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向我友善地点点头，他正微笑着和另一位老师说话。我站在他身旁，看他手里翻弄着一叠纸，第一张就是刘小青的检查。他和别的老师说着话，缓慢地将一张一张检查翻过去，让我看得十分清楚。最后我看到了国庆的检查，字写得特别大。老师这才向我转过身来，和颜悦色地问：“你的检查呢？”这时候我完全崩溃了。所有同学的检查经历了一次展览后，我立刻丧失了全部的勇气，我结结巴巴地说：
“还没有写完。”“什么时候能写完？”他询问的声音极其温和。
我迫不及待地回答：“马上就写完。”
我在孙荡的最后一年，升入小学四年级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正在楼下燃煤球炉。国庆和刘小青跑来告诉我一个吃惊的消息，在我们教室的墙上出现一条用粉笔写成的标语，意思是打倒张青海，即我们的老师。
当时他们显得异常兴奋，他们用近乎崇拜的语气恭维我，说我真是有胆量。该死的张青海早该打倒了，我们都接受过他方式奇特却极其要命的处罚。他们的兴奋感染了我，他们以为是我写的而对我的崇拜，使我在那一刻真想成为那个写标语的人。可我只能诚实，我几乎是不好意思地告诉他们：
“不是我。”国庆和刘小青当初显示出来的失望，让我深感不安。我以为他们的失望是因为我不是那个勇敢的人，就像刘小青说：
“也只有你才有这样的胆量呵。”
我心里觉得国庆比我更有胆量，我这样说了，丝毫不是为了谦虚。国庆显然接受了我的称赞，他点点头说：
“要是我，我也会写的。”
刘小青紧接上去的附和，促使我也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实在不愿意再让他们失望了。
我就这样进入了一个圈套，我根本就想不到国庆和刘小青是肩负着老师的旨意，来试探我。星期一来到后，我向学校走去时还傻乎乎地兴高采烈，紧接着我就被带入了一个小房间，张青海和另一位姓林的女老师，开始了对我的审问。
先是林老师问我是否知道那条标语的事。在那么一个小房间里，门被紧紧关上，两个成年人咄咄逼人地看着我。我点点头说是知道。她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犹豫不决了。我能说出国庆和刘小青的兴高采烈吗？如果他们也被带到这里来，会怎样看我呢？他们肯定会骂我是叛徒。
我紧张地看着他们，那时候我仍然不知道他们怀疑我了。那个女老师嗓音甜美地问我，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来没来过学校。我摇摇头。我看到她向张青海微笑了一下，接着迅速扭过头来问我：“那你怎么知道标语？”
她突然响起的声音吓我一跳。一直没有说话的张青海这时软绵绵地问我：“你为什么要写那条标语？”
我急忙申辩：“不是我写的。”
“不要撒谎。”林老师拍了一下桌子，继续说，
“可是你知道那条标语，你没来过学校，怎么会知道？”
我没有办法了，只能说出国庆和刘小青，否则我怎么来洗刷自己。我这样说了，可他们对我的话没有丝毫兴趣，张青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查对过笔迹了，就是你写的。”
他说得那么肯定。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拚命摇头，让他们相信我。他们都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互相看来看去，仿佛根本就没听我的申辩。我的哭泣将众多的同学引到了窗下，那么多人都看着我哭，可我顾不上这些了。那个女老师站起来去驱赶他们，接着关上了窗户。刚才关上了门，现在又关上了窗户。这时张青海问我：
“你是不是说过，要是你，你也会写的。”
我恐惧地望着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他偷听了我们星期六下午的对话？
是上课的铃声暂时拯救了我，他们让我在这里站着别动，他们要去讲课了，他们走后我独自一人站在这间小屋子里，椅子就在旁边，我不敢坐。那边的桌子上有一瓶红墨水，我真想去拿起来看看，可他们让我站着别动。我只好去看窗外，窗外就是操场，此刻高年级的同学正在那里列队，不一会就解散了，他们打球或者跳绳。体育课是我最喜欢的课。那边教室里传来了朗读的声音，隔着玻璃听起来很轻。我第一次站在外面听着他们朗读，我多么希望自己也在他们中间，可我只能站在这里受罚。有两个高年级的男同学敲打起窗玻璃，我听到他们在外面喊：“喂，你刚才为什么哭？”
我的眼泪又下来了，我伤心地抽泣起来。他们在外面哈哈笑了。下课铃响过以后，我看到张青海带着国庆和刘小青走过来。我想他们怎么也来了，是我把他们牵涉进来的。他们在窗外就看到了我，他们的眼睛只看了我一下，就傲慢地闪了过去。接下去的情形真让我吃惊，国庆和刘小青揭发了我，我在星期六下午说的那句话——要是我，我也会写的。于是林老师用手指着我，却面对张青海说：
“有这想法就会写那标语。”
我说：“他们也这样说了。”
这时国庆和刘小青急忙向老师说明：
“我们是为了引诱他才这么说的。”
我绝望地看着我的同学，他们则是气乎乎地瞪着我。然后老师就让他们出去了。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上午，两个成年人轮番进攻我，我始终流着眼泪不承认。他们的吼叫和拍桌子总是突然而起，我在哭泣的同时饱受惊吓，好几次我吓得浑身打抖不敢出声。林老师除了枪毙我以外，什么恫吓的话都说了。到后来她突然变得温柔了，耐心地告诉我，公安局里有一种仪器，只要一化验就会知道，那墙上标语的笔迹和我作业簿上的一模一样。这是那个上午里我唯一得到的希望，但我又担心仪器会不会出差错，我就问她：“会不会弄错呢？”“绝对不会。”她十分肯定地摇了摇头。我彻底放心了，我对他们欢欣地叫道：“那就快点拿去化验吧。”
可他们却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互相看了好一会，最后是张青海说：“你先回家吧。”那时放学的铃声已经响过了，我终于离开了那间小屋子。上午突然来到的一切，使我暂获自由以后依然稀里糊涂。我都不知道自己怎样走到了校门口，在那里我见到了国庆和刘小青，由于委屈我又流出了眼泪，我走过去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当时的国庆有些不大自在，他红着脸对我说：
“你犯错误了，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
刘小青却是得意洋洋地说道：
“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老师派来侦察你的。”
成年人的权威，使孩子之间的美好友情顷刻完蛋。以后很长时间里，我再没和他们说过话。一直到我要返回南门，去向国庆求助时，才恢复了我和他之间的亲密，可同时也成了我们的分别。后来，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
下午的时候，我傻乎乎地坐到教室里准备上课了。夹着讲义走进来的张青海一*劬*看到了我，他一脸奇怪地问我：
“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在这里干什么？本来我是来上课的，可他这么一问我就不知道了。他说：“你站起来。”我慌忙站起来。他让我走出去，我就走了出去，一直走到操场中央，我四下望望，不知道他要我走到哪里去。犹豫了片刻后，我只能鼓起勇气往回走，重新来到教室里，我提心吊胆地问张青海：“老师，我要走到哪里去？”
他回过头来看着我，依然是软绵绵地问我：
“你上午在哪里？”我扭过头去，看到了操场对面那间小屋子，我才恍然大悟。我问：“我要到那小屋子里去？”
他满意地点点头。那天下午我继续被关在那间小屋子里，我一直拒绝承认惹恼了他们。于是王立强来到了学校，身穿军装的王立强来到后，仔细听着他们的讲叙，其间有几次回过头来责备地望了望我。我当初多么希望他也能认真地听一听我的申辩，可他听完老师的讲叙后，根本就不关心我会说些什么。他带着明显的歉意告诉他们，我是他领养的，领养时我已经六岁了。他对他们说：“你们也知道，一个六岁的孩子已经有一些很难改变的习性了。”这是我最不愿意听到的。但他没有像老师那样逼我承认，这方面的话他一句都没说。他很快就站起来说是有事走了，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避免伤害我。如果他继续呆下去，他就很难不去附和老师的话。他逃脱了这个令他尴尬的处境。我却是充满了委屈，他那么认真地听老师讲叙，可一句也不来问我是不是这样。要不是后来李秀英对我的信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初的我深陷于被误解的绝望之中，那是一种时刻让我感到呼吸困难的情感。没有人会相信我，在学校里谁都认为那标语是我写的。我成了一个撒谎的孩子，就是因为我拒不承认。
那天下午放学回家时，我接受了双重折磨。在被误解的重压之下，我还必须面对回家以后的现实，我想王立强肯定将这事告诉李秀英了。我不知道他们会给我什么样的处罚。我就这样几乎是绝望地回到家中，一听到我的脚步，躺在床上的李秀英立刻把我叫过去，她十分严肃地问我：
“那标语是不是你写的？你要说实话。”
整整一天了，我接受了那么多的审问，可没有一句是这样问的。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说：
“不是我写的。”李秀英在床上坐起来，尖利地喊叫王立强，对他说：
“肯定不是他写的，我敢保证。他刚来我们家时，我偷偷将五角钱放在窗台上，他都很老实地拿过来交给我。”然后她面向我，“我相信你。”王立强在那边屋子里表达了对老师的不满，他说：
“小孩又不懂事，写一条标语有什么了不起的。”
李秀英显得很生气，她指责王立强：
“你怎么能这样说，这样不就等于你相信是他写的了。”
这个脸色苍白脾气古怪的女人，那一刻让我感动得眼泪直流。她也许是因为用力说话，一下子又瘫在了床上，轻声对我说：“别哭了，别哭了，你快去擦玻璃吧。”
在家中获得了有力的信任以后，并没有改变我在学校的命运。我在那间光线不足的小屋子里，又呆了整整一天。隔离使我产生了异常的恐怖。虽然我和别的同学一样上学，也一样放学回家，可我却是来到这间小屋子，被两个处于极端优势的成年人反复审问。我哪经受得住这样的进攻。
后来他们向我描绘了一个诱人的情节。他们用赞赏不已的口气，向我讲叙了这样一个孩子，和我一样的年龄，也和我一样聪明（我意外地得到了赞扬），可他后来犯了一个错误。
他们不再气势汹汹，开始讲故事了，我凝神细听。这个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偷了邻居的东西，于是他在自己心里受到了指责，他知道自己犯错误了。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将东西还给了邻居，并且认了错。
林老师这时亲切地问我：
“你猜，他受到批评了吗？”
我点了点头。“不。”她说。“他反而受到了表扬，因为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就这样引诱我，让我渐渐感到做了错事以后认错，比不做错事更值得称赞。遭受了过多指责以后，我太渴望得到称赞了。我是怀着怎样激动和期待的心情，终于无中生有地承认了下来。两个达到了目的的成年人总算舒了一口气，然后精疲力竭地靠在椅子上，古怪地看着我。他们既没有称赞我，也不责骂。后来是张青海对我说：
“你去上课吧。”我走出了小屋子，穿过阳光闪烁的操场，心里空荡荡地走向了教室。我看到教室里许多同学都扭过头来向我张望，我感到自己开始脸红了。可能是三天以后，那天我很早就背着书包去学校。走进教室时我吓一跳，张青海独自一人坐在讲台后面，讲台上放着他的讲义。他看到我立刻招了招手，我走到了他身旁，他轻声问我：“你知道林老师吗？”我怎么会不知道她呢？她甜美的嗓音在那间小屋子里责骂恫吓过我，也是她说过我聪明。我点点头。
张青海微微一笑，神秘地告诉我：
“她被关起来了。她家里是地主，她一直隐瞒着，后来派人去调查才知道的。*蔽*吃了一惊。林老师被关起来了？前几天她还和张青海一起审问我，那么义正词严，那么滔滔不绝。现在她被关起来了。张青海低头看他的讲义去了，我走到了教室外面，望着对面那间小屋子，心里反复想着林老师被关起来，这令人吃惊的事。那时有几个同学走了进去，我听到张青海又在轻声告诉他们这些了。老师的微笑让我害怕，在那间小屋子里，林老师和他显得那么同心同德，现在他却是这样的神态。
回到南门应该说，我对王立强和李秀英有着至今难以淡漠的记忆。我十二岁回到南门，十八岁又离开了南门。我曾经多次打算回到生活了五年的孙荡去看看，我不知道失去了王立强以后，李秀英的生命是否还能延续至今。
虽然我在他们家中干着沉重的体力活，但他们时常能给予我亲切之感。我七岁那年，王立强决定让我独自去茶馆打开水。他说：“我不告诉你茶馆在哪里，你怎么去呢？”这个问题让我想得满头大汗，终于找到了答案，我欢快地说：“我去问别人。”王立强发出了和我一样欢快的笑声。当我提着两只热水瓶准备出门时，他蹲了下来，努力缩短他的身高，以求和我平等。他一遍一遍告诉我，如果实在提不动了就将热水瓶扔掉。我当时十分惊讶，那两个热水瓶在我心目中是非常昂贵的物品，他却让我扔掉。“为什么要扔掉？”他告诉我，如果实在提不动了摔倒在地的话，瓶里的开水就会烫伤我。我明白他的意思了。
我口袋里放了两分钱，提着两个热水瓶骄傲地走了出去。我沿着那条石板铺成的街道走去，用极其响亮的声音向旁人打听，茶馆在什么地方。我不管此后的打听是否多余，依然尖声细气喊叫着。我小小的诡计一下子就得逞了，路旁的成年人都吃惊地看着我。我走入茶馆时，用更加响亮的声音将钱递过去，收钱的老太太吓了一跳，她捂着胸口说：“吓死我啦。”她的模样让我格格笑出声来，而她则迅速转换成了惊奇。当我提着两瓶水走出去时，她在后面提心吊胆地说：
“你提不动的。”我怎么会扔掉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