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叫做“理门”。曾从北到南，传行于世，在中国的江湖中留下了“南洪门北理门”的江湖佳话。他甚至还在北方的语言体系中刻下了一个不可磨灭、象征正确的印记：“在理儿！”
理教原名“在理教”，俗称“理门”，创立者相传为清初山东即墨人杨存仁（一说名泽，字廷贤），又名衍逢，字佐臣，道号来如。
崇祯十六年，杨存仁22岁时，中癸未科进士。然而可惜的是，就是这一年，大明王朝也走到了自己的终点，杨存仁未及殿试，李自成便已攻陷北京。当时他正在其朋友吏部考功司员外郎许直家中。由于杨存仁忠于明朝，因此，在得知崇祯死讯后几欲殉国。许直劝其“君未仕，尚可全孝，宜归里奉母，以策后图”。
次日早晨，杨存仁发现许直自缢身亡。埋葬了好友之后，他顿觉万事皆空，只好挥泪回乡。回到家之后，杨存仁孝奉其母终老，后又守墓三年。此时清朝已定鼎中华，征诏明朝遗老。杨存仁为避征诏，改姓羊，名宰，后取号来如，隐居于蓟州岐山澜水洞，参禅打坐，研究理学，闭关四十九年。后来心有所得，创立了一套以儒家忠孝思想为主，综合了佛、道两家的思想，后来系统化，称为“在理”，也叫理门。后人将其尊之为“羊祖”（俗称羊来如），入教称“在理”（北方人常说的“在理儿”即出于此）。
在羊来如的理论体系中，理教主要信奉“圣宗古佛”，即观音菩萨。教义为“崇尚五伦，实践八德”，以“忠君爱国，孝顺双亲，尊敬长上，和睦乡邻”16字为基本信条，戒“淫、盗、烟、妄、酒”。经典有《忠经》《孝经》《观音经》《黄庭经》《心经》《金刚经》《道德经》等，另有新信徒（称“新理”）入教时由师父口传心授之“无字真经”，又叫“五字真言”，乃“观世音菩萨”五字（传说羊祖亲订五字真言为“复明灭大清”，或云“一心保大明”，而以“观世音菩萨”五字遮掩之，后环境变化，原有“真言”终被替代），据称如遇灾难，诚心出声念诵三遍，圣宗古佛即能闻声救难，逢凶化吉。
理教有一套独特的礼仪条规，有自己的斋期和节日。修行兼采儒释道三家之长，“循儒行为入世规范”，“参佛法道功为出世修程”。教内最高首领称“总领正提点大法师”，下分15级“法位”，普通信众称“道亲”。
由于羊来如极其反对烟酒，禁戒烟酒便成为了理门的最主要特色。康熙四十年（1702），81岁的羊来如下山传道，从正定到东安（今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历时五载，跋涉千里，度化八处，择孝子义士，传弟子十五人，史称“羊祖八度”。其中第五度在天津，第六度在杨柳青，这也是理门能在北中国大行于世的原因之一。
随着历史的延续，清朝中期，鸦片流入中国，许多人吸嗜成瘾，伤及身体，更有甚者竟至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而理门组织是严禁吸烟的，鸦片更在禁忌之内。在理门组织内部，教众相互劝诫，相互监督，形成了一个自觉抵制鸦片、烟酒的特殊的社会群体。许多家庭为使其子弟远离鸦片而送其皈依理门，因此，理门在民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以天津杨柳青一带为例：据著名民俗学者张次溪的《天津杨柳青小志》记载，“在理一门因禁烟酒之宜颇为昌大。”这里的禁烟不仅指禁吸食烟草，更指禁吸鸦片等毒品。在杨柳青早就流传有禁诫毒品的民谣《劝戒鸦片歌》流传，该歌唱道：“一心贪恋鸦片烟，二八佳人去半边，三餐茶饭不想吃，四季衣衫穿不全，五更天明难起早，六亲断绝苦黄连，七情六欲须节制，八方一律要戒烟，九九归一烟戒绝，十分安乐似神仙。”
由于戒烟有功，理门在北方的传播也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支持。清乾隆三十一年，理门在天津建立了一个全国最早的民间禁毒场所——正安堂老公所。在公所内，人们相互劝戒，相互监督，逐步形成了一个自觉抵制鸦片、烟酒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公所主要以互相劝戒的方式督促群众禁戒鸦片，同时辅以赠送以黄芩为主的草药熬制的“茶膏”帮人戒毒。
理门在北方的戒烟功德让清政府充分意识到，这个民间组织和其他帮会有着极大的不同。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任湖广总督，同年11月，任钦差大臣，查禁鸦片，并节制广东水师。这期间林则徐采取的主要方式有三：一是强令禁绝，二是劝导戒除，三是在理戒除（即加入“理门”组织以戒毒）。在官方的推介之下，南方各省群众纷纷投入到理门下，互相劝勉戒烟。因“理门”组织协助政府禁烟，林则徐曾给予其数次嘉奖。
有了民间与官方的双重支持，理门的发展变得更加迅速，能人才俊也是层出不穷。在理门的传承体系中，并恭二祖、羊祖之外，尚有一尹祖。尹祖名尹岩，字重山，道号来凤，为羊祖再传弟子，乾隆三十年（1765）在天津梁家嘴建立理教第一个公开活动场所“公所”，将理教组织系统化。此后，理教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北京设立理教总公所。到20世纪40年代，仅在京津地区，理门旗下就约有百十余个公所，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以堂为名的组织，如：修真堂、公善堂等等，全是旧时的理门公所组织。1913年，理门倡导建立了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1925年，成立上海理教联合会。1935年5月，国民党政府正式批准中华理教总会成立，各地相继建立分会，全国理教公所一时多达3000个以上。
有了坚实的组织架构，理门也渐渐走上了繁荣之路。在此之后虽然历经战乱，但其宗旨从未改变，导人向善、救助穷人始终是其本色。抗日战争期间，理门的发展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理门之中曾经出过叛逆，例如北京理门首领谢天民勾结日本人，成立伪中国理教总会，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另外，天津清帮头领袁文会也曾一度控制当地的理门会所，使原本扬善养正的理门成了流氓分子的掩护外衣。
然而瑕不掩瑜，理门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出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究其本质却始终有持着良善的一面。
建国后，大陆地区百废重建，基础医疗一步步加强，理门的功能性渐渐消失。与此同时，随着公有化体系的渐渐形成，理门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经济来源（此前理门一直以个体商户的布施为主要经济来源）。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各类会道门渐渐灭绝，理门也消失在汪洋人海之中。
和其他许多帮会组织一样，理门虽然消失于大陆，但在海外却留下了火种。1949年，理教首领之一、国民党军少将高参赵东书抵达台湾。次年春，他召集从大陆赴台的一些理教信徒商议“复教”，5月25日获准以“中华理教总会”名义重新登记。1951年3月4日赵当选为理事长。1954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内政部”指令拨出原日本佛教净土真宗在台北的“西本愿寺”寺址，作为“理教总公所”，总领正提点大法师由赵东书出任。1975年4月5日，总公所发生火灾，损失惨重，赵东书力谋重建，却回天乏术，于1980年6月30日去世。1981年5月，陈志泉继任总领正。
在此之后，理门在海外的发展相对平顺。1997年底，理教在台有公所等机构145个，信徒152000人，教职人员629人；办有培养传道人员的“中国圣理书院”等三所教内学校。理教在香港、日本、韩国、美国都有公所，与台湾有一定联系。
至今日，理门虽然没有了昔日的辉煌，但作为华人组织，他依然存在着，其宗旨和精神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巩固和延续，并获得了应有的尊重。1985年，陈志泉还作为台宗教团体领袖之一，应邀参加过美国总统里根的就职典礼。
2。胡子·东北没有黑社会
在旧中国，东北是乱世中心之一。日俄战争，这里是战场；抗日战争，这里是始发点。伪满政权的统治之下，无数东北儿女抛头颅洒热血，马占山、张学良、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一个个名字如流星从天空中划过，而它们照亮的不仅仅是北中国的土地，还有整个民族不屈的魂魄。
乱世出英雄，也出强人大盗，东北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在东北有规模的帮会组织却很少，因为东北黑道以土匪胡子为主。“东北没有黑社会”，这是一个如今的笑话，但在旧中国却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儿准确性。
在建国之前的东北黑道，胡子执牛耳，这是铁定的事实。虽然清帮、洪门以及其他一些会道门在这里也多有发展，但论起能力、水准，还真就没办法和土生土长的胡子相抗衡。想当年，白山黑水之间，马队纵横、枪声四起，日本人的火车、大户人家的财宝，哪样没有被洗劫过？整个东北就仿佛是强人的快活林，辛辣的烧酒、大块的肥肉将这里的江湖映照得无比粗犷、野蛮。
以名称而论，将土匪说成胡子，这是东北人的原创。对于这名称的由来，说法纷杂，史学家也很少把触角深入到这个领域。东北民俗学者、中国民间文艺协会副主席曹保明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曾做出过这样的解释：“可能胡子也知道土匪这个叫法不好，于是根据他们所信奉的祖师爷达摩多罗的相貌特征，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胡子’。据说如果当面叫他们土匪，轻则一痛暴打，重则可能就没命了。但你当面叫他们‘胡子’，一般他们不会理会。另一种说法是清末年间，东北土匪一般都用土枪，平时枪口处堵一塞木，塞木上系着红缨。当要射击时便将塞木取出衔在口中，远处望去就像红色的胡子，所以人们称土匪为‘红胡子’。日俄战争期间，东北老百姓又管俄罗斯人叫‘红胡子’，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土匪干坏事怕让人认出来，于是就想了个办法，在行动之前在脸上贴了很多纸条，飘飘然如同胡子。”
以上这三种说法，第一种比较正经，后两种则明显有牵强附会的嫌疑。不过不管怎么样，作为一种带有浓厚地域色彩的名称，“胡子”这两个字都被深深地印在了中国的黑道历史上。
在胡子纵横的旧中国东北，门派是不存在的，繁复的规则也是不存在的。胡子们拥有的只是一些约定俗成的黑话、习惯。认真一点的胡子拜达摩多罗，胸口挂着一尊小金佛，但这并不是一个准则。在当时，胡子和地主武装大团纠缠不清，双方的身份常有逆转，因此统一的信仰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
东北民间作家吴樵曾著有《宽城随笔》，其中对清末时期的胡子多有描述。在该书中，他介绍道：“吉林胡子，在咸丰年间活动最厉害。当时，太平天国战乱，驻东北的八旗兵，大部调往关内，关外一时空虚，成了胡子天下。同治年间，平静一点。甲午战败，溃兵四处流窜，许多兵痞落草为寇，与胡子为伍，胡子势力大增。当时，每股胡子人数，少则千百，多则上万。例如，一股以唐殿荣为首的胡子，多达三万余众。他以军治匪，号令严明。唐善枪法，部下个个是神枪手。他不扰本国商民，专门奇袭俄人。当山中缺乏给养、弹药时，就越过国界，到俄国抢掠。行踪飘忽不定，沙俄军队也对之束手无策。后来被清廷招安，三万胡子投降，唐被授以都统之职，驻扎在吉林城外。”
从以上记叙我们可以看出，胡子并不是那种类似于洪门、有着强烈信仰的帮会组织，他们为求生存而纵马持枪，但一有官府招安，他们往往会选择投诚。在东北胡子的历史上，除了唐殿荣走了这条路之外，同样还有一个比他更有名的人，也是从胡子起家，而其“战绩”则更为彪炳，他就是人称“东北王”的张作霖。
张作霖，字雨亭，光绪元年（1875）生于辽宁省海城，祖籍河北省大城县。其先祖张永贵因生活无着，只好闯关东，务农讨生活。
张家进东北之后，几代人勤勤恳恳，家资也日渐丰厚，到张作霖祖父这一代已经是有名的富户。但可惜的是，他的父亲张有财却是个游手好闲的败家子。张作霖13岁时，张有财被仇家逼债害死。这样一来，原本在私塾上学的张作霖也没有了继续学习的本钱，只好回家务农。
在当时，东北的局势已经非常恶化，沙俄强行割去150万平方公里中国国土。张作霖失学后不久，甲午战争又爆发，中国战败，日本人也步俄国人之后进入东北。一时间，关东大地风声鹤唳、洋人横行，老百姓艰辛困顿，苦苦挣扎。
在没有了父亲的庇护之后，少年时代的张作霖只好浪迹江湖，走投无路，从军当了一名骑兵。在与日军的一次作战失利后，张作霖所在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他侥幸死里逃生，独自辗转回到了辽西。
然而此时的故土已经彻底变了样子，曾经民盛人安的辽西成了一个三不管的地方，散兵游勇、乞丐难民到处都是。加之官府腐败，土匪横行，因此当地一些县镇纷纷成立自卫武装组织，名曰“大团”。
1900年，张作霖在赵家庙成立一个大团，有二十多人，他当了头目，自此之后，他便走上了亦正亦邪的道路。表面上看，他的大团与土匪胡子作战、保境安民，但暗地里，他也与多股胡子有着不错的关系，双方相互交好。这样一来，张作霖负责的保安区，治安良好，他的名声也日渐鹊起，管辖范围慢慢扩大，最后达到二十多村。
1902年，社会秩序好转，张作霖的队伍接受整编。当时的盛京将军采纳“化私团为公团”、“化盗为良”的建议。张作霖扩大队伍，收编了数股胡子，如义县的张作相等。张作霖被任命为帮办（副营长）。1903年，又升为管带（营长），成为政府军官。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张作霖在日俄夹缝中周旋。1905年，俄国战败，张作霖乘机将所部扩编为三个营。1906年，他升为统带（团长），又扩编为五个营。
有了军队做家底儿，张作霖的心思也就越来越大了。为了给自己正名，他开始与胡子渐行渐远，甚至于经常带兵大肆剿杀。1907年，东北建行省，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当时一个土匪头子杜立三，割据辽中为王，自称“马上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