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其中的方式之一罢了。一天忙到晚的生意人，吃了晚饭就睡觉，韵声如牛者，是绝不能有所助于文化的。
一个人的空闲，有时是环境所迫成，而不是自我的。许多文学杰作都是在环境所迫的空闲中所完成。因此我们如遇到一个极有希望的文学天才，而看见他虚靡时间于社交或写作流行的政治论文时，对待他的最好方法是将他关进监狱去。因为我们须记得《周易》，一部讨论人生变迁的哲学巨著，即是周文王被囚在里时所写成。而中国的历史杰作《史记》一书，也是司马迁被囚在狱中所写成的。古代许多著名的作家大都因为宦途不达，屈在下僚，或是伤心国是，于是转变生活而产生了他们的文学或艺术杰作。元朝何以产生这许多名画家和词曲家？清初何以能产生名画家石涛和八大山人？即由于这个理由。于耻为夷狄之民的爱国思想，使他致一生心力于艺术和学问。石涛实是中国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但因清朝皇帝对于这班心不臣服的艺术家有意埋没，所以他的名不甚著，西方人知道的很少。此外还有很多应试不中名落孙山的人，也发愤而致力于创作，例如：施耐庵之著《水浒传》，和蒲留仙之著《聊斋》。
《水浒传》的序文中，有一段形容朋友谈天之乐的绝妙文字：
〖吾友毕来，当得十有六人，然而毕来之日为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来为常矣。吾友来，亦不便饮酒，欲饮则饮，欲止先止，各随其心，不以酒为乐，以谈为乐也。吾友谈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遥，传闻为多。传闻之言无实，无实即唐丧唾津矣。亦不及人过失者，天下之人本无过失，不应吾诋诬之也。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常闻也。〗
《水浒传》即在如此的环境和情感中产生的，而所以能产生，即因他懂得享受空闲。
希腊的散文早年也是在同样的空闲社会背景中产生的。希腊思想的清明，散文体裁的简洁，显系谈闲天艺术所造成。柏拉图以《会话》为其书名，即能证明此点。在《宴会》一篇中，我们看见一群希腊文士斜躺在地上，在美酒鲜果和美少年的气氛中欢笑谈天。因为这种人已养成了谈天的艺术，所以他们的思想才能如此清朗，文体如此简洁。和现代文学作家的夸大迂腐恰成一种对比。这种希腊人显然已学会了用轻描淡写的态度，去应付哲学问题。希腊哲学家动人的闲谈气象，好谈天的欲望，对聆听有趣味的谈天的重视，和对谈天的适当环境的选择，都在《斐特气罗斯》一篇的序文中，描写得很分明。
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一篇中，他并不像现代作家般用“人类文明从它的发展的各个连续梯阶观察起来，乃是一种从多种生殖变化为纯一生殖之动力的运动。”或诸如此类令人难解的话头开场，而只说：“昨天我和亚里士多德儿子格劳可到比里阿斯去拜女神，同时想去看看他们将怎样庆祝这个节日，因为这尚是第一次举行。”早年中国哲学家的气象，即思想最活泼最有力时代的气象也可以从希腊人的画像中看得到，在这种画像中几个希腊人偶然齐集在一起，如《宴会》一篇中所描写的，讨论一个伟大的悲剧作家是否同时也必是一个伟大的喜剧作家集会的气氛中，交织着严肃轻快和恶意的敏捷应对。旁人嘲弄苏格拉底的酒量，但他仍是旁若无人地坐在那里，欲饮即斟酒而饮，欲止即止。他口若悬河地谈了一整夜，直谈到除了阿里斯托芬尼和霭迦松之外，其余的听者都已沉沉睡去。后来连那二人也倦极睡去，只剩下他自己一人，他方起身离开筵席，走到教授室去洗了一个澡，于是即又精神焕发了。希腊的哲学即是在这种善意的谈论之气氛中所产生的。
毫无疑义地，我们在高尚的谈天时，须有几个女子夹杂在座中，以使这谈天可以具有必不可少的轻倩性。谈天如缺乏轻倩性和愉快性，即变为沉闷乏味，而哲学本身也就变为缺乏理智，和人生相隔离了。不论在哪一个国家，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凡是具有注意于了解生活艺术的文化者，同时都一致发展欢迎女子加入以为点缀的习尚。雅典在派里克列斯的时代即是如此，十八世纪法国沙龙时代也是如此。就是和中国男女之间虽禁止交际，但是历代文士都渴欲女子加入他们的谈天一样，在晋宋明三朝之中，当清谈艺术最为流行的时候，都有许多才女如谢道韫、王朝云、柳如是等掺杂于中间。因为，中国人虽对于自己的老婆力主贤德，回避男子，但自己则免不了极想和有才的女子为友。因此中国的文学史中，差不多随时能发现才女名妓的踪迹。男子谈天之时，渴望女子加入以调剂精神，乃是一种普遍的愿望。我曾碰到过几位德国女子，她们能从下午五点钟谈到晚间十一点钟。我曾碰到过几位英美女子，她们的熟习经济学使我不胜惊异。因为这种学问是我所不敢研究而自认无望的。无论如何，即使一时没有能和我对于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作辩论的女子，但谈天之时，如若座中杂坐几位善于听人谈论、心地玲珑的女子，实可以使在座者格外精神兴奋。我觉得座中对玲珑的女子，实胜于和一个满脸笨相的人谈天。
四、茶和交友
我以为从人类文化和快乐的观点论起来，人类历史中的杰出新发明，其能直接有力地有助于我们的享受空闲、友谊、社交和谈天者，莫过于吸烟、饮酒、饮茶的发明。这三件事有几样共同的特质：第一，它们有助于我们的社交；第二，这几件东西不至于一吃就饱，可以在吃饭的中间随时吸饮；第三，都是可以借嗅觉去享受的东西。它们对于文化的影响极大，所以餐车之外另有吸烟车，饭店之外另有酒店和茶餐，至少在中国和英国，饮茶已经成为社交上一种不可少的制度。
烟、酒、茶的适当享受，只能在空闲、友谊和乐于招待之中发展出来。因为只有富于交友心、择友极慎、天然喜爱闲适生活的人士，方有圆满享受烟、酒、茶的机会。如将乐于招待心除去，这三种东西便变成毫无意义。享受这三件东西，也如享受雪月花草一般，须有适当的同伴。中国的生活艺术家最注意此点，例如：看花须和某种人为伴；赏景须有某种女子为伴；听雨最好须在夏日山中寺院内躺在竹榻上。总括起来说，赏玩一样东西时，最紧要的是心境。我们对每一种物事，各有一种不同的心境。不适当的同伴，常会败坏心境。所以生活艺术家的出发点就是：他如果想要享受人生，则第一个必要条件即是和性情相投的人交朋友，须尽力维持这友谊，如妻子要维持其丈夫的爱情一般，或如一个下棋名手宁愿跑一千里的长途去会见一个棋友一般。
气氛是重要的东西。我们必须先对文士的书室的布置，和它的一般的环境有了相当的认识，方能了解他怎样在享受生活。第一，他们必须有共同享受这种生活的朋友，不同的享受须有不同的朋友。和一个勤学而含愁思的朋友去骑马，即属引非其类，正如和一个不懂音乐的人去欣赏一次音乐表演一般。因此，某中国作家曾说过：
〖赏花须结豪友，观妓须结淡友，登山须结逸友，泛舟须结旷友，对月须结冷友，待雪须结艳友，捉酒须结韵友。〗
他对各种享受已选定了不同的适当游伴之后，还须去寻找适当的环境。所住的房屋，布置不必一定讲究，地点也不限于风景幽美的乡间，不必一定需一片稻田方足供他的散步，也不必一定有曲折的小溪以供他在溪边的树下小憩。他所需的房屋极其简单，只需：“有屋数间，有田数亩，用盆为池，以瓮为牖，墙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暖余，藜羹饱后，气吐胸中，充塞宇宙。凡静室，须前栽碧梧，后种翠竹。前檐放步，北用暗窗，春冬闭之，以避风雨，夏秋可开，以通凉爽。然碧梧之趣，春冬落叶，以舒负暄融和之乐，夏秋交阴，以蔽炎烁蒸烈之威。”或如另一位作家所说，一个人可以“筑室数楹，编槿为篱，结茅为亭。以三亩荫竹树栽花果，二亩种蔬菜。四壁清旷，空诸所有。蓄山童灌园剃草，置二三胡床着亭下。挟书剑，伴孤寂，携琴弈，以迎良友”。
到处充满着亲热的空气。
〖吾斋之中，不尚虚礼。凡入此斋，均为知己。随分款留，忘形笑语。不言是非，不侈荣利。闲谈古今，静玩山水。清茶好酒，以适幽趣。臭味之交，如斯而已。〗
在这种同类相引的气氛中，我们方能满足色、香、声的享受，吸烟饮酒也在这个时候最为相宜。我们的全身便于这时变成一种盛受器械，能充分去享受大自然和文化所供给我们的色、声、香味。我们好像已变为一具优美的梵哑林，正将由一位大音乐家来拉奏名曲了。于是我们“月夜焚香，古桐三弄，便觉万虑都忘。妄想尽绝。试看酒是何味，烟是何色，穿窗之白是何影，指下之余是何音，恬然乐之而悠然忘之者是何趣，不可思量处是何境？”
一个人只有在神清气爽，心气平静，知己满前的境地中，方真能领略到茶的滋味。因为茶须静品，而酒则须热闹。茶之为物，其性能引导我们进入一个默想人生的世界。饮茶之时而有儿童在旁哭闹，或粗蠢妇人在旁大声说话，或自命通人者在旁高谈国事，即十分败兴，正如在雨天或阴天去采茶一般的糟糕。因为采茶必须在天气清明的清早，当山上的空气极为清新，露水的芬芳尚留于叶上时，所采的茶叶方称上品。照中国人说起来，露水实在具有芬芳和神秘的功用，和茶的优劣很有关系。照道家的返自然和宇宙之能生存全恃阴阳二气交融的说法，露水实在是天地在夜间相融后的精英。至今尚有人相信露水为清鲜神秘的琼浆，多饮即能致人兽于长生。特昆雪所说的话很对，他说：“茶永远是聪慧的人们的饮料。”但中国人则更进一步，而以它为风雅隐士的珍品。
因此，茶是凡间纯洁的象征，在采制烹煮的手续中，都须十分清洁。采摘烘焙，烹煮取饮之时，手上或杯壶中略有油腻不洁，便会使它丧失美味。所以也只有在眼前和心中毫无富丽繁华的景象和念头时，方能真正地享受它。和妓女作乐时，当然用酒而不用茶。但一个妓女如有了品茶的资格，则她便可以跻于诗人文士所欢迎的妙人儿之列了。苏东坡曾以美女喻茶，但后来，另一个持论家，《煮泉小品》的作者田艺恒即补充说，如果定要以茶去比拟女人，则惟有麻姑仙子可做比拟。至于“必若桃脸柳腰，宜亟屏之销金幔中，无俗我泉石”。又说：“啜茶忘喧，谓非膏粱纨绮可语。”
据《茶录》所说：“其旨归于色、香、味，其道归于精、燥、洁。”所以如果要体味这些质素，静默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也只有“以一个冷静的头脑去看忙乱的世界”的人，才能够体味出这些质素。自从宋代以来，一般喝茶的鉴赏家认为一杯淡茶才是最好的东西，当一个人专心思想的时候，或是在邻居嘈杂、仆人争吵的时候，或是由面貌丑陋的女仆侍候的时候，常会很容易忽略了淡茶的美妙气味。同时，喝茶的友伴也不可多，“因为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幽，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
《茶疏》的作者说：“若巨器屡巡，满中泻饮，待停少温，或求浓苦，何异农匠作劳，但需涓滴；何论品赏，何知风味乎？”
因为这个理由，因为要顾到烹时的合度和洁净，有茶癖的中国文士都主张烹茶须自己动手。如嫌不便，可用两个小童为助，烹茶须用小炉，烹煮的地点须远离厨房，而近在饮处。茶童须受过训练，当主人的面前烹煮。一切手续都须十分洁净，茶杯须每晨洗涤，但不可用布揩擦。童儿的两手须常洗，指甲中的污垢须剔干净。“三人之下，止爇一炉，如五六人，便当两鼎，炉用一童，汤方调适，若还兼作，恐有参差。”
真正鉴赏家常以亲自烹茶为一种殊乐。中国的烹茶饮茶方法不像日本那么过分严肃和讲规则，而仍属一种富有乐趣而又高尚重要的事情。实在说起来，烹茶之乐和饮茶之乐各居其半。正如吃西瓜子，用牙齿咬开瓜子壳之乐和吃瓜子肉之乐实各居其半。
茶炉大都置在窗前，用硬炭生火。主人很郑重地扇着炉火，注视着水壶中的热气。他用一个茶盘，很整齐地装着一个小泥茶壶和四个比咖啡杯小一些的茶杯。再将贮茶叶的锡罐安放在茶盘的旁边，随口和来客谈着天，但并不忘了手中所应做的事。他时时顾着炉火，等到水壶中渐发沸声后，他就立在炉前不再离开，更加用力地扇火，还不时要揭开壶盖望一望。那时壶底已有小泡，名为“鱼眼”或“蟹沫”，这就是“初滚”。他重新盖上壶盖，再扇上几遍，壶中的沸声渐大，水面也渐起泡，这名为“二滚”。这时已有热气从壶口喷出来，主人也就格外地注意。到将届“三滚”，壶水已经沸透之时，他就提起水壶，将小泥壶里外一浇，赶紧将茶叶加入泥壶，泡出茶来。这种茶如福建人所饮的“铁观音”，大都泡得很浓。小泥壶中只可容水四小杯，茶叶占去其三分之一的容隙。因为茶叶加得很多，所以一泡之后即可倒出来喝了。这一道茶已将壶水用尽，于是再灌入凉水，放到炉上去煮，以供第二泡之用。严格地说起来，茶在第二泡时为最妙。第一泡譬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幼女，第二泡为年龄恰当的十六女郎，而第三泡则已是少妇了。照理论上说起来，鉴赏家认第三泡的茶为不可复饮，但实际上，享受这个“少妇”的人仍很多。
以上所说是我本乡中一种泡茶的实际素描。这个艺术是中国的北方人所不晓的。在中国一般的人家中，所用的茶壶大都较大。至于一杯茶，最好的颜色是青中带黄，而不是英国茶那样的深红色。
我们所描写的当然是指鉴赏家的饮茶，而不是像店铺中的以茶奉客。这种雅举不是普通人所能办到，也不是人来人往、论碗解渴的地方所能办到。《茶疏》的作者许次纾说得好：“宾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