，被老师从座位里叫了出来。他让我到外面去捏一个雪球玩玩，当时我以为他是在讽刺我，我在座位上站着不敢动，他也仿佛把我忘了似的继续讲课，过了一会他才奇怪地说：“你怎么还不去？”我这才走到教室外面，去捏了一个雪球。我重新回到教室时，老师正在朗诵课本上有关欧阳海的故事，他的朗诵犹如一条山路似的高高低低，让我站在门边不敢出声。他终于朗诵完一个大段，走到了讲台后面，要命的是他看都没看我。他对我的遗忘使我心里发慌。他在黑板上写字时，我怯生生地对他说：“老师，雪球捏好了。”
他总算看了我一眼，嘴里“嗯”了一下，接着继续写字。写完后将粉笔扔入了粉笔盒，叫出了那个遭受雪球一击的女同学，让她走到我跟前看看，刚才击中她的雪球是否和我手中的一样大。这个女孩根本就没有看到刚才的雪球，我是扔在她的后脑上，并且马上就碎了。早就平静下来的女孩，一走到我面前又委屈地哭哭啼啼起来，她说：
“比这个还要大。”我只能再次倒霉地被老师赶出教室，去捏一个更大的。当我捧着一个大雪球进来后，老师没再让那个女同学前来检验。他绕了两个圈子后，真正发布了对我的处罚，告诉我就这么站着，等到雪球融化了我才能回到座位了。
在那冬天的上午，呼呼北风从教室破碎的窗玻璃上吹进来，老师双手插在袖管里，在寒冷中讲叙着英雄欧阳海的故事。而我则捧着一个冰冷的雪球站在门边，我的手因为寒冷出现了奇特的灼烫，这种灼烫的感觉使我的手如同在被锯断一样疼痛。可我还必须时刻小心，不让雪球脱手而落。
这时老师走到了我的身旁，他体贴地对我说：
“你捏紧一点，这样就会融化得快一点。”
一直到下课，雪球都没怎么融化。老师夹着讲义从我身旁走出去后，同学们全围了上来。他们的询问和雪球何时才能融化的议论，无疑加重了我的悲哀，委屈得差点要让我哭了。国庆和刘小青气势汹汹地走到那个女同学课桌前，大骂她是叛徒、是走狗。那可怜的女孩一下子就哭了起来，她整理了书包后站起来就往外走，说是要去告诉老师。国庆和刘小青没想到她又用上这一招，赶紧拉住她拚命求饶认罪。这时我的手完全麻木了，就如两根冰棍一样，雪球毫无知觉地掉落在地，开放出了满地的雪花。雪球的破碎让我极其害怕，我就和满地的雪花那样哇哇哭了起来，同时恳求身旁的同学能够证明我：“我不是有意的，你们都看到的，我不是有意的。”
我们老师的权威并不是建立在准确的判断上，而是紧随其后的那种严厉的独特的惩罚。他判断是非简直太随心所欲了，正因为这样，他的处罚总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到，并且变幻莫测。他从没有重复过自己的处罚，我在孙荡小学的四年生活证明了这一点。他在这方面表达了卓越的才华，和出众的想象力。这就是我们一见到他就胆战心惊的全部缘故。
有一次我们十来个同学在操场上扔皮球，不小心打碎了教室的窗玻璃。那一次老师对我们的处罚是最轻的，由于我事先根本就没有料到自己也会接受处罚，我就进行了一次软弱无力的反抗。我依然记得当时打破玻璃那个同学的可怜神态，老师还没有跨进教室，他就呜呜地乱哭了，他已从想象中看到自己受罚时的可怕情景。后来老师进来了，他笑眯眯地站在讲台上，我怀疑他一旦得到处罚学生的机会就会深感愉快。和以前一样，他总是做出出乎我们意料的决定，他没有像我们认为的那样，直接去处罚那个同学，而是让所有参加扔皮球的同学举起手来，我们举起了手。他就说：
“你们每人写一份检查。”
当时我真是万分吃惊，其实这是老师的一贯作风。我觉得自己没有错，为什么也让我写检查？我的心里出现了反抗的声音——我不写，这是我第一次反抗成年人，而且是反抗这个让所有学生不寒而栗的老师。
我努力使自己勇敢，心里还是一阵阵发虚。下课后我极力鼓动受罚的同学和我一样反抗老师。他们在表达自己不满时和我一样激动，可一旦说到拒绝写检查，他们全部吞吞吐吐了。到头来国庆还装得满不在乎地对我说：
“现在写检查没关系，现在我们还没有档案，以后工作了就不能写，检查要进*蛋*的。”
于是孤立的我，经历了也许是我一生中勇敢的时刻，我大声告诉他们：无论怎样我都不写。我站在教室的角落里，看到众多的同学都吃惊地望着自己。我虚荣的激动使我声音颤抖，极不牢靠的兴奋，让我感到自己，一个十岁的孩子拥有了真理。是的，我是对的。老师自己也说过，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老师也会有错的时候。”
我这样告诉大家。整整一天我都陶醉在对自己的欣赏之中，我还是一个孩子，可我已经能够看到成年人的缺点了。我的想象开始展翅飞翔，我布置了这样的场景，老师和我在课堂上进行了争论，我那时滔滔不绝妙语连串，因为我有真理的支持。老师尽管也能言善辩，可他没有真理的支持，最后当然是他输了。他令人激动地承认了这一点，并且用美丽的词语称赞我。所有的女同学都崇敬地望着我，当然也包括所有的男同学，并且用美丽的词语称赞我。那时我已经能够感受被女孩子喜爱时的那种幸福了。这种时候我的想象必须终止了，我已经热泪盈眶。我要让想象长久地停留在这个地方，从而让自己一遍遍周而复始地品尝这激动无比的幸福。
在我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显得十分冷静，他对我不闻不问。我逐渐变得忐忑不安，禁不住吓唬自己，会不会是老师正确呢？毕竟那时候我也在扔皮球，如果不是我扔给刘小青，刘小青再扔给了他，他又怎么会扔出去打碎了玻璃？我的思维开始了可怕的延伸，到头来我整日忧心忡忡，哪还敢在课堂上和老师争论。
自信的恢复是来自于李秀英的帮助，有一次我在擦玻璃时，终于忍不住去问李秀英，我是不是可以在操场上玩扔皮球。李秀英说当然可以。接着我继续问，如果我们中间有个同学打碎了玻璃，我有没有错。她这次的回答更为干脆：
“别人打碎的，管你什么事。”
真理终于又回来了，我不再疑神疑鬼。谁也无法来改变我相信自己是正确的。然而老师对我长时间的冷落，使我的激动慢慢消亡，开始被越来越明显的沮丧所代替。最初的时候，我曾经激动地期待着在课堂上和老师展开争论。夜晚的时刻我准备了那么多的语言，清晨来到后又不断地鼓励自己。一听到上课铃响，我的心就狂跳不已。我最担忧的是自己会临阵怯场，到时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由于老师的冷落，使这样的担忧越来越突出。我的沮丧和胆怯与日俱增，而自信则开始不知去向。慢慢地我就恢复了事前的平静，我觉得一切都过去了，我开始忘记这些。也许老师也早已忘记了这事，皇军又来了，他晚上又要笑嘻嘻了。似乎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我在内心的自我争吵，我同时扮演了老师和我，终于我精疲力竭地放弃了这种游戏。我重新投入到喧闹的操场上去，恢复了童年时真正的我，无忧无虑地奔跑和喊叫。可是这时候国庆走过来了，告诉我，老师让我去他办公室。我一下子又紧张了，我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向老师走去时一抖一抖的。国庆他们轻松自在的喊叫就在我的身后，我知道自己曾经热切期待而后来又极其害怕的时候来到了。我努力搜寻那些准备已久的雄辩词语，可我一句也找不着啦。那时候我感到嘴唇发抖马上就要放声大哭了，我鼓励自己不要哭，要勇敢。我知道老师会极其严厉地训斥我，说不定他又会想出什么奇奇怪怪的办法来处罚我，但我一定不能哭，因为我没有错。是的，我没有错，错的是老师。我应该这样去告诉他。我说话的时候要慢一点，不要被他突然而起的喊叫所吓倒，也不要怕他的笑眯眯。就这样，我走入了老师的办公室，我欣慰地感到自己又有勇气了。
教师向我友善地点点头，他正微笑着和另一位老师说话。我站在他身旁，看他手里翻弄着一叠纸，第一张就是刘小青的检查。他和别的老师说着话，缓慢地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