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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是比速度更重要的追求。
十三
新千年到来的钟声敲过也还只是短短的时间，相信我们绝大多数人站在地平线上，多少还有些手足无措，内心会忐忑不安，没人会知道前路会是怎样。
上一个世纪，中国人是用泪水稀释着欢笑走过来的，因此，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我们有理由在新的百年中获取更多，梦想更多。
一代又一代人，不管经历过怎样的打击和波折，面对未来的时候，都会投入更多的希望和歌唱，虽然新的世纪中，依然还会有战争有欺骗有眼泪有失望，但对于刚刚把富强之梦开始转化为现实的中国人来说，最好在这个新世纪里，我们能欢笑多于眼泪快乐多于痛苦和平远远多于战争善良永远多于欺骗和伪善，我想，这不该是一种过份的要求。
一切都要从我们今日脚下的地平线开始，在此之前的20多年里，我们已用痛苦与快乐铸就的坚强为今天搭起了最好的起跑线，新世纪的黎明，雾气依然很重，前方还是一如既往的模糊，但是，让我们出发吧！
走，就有希望。
〓〓〓第一节·告别校园：在希望与迷茫中出走 〓〓〓
1989年那一个元旦之夜，在我的记忆中是生命中最冷的一个节日。不过，现在已经有点
记不清了，是那一夜真的特别冷，还是因为自己马上要大学毕业，但前途依然未卜所形
成的内心感觉。
大学的前三个元旦，全班同学聚在一起，欢欢笑笑，无忧无虑，可以连续玩上两三
个通宵。但这种狂欢在1989年元旦到来的时候已经属于校园里其它年级的师弟师妹们了
。
当时我已经大四，正处在决定自己毕业分配的毕业实习中，全班70多人，有50多人
离开了北京，回各自的家乡去塑造未来，而我们剩下的近20多人都在北京各个新闻单位
实习，留在北京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毕业分配的形势非常不好，大学毕业生“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在我们毕业实习开始之前，我们都已经明白，你去实习的单位也许就是你将来要留下的
单位，因此如何给人家留下好印象显得极其重要。每天如何打水扫地被我们精心地设计
着，“当孙子“是我们共同的心理准备。
即使做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实习之苦依然出乎我们的意料。
想留在北京，对于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来说，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然是首选，接着是北京的其它新闻单位，而对于我这个内蒙少数民
族地区来的毕业生来说，只有留在中央三大台或留校任教才能解决户口问题。而我面临
的局面是中央电视台不要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竞争激烈，权衡再三，我选择了把握性
大一点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要想给实习单位留下好印象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保证每天不迟到就是头等大
事。实习单位不太可能提供住处，我们只能住在学校，而广播学院位于北京东郊，离中
国国际广播电台所在复兴门大街将近三十公里，如果每天想靠挤公共汽车上班，来回倒
车，不迟到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每天晚上赶回学校，吃完晚饭，大学中习惯了晚睡晚起
的我们早早睡下，第二天早晨靠我们平日很少使用的闹钟把自己叫醒。5点钟，我们几个
人在北方最寒冷的清晨时分，赶上学校进城接老师的班车，大约6点钟左右到达目的地。
由于路途遥远，加上严重缺觉，一上车，我们就又都昏昏睡去，往往一路无话。
由于班车开到复兴门才第一次停车，所以我们都睡出了条件反射：车一停下，我们
就在睡梦中瞬间醒来，半梦半醒着下车。这样的日子到1989年快到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两
个多月！但其中有一天，我被条件反射式的下车习惯惩罚了一次。有一天，可能是车上
有人要提前下车，车还没到复兴门就在途中停了一下，睡梦中的我以为按往常惯例到了
目的地，也就迅速下了车，车开走了， 我也有些醒了，突然发现，同学都没有下来，而
此处离目的地还很远，我被孤独地扔在站台上，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凉，
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起这种奔波的意义来。
当时我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侨部实习，节目面对的是海外华人。我每天早上6点多
钟到达之后，先在桌子上趴着睡一会儿，7点多钟，吃早饭、打水、扫地，然后一日到头
，晚上再搭学校的班车回去。
现在很难回忆起实习中的心情，只是记得那一段日子里耳边听得最多的歌就是苏芮
的《跟着感觉走》和齐秦的《冬雨》、《狼》。
迷迷茫茫的两个多月过去了，1989年的元旦来了，这个时候，虽然能否分在国际广
播电台还没有正面的说法，但我还是想约一些同学回学校过元旦，但绝大多数留在北京
实习的同学都似乎没有这个心情。最后只有我们三四个人回了学校。
1988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校园里一片节日的情景，奔走的人们脸上写着的大都是兴
奋和快乐，只是在我看来这一切已经不属于我们了。洗了一个澡，买了菜和一堆酒，回
到杂乱无章的宿舍中，就开始迎接新年了。
屋子里主要的光源都坏了，由于绝大多数同学都在外地实习，平日里拥挤的宿舍显
得空荡荡的，几个人，一盏昏黄的台灯，没有意气风发的对话，接连不断的啤酒，元旦
之夜过去了。这就是我大学生活中最后一个元旦，往日欢聚时的欢声笑语都已隐隐地远
去，将要走出校园也许就意味着走进孤独？那个清晨，大家都去睡了，我走出宿舍楼，
狂欢了一夜的校园安静极了。我不得不想，走出这个校园，我的明天会在哪儿落脚？
什么事走到低谷，再接下来可能就是转机，清冷的元旦过后不久，实习中带我的老
师悄悄告诉我，“由于你实习中表现不错，我们打算要你。“有了这句话垫底，心情一
下不同了，很久听不见的鸟声，身边人们的言语声又开始清晰起来。这个时候实习条件
也有所改善。由于和办公室里的同事熟了，一个大哥让我住在他们职工宿舍，恶梦一般
的早5点赶班车的日子也结束了。对于他来说，也许这并不是什么可以值得记住的事情，
但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同寻常，我有一种被接受了的感觉。这也难怪多年以后，我们好
久没见，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但电话那端另外一位老师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
我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还没从单身宿舍搬出，生命就已经终止，我的感谢再也无从出口
，这世界的变化有些太快了。
不用奔波了，前途也有了着落，当时的心情自然好极了，只是这种好心情没有享受
多久。春节快到了，我们的毕业实习也结束了像赌博一样为前途下的注，看起来我赢了
，我几乎是吹着口哨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但谁又能知道，这只是一个幻觉，波折就在后面等着我，一场更大的风暴就在后面
等着我们。
春节过后，因毕业实习而分别了很久的同学都返回了校园。由于有了毕业实习中单
兵作战的酸甜苦辣，重新相聚，自然格外亲切。大家可能都意识到，大学生涯剩下的时
间不多了，这是散之前最后的聚，寒暄问候之后，一种夹杂着淡淡伤感的温情在同学中
弥漫。
实习过后大家的前景各不相同，有人落脚点已定，剩下的时光将在享受中度过，但
大多数人依然前途未卜，有人叹息，有人忧心忡忡，有人听天由命，但都在做最后的努
力。
课程重新开始，但大家都有一点心猿意马，我的心情还算不错，心中已在设计，将
来在国际台的工作会是怎样一种未来？
但好日子过了不到一个月，忽然有一天实习老师把我找去，告诉我，由于今年国际
台要毕业生的计划发生更改，不再接受中文编辑，因此我分到国际台的安排也相应更改
，我重新成为了自由人，但这份自由意味着，国际台之梦对我来说破碎了，我必须重新
为未来奔波。
一瞬间，我从虚幻的梦中醒了过来，心情自然沉入谷底。没人知道我该怎么办？
又开始奔波。
每隔几天，系里总会有一些新的就业信息，我和很多单位见过面，回呼和浩特，去
青岛，这些我都考虑过，但是一直没有定下来。直到有一天，广东传来信息，广东一家
电台打算在我们系要人，但想去的人必须再到那儿实习一小段时间，看人家对你的兴趣
如何。
北京留不下了，广东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于1989年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改革
前沿的广东恐怕是极具诱惑力的。我因此也想登上这辆末班车。经系里同意，我早早去
火车站买了去广东的火车票，打算再为前途赌一次。
几乎已经在心里相信，我将走向南方，虽然我的家在这个国家的最北方，但未来没
有着落的时候，路途遥远又怎能仔细盘算呢？只恐怕以后和母亲相聚的日子将会很少，
因此在作出向南方的决定之后，心里颇有点大义凛然的意味。第二天就要上火车了，我
不得不感慨，本来就少得多的大学最后时光，我又将有一段独自在外。但谁能想到恰恰
在这个时候，我拥有了一个新的机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知系里，是否还有毕业生可以来面试一下，他们希望能拥有更
多的选择机会，系里通知了我，去试试吧！
我自然不抱任何希望，首先我身边有同学在那儿实习，二来我本来就是因为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竞争激烈才选择去国际台，这一次又怎能因祸得福呢？
在去广东的头一天下午，我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面试我的是人事处的老师们，
他们的态度很好，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已记不清我是怎样回答的，但由于心中所抱希望
不大，因此态度十分自然平和，实话实说。一个下午过去了，告别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回到学校，我被告知，由于要等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面试结果，我必须退掉去广东
的火车票，推迟几天南下的行程。为此我心里一直在打鼓：“会不会鸡飞蛋打两头落空
？“
几天过后，消息传来，我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认可，一个下午的谈话竟真的决定了
我的未来。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跑到邮局，给家里打了个电报，将喜讯告诉远方的家
人。
这是一个颇有戏剧性的结局，本来奔的是国际台这个目标，日夜兼程竟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不敢想，却在一个下午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必须感谢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人事处那天下午和我谈话的所有老师，他们的感觉和最终决定在危机时
刻解救了我，并给了我一个新的舞台。
很多年后，每当我回忆毕业前这一幕，心头都会涌上一种难言的感伤。我不得不感
叹造物主的翻手为云和覆手为雨，只是当时的我还无法预知，这一幸运的结果又为我在
几个月后种下了磨难的果子。但机遇的获得，于我毕竟是幸事。
好的心情持续的天数不多，安安静静的课程进行了没几天，一场大的风波在北京渐
渐兴起，大学生和天安门广场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对于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一夜之间，话题变了。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
前途比较起来，哪个轻哪个重自然算得清。再没有安静的校园，再没有因小我而产生的
叹息，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大学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竟然
纠缠得如此紧密。看样我们注定要度过一个终身难忘的最后学期。
从四月末到六月初，我们的生活和京城的其它大学生不会有什么不同，谈论的问题
关注的未来都和国家有关，而毕业分配虽然也在很多人的努力下陆续解决，但它在每个
人的心中所占的份量已经没有过去那么重了。
一切都不可能安静了，更何况这个时候选择安静又有什么意义？
但最后我们还是必须安静下来，我们的同学大多数坐上火车离开了北京，我们全班
72名同学最后在校园里只剩下男男女女8个人，我们戏称最后8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校园安静极了，我们当然只能在校园内活动。记忆中我们不是一起聚在这个宿舍就
是聚在另一个宿舍，大家开诚布公地讲好了自己还有多少钱、多少饭票，都以为会打一
个持久战。死一般的沉默没有使我们绝望，只记得说话都是小声的，但还隐隐地盼着什
么。
日子开始奔六月底走，陆续开始有同学回来，但回来的都是毕业生，因此注定不会
使安静的校园填补得热闹起来。最初的恐慌过后，也可以进城了，说话的声音也开始大
了起来。一个多月没有思考过的毕业问题又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而这个时候我们
四年相守的大学生涯只剩下十多天的时间。
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下，这该是怎样的一种难舍难分！
开始学着强打起精神，要散了，总该热闹一下，然而为告别而举行的狂欢似乎难以
启齿，于是我们打上班主任婚姻的主意。
当时我们的班主任长不了我们几岁，和女朋友也相识很久，大家就闹着非给他们办
一个婚礼不可。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于是开始抓紧时间紧锣密鼓地操作，在班里又是
选伴郎，又是选伴娘，我们一起张罗着，并在校园旁边的一个小餐馆里订下了婚宴。
班主任的婚礼被我们催促着就这样提前举行了。但无论是班主任和他的未婚妻还是
忙碌的我们其实都知道，应该是红色的婚礼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下只是一个让我们欢乐的
理由。婚礼和宴席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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