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式。她突然而起的喊声是那样的锋利，犹如一块玻璃碎片在空中呼啸而去。
那个白昼对我来说，是极其恐怖的。我在李秀英肆无忌惮的喊叫里胆战心惊，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偷偷打开李秀英的房门，我看到她安静的背影正俯向自己的内衣，没一会她的身体就挺直起来，仰起脸又喊叫了：
“啊——”李秀英第二天一早就回娘家去了。那时候天还没亮，我被一只摇晃的手弄醒，在刺眼的灯光里，我看到一个戴着大口罩，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人正俯向我，我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接着我听到李秀英的声音：
“别哭，别哭，是我。”
李秀英对自己的装扮深表满意，她近乎得意地问我：
“你认不出我吧。”我来到孙荡五年后，李秀英第一次走出了家门。在冬天还没有来到的凌晨，李秀英穿着冬天的衣服走向轮船码头，我打着一把小凳子费力地跟在她的身后。
天亮前的街道空空荡荡，只有几个吃早茶的老头，大声咳嗽着走过去。虚弱的李秀英只能一口气走出一百来米，当她站住脚喘气时，我就立刻将小凳子放到她的屁股下面。我们在潮湿的晨风里走走停停，有几次我刚开口想说话时，她就“嘘”地一声制止了我，轻声告诉我：
“一说话，别人就会发现我。”
她的神秘让我浑身紧张。
李秀英在人为的神秘里离开孙荡。当时对于我漫长的过程，现在回忆里却只是短短的几次闪亮。这个古怪的女人穿着雍肿的衣服通过检票口时，回过头来向我挥了挥手。后来我就扑在候船室破烂的窗口，看着她站在岸边不知所措，她要走过一块狭长的跳板才能抵达船上，那时候她就不顾是否会暴露自己，接连叫道：“谁把我扶过去。”她进入船舱以后，就开始了我们也许是一生的分别，直到现在我都没再见到过她。我始终扑在窗口，等到船在远处的河流里消失，我才离开窗口，这时候我才发现一个要命的现实——我怎么办？李秀英把我给忘记了，过多的悲伤使她除了自己以外，忘记了一切。十二岁的我，在黎明逐渐来到的时候，突然成了孤儿。我身上分文没有，就是我的衣服和书包也被紧紧锁在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家中，我没有钥匙。我唯一的财富就是李秀英遗留的那把小凳子。我把凳子重新扛到了肩上，然后哭泣着走出码头。出于习惯，我回到了家门前，当我伸手推一下紧团的屋门后，我就把自己推入了更为伤心的境地。我在门旁坐下来，哭得伤心欲绝。后来我就在那里发呆，那时候我脑袋里一片空白，一直到背着书包准备上学的刘小青走过来时，我重新哭泣了。我对前天才恢复友情的刘小青说：
“王立强死了，李秀英走了，我没人管了。”
戴着黑纱的刘小青热情地对我叫道：
“到我家住吧，你就睡我哥哥的床。”
然后他就飞快地跑回家中，可过了一会他就垂头丧气地走回来。他擅自的决定不仅遭到父母的否决，而且还饱尝了一顿训斥。他尴尬地朝我笑一笑。我是那时候决定返回南门的，我要回到父母兄弟那里去。我这样告诉了刘小青，可是我没钱买船票。刘小青眼睛一亮，叫道：
“去向国庆借。”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找到了国庆，刘小青叫他时，他说：
“我不过来，你有肝炎。”
刘小青可怜巴巴地问他：
“我们过来，好吗？”国庆没再表示反对，我和刘小青走向了这位富翁。如果不是国庆的慷慨帮助，我不知道自己回到南门会有多么艰难。我的两位童年的伙伴，将我送上了离开孙荡的轮船。我们向轮船码头走去时，国庆神气十足地对我说：
“以后缺钱花，就给我来一封信。”
刘小青则是憨厚地替我扛着那把凳子，跟在我们后面。可我后来却遗忘了这把凳子，就像李秀英遗忘了我一样。轮船驶去以后，我看到国庆坐在那把凳子上，架着二郎腿向我挥手，刘小青站在一旁正向他说什么。他们置身其上的堤岸迅速地消失了。我在深秋的傍晚踏上家乡的土地，离家五年之后重新回来时，我只能用外乡人的口音向人打听南门在什么地方。我在那条狭长的街道走去时，一个比我小得多的孩子扑在楼上的窗口，一声声叫我：“小孩，小孩。”我听到的是完全陌生的方言。幸亏我还记得南门，和我父母兄弟的名字，还有我的祖父。六岁时残留下来的记忆，使我可以一路打听着走去。我就是在那时候遇到了我的祖父孙有元，这个背着包袱，怀抱油布雨伞的老人，在我叔叔家住满一个月以后，正准备回到南门，风烛残年的祖父在那条他应该是最熟悉的路上迷路了。我们是都忘记了对方的模样以后，在路上相遇。那时候我已经走出县城，来到了乡间，一个三岔路口让我无从选择。我当时被落日的景色迷住了，所以我没有立刻焦急起来，那是让我的童年震惊的景色，我看到翻滚的乌云和通红的晚霞正逐渐融为一体，一轮红日已经贴在了远处的地平线上，开始它光芒四射的下沉。我站在落日的余辉之中，对着太阳喊叫：“快沉下去，快沉下去。”
一团巨大的乌云正向落日移去，我不愿意看到落日被它吞没。落日如我所愿地沉没以后，我才看到了祖父孙有元，他就站在我的身后，和我贴得那么近。这个年迈的老人用一种恳求的眼神望着我，我就问他：
“到南门怎么走？”他摇摇头，嗡嗡地告诉我：
“我忘记了。”他忘记了？孙有元的回答让我觉得有趣，我对他说：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忘记呢。”
他谦卑地向我笑了笑。那时候天色开始黑下来了，我赶紧选择一条路匆匆走去，走了一阵我发现后面那个老头正跟着我，我也不管他，继续走了一会，我看到稻田里有一个扎头巾的女人，就问她：“前面是南门吗？”“走错啦。”那个女人挺起腰来说，“应该走那条路。”
那时天色马上就要黑了，我立刻转回去，老人也转过身来往回走，他对我的紧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立刻撒腿跑开了，跑了一会回头一看，他正趄趄趔趔地急步追来。这使我很生气，我等他走近了，就对他说：
“喂，你别跟着我，你往那边走。”
说完我转身就走，我走回到三岔路口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听到了打雷的声音，那时一点月光都没有。我摸上了另一条路，急步走了一阵，发现那老人还跟着我，我转回身向他喊叫：“你别跟着，我家很穷的，养不起你。”
这时候雨点下来了，我赶紧往前奔跑过去。我看到了远处突然升起一片火光，越来越大的雨点与那片火纠缠起来，燃烧的火不仅没有熄灭，反而逐渐增大。就如不可阻挡的呼喊，在雨中脱颖而出，熊熊燃烧。
借着火光，我看到了那座通往南门的木桥，过去残留的记忆让我欣喜地感到，我已经回到了南门。我在雨中奔跑过去，一股热浪向我席卷而来，杂乱的人声也扑了过来。我接近村庄的时候，那片火光已经铺在地上燃烧，雨开始小下来。我是在叫叫嚷嚷的声音里，走进了南门的村庄。
我的两个兄弟裹着床单惊恐不安地站在那里，我不知道他们就是孙光平和孙光明。同样我也不知道那个跪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他们旁边是一些与火争抢出来的物件，乱糟糟地堆在那里。接下去我看到了一个赤裸着上身的男人，秋夜的凉风吹在他瘦骨伶仃的胸前，他声音嘶哑地告诉周围的人，有多少东西已经葬身火海。我看到他眼睛里滚出了泪水，他向他们凄凉地笑了起来，说道：
“你们都看到大火了吧，壮观是真壮观，只是代价太大了。”
我那时不知道他就是我的父亲，但他吸引了我，我就走到他身边，响亮地说：“我要找孙广才。”附录自传
１９６０年４月３日的中午，我出生在杭州的一家医院里，可能是妇幼保健医院，当时我母亲在浙江医院，我父亲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有关我出生时的情景，我的父母没有对我讲述过，在我记忆中他们总是忙忙碌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我几乎没有见过他们有空余的时间坐在一起谈谈过去，或者谈谈我，他们第二个儿子出生时的情景。我母亲曾经说起过我们在杭州时的片断，她都是带着回想的情绪去说，说我们住过的房子和周围的景色，这对我是很重要的记忆，我们在杭州曾经有过的短暂生活，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一直是想象中最为美好的部分。我的父亲在我一岁的时候，离开杭州来到一个叫海盐的县城，从而实现了他最大的愿望，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我父亲一辈子只念过六年书，三年是小学，另外三年是大学，中间的课程是他在部队时当卫生员时自学的，他在浙江医科大学专科毕业后，不想回到防疫站去，为了当一名外科医生，他先是到嘉兴，可是嘉兴方面让他去卫生学校当教务主任；所以他最后来到了一个更小的地方——海盐。
他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将海盐这个地方花言巧语了一番，于是我母亲放弃了在杭州的生活，带着我哥哥和我来到了海盐，我母亲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她初到海盐时的感受，她说：“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
我的记忆是从“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的海盐开始的，我想起了石板铺成的大街，一条比胡同还要窄的大街，两旁是木头的电线杆，里面发出嗡嗡的声响。我父母所在的医院被一条河隔成了两半，住院部在河的南岸，门诊部和食堂在北岸，一座很窄的木桥将它们连接起来，如果有五、六个人同时在上面走，木桥就会摇晃，而且桥面是用木板铺成的，中间有很大的缝隙，我的一只脚掉下去时不会有困难，下面的河水使我很害怕。到了夏天，我父母的同事经常坐在木桥的栏杆上抽烟闲聊，我看到他们这样自如地坐在粗细不均，而且还时时摇晃的栏杆上，心里觉得极其神圣。
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我母亲经常这样告诉我，说我小时候不吵也不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她每天早晨送我去幼儿园，到了晚上她来接我时，发现我还坐在早晨她离开时坐的位置上。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我的那些小伙伴都在一旁玩耍。到了四岁的时候，我开始自己回家了，应该说是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带我回家，可是我哥哥经常玩忽职守，他带着我往家里走去时，会突然忘记我，自己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玩耍了，那时候我就会在原地站着等他，等上一段时间他还不回来，我只好一个人走回家去，我把回家的路分成两段来记住，第一段是一直往前走，走到医院；走到医院以后，我再去记住回家的路，那就是走进医院对面的一条胡同，然后沿着胡同走到底，就到家了。
接下来的记忆是在家中楼上，我的父母上班去后，就把我和哥哥锁在屋中，我们就经常扑在窗口，看着外面的景色。我们住在胡同底，其实就是乡间了，我们长时间地看着在田里耕作的农民，他们孩子提着割草篮子在田埂上晃来晃去。到了傍晚，农民们收工时的情景是一天中最有意思的，先是一个人站在田埂上喊叫：“收工啦！”
然后在田里的人陆续走了上去，走上田埂以后，另外一些人也喊叫起收工的话，一般都是女人在喊叫。在一声起来，一声落下的喊叫里，我和哥哥看着他们扛着锄头，挑着空担子三三两两地走在田埂上。接下去女人的声音开始喊叫起她们的孩子了，那些提着篮子的孩子在田埂上跑了起来，我们经常看到中间有一、两个孩子因为跑得太快而摔倒在地。
在我印象里，我的父母总是不在家，有时候是整个整个的晚上都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在家里，门被锁着，我们出不去，只有在屋里将椅子什么的搬来搬去，然后就是两个人打架，一打架我就吃亏，吃了亏就哭，我长时间地哭，等着我父母回来，让他们惩罚我哥哥。这是我最疲倦的时候，我哭得声音都沙哑后，我的父母还没有回来，我只好睡着了。
那时候我母亲经常在医院值夜班，她傍晚时回来一下，在医院食堂卖了饭菜带回来让我们吃了以后，又匆匆地去上班了。我父亲有时是几天见不着，母亲说他在手术室给病人动手术。我父亲经常在我们睡着以后才回家，我们醒来之前又被叫走了。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在睡梦里听到楼下有人喊叫：“*缴缴*…有急诊。”
我哥哥到了上学的年龄以后，就不能再把他锁在家里，我也因此得到了同样的解放。我哥哥脖子上挂着一把钥匙，背着书包，带上我开始了上学的生涯。他上课时，我就在教室外一个人玩，他放学后就带着我回家。有几次他让我坐到课堂上去，和他坐在一把椅子里听老师讲课。有一次一个女老师走过来把他批评了一通，说下次不准带着弟弟来上课，我当时很害怕，他却是若无其事。过了几天，他又要把我带到课堂上去，我坚决不去，我心里一想到那个女老师就怎么也不敢再去了。我在念小学时，我的一些同学都说医院里的气味难闻，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喜欢闻酒精和弗尔马林的气味。我从小是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习惯那里的气息，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同事在下班时都要用酒精擦手，我也学会了用酒精洗手。
那时候，我一放学就是去医院，在医院的各个角落游来荡去的，一直到吃饭。我对从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父亲当时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他的胸前是斑斑的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过来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干脆搬到医院里住了，我家对面就是太平间，差不多隔几个晚上我就会听到凄惨的哭声。那几年里我听够了哭喊的声音，各种不同的哭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都听了不少。
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能听到两三次，我常常在睡梦里被吵醒；有时在白天也能看到死者亲属在太平间门口嚎啕大哭的情景，我搬一把小凳坐在自己门口，看着他们一边哭一边互相安慰。有几次因为好奇我还走过去看看死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