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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乡村运动，我本从主观认识出发，而在农村破产的客观形势推动下，运动有了较大较广泛的发展，于是我们连续三年举行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次在山东邹平，随后两次先后在河北定县和江苏无锡。这三次会议的记录由章元善、许仕廉编辑，以《乡村建设实验》为题交商务印书馆出版。附以出家精神做乡村工作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般的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此时即如出家和尚出家时觉得世人都是在做梦，而自己甚为孤独，但多数人仍占在他的心内。在佛家原是为众生，悲悯众生，为众生解决生死；这种不忘众生、念着众生的心理，做乡村运动的人，应当仿效。在普通和尚很少这样激动，这样决心，自动发愿出家；如果那样的出家，等于未出家，他虽出了家，不过随随便便念念经，其生活是同世人一样的无聊。这样的生活是无味的生活。如果乡村运动者不是自动出家，在内心并没起了激动，仍系鬼混度日，这是最冤枉最无味的生活。如果我们真是发愿而来，我们应当真的像和尚一样感到孤独，常常念着众生，常常念着一件事，常常像要解决一个很急切的问题似的。（我在廿岁时曾经想出家，后来没有；可是到现在还常常觉着出家的味道。）一个人很容易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明白时很容易明了他的责任，糊涂时便恍惚忘记了。这只有常常提醒自己，要问出一个很真切的心来。如果不是真想干，干脆的不如不干；如果真想干，那么应该很深沉的内决于心，虽有时糊涂恍惚，也可觉醒的。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30节 抗战以来自述（1）
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
1940年底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后，为在海外建立民盟的言论机关，1941年作者被推赴香港筹办《光明报》。1941年9月18日报纸创刊，作者被任命为报社社长，主持该报工作。《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即写成于此时，并在《光明报》连载达一个半月之久。文中扼要记述了作者自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至1941年离渝赴港之前四年间所参与的种种重要活动。五十年前的这些往事，因时移事易，有些细节已无多大意义，故现在重新刊出时略有删节。至于文章中的多处“天窗”，则系当年被香港当局新闻机构所检扣的部分，因作者无法填补，只得付诸阙如。
编者
引言
我努力的是什么？这原是要读者看了这篇自述之后，从四五年事实经过中认出的。但今亦不妨先指点出来：
一、是国内的团结；
二、是民众的发动。
发动民众为抗战所必需，国内团结为抗战所必需，这是人人都知道应需努力的事。努力者正多其人，我亦不过追从国人之后之一份。事无新奇，不足称述。不过我四五年间翻来覆去，努力不已，不是这件，就是那件，自始至终，一贯不移。述说出来，使国人关心这两大问题者，亦可得其消息之一斑。
我第一个念头原在发动民众，因为意想中全国一致对外不成问题，后来晓得事情不这样简单，还必须先求团结才行，否则彼此猜防之心未泯遽动手发动民众，愈发动即愈冲突，冲突大了，国事便不可为。但如有人问我：定要团结好了，再发动民众，事实是否能许可呢？我回答不出。我总强调“团结第一”就是了。
我是个谨慎人，我，像共产党一样，可以去发动民众。我当然要从团结入手，求取全国有计划的合于理的民众大动员（此事我有主张计划见后）。无奈我的气力薄弱，事情不易成功，至今天还盘旋在团结问题上，没有进展，因此四五年间所努力的，核实了仍只是团结一事而已。试看后文自明。我今天受同人委托，办理本报，仍是为了团结运动。现在自述其四五年来努力经过，藉以求教于当世贤达，亦正是表出本报宗旨的一种工作，倘得各方读者同情指教，使团结运动得些进益，岂非大局之幸乎。祝之祝之！
在本篇的叙述上，拟将最近在重庆我们一些朋友，为团结而奔走的一段经过叙列为开卷第一章，然后翻回头来，再从抗战之前叙起，直叙到最近，使与开端的叙述环扣起来，其顺序约略如下：（一）1941年2、3月间的一段经过
（二）七七以前的讲演
（三）“八一三”以后的文章
（四）国防参议会
（五）访问延安
（六）国民参政会
（七）改善兵役的运动
（八）解决党派问题的我见
（九）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
（十）统一建国同志会
（十一）1940年4月间的一个提案
（十二）总结全文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31节 抗战以来自述（2）
一、1941年2、3月间的一段经过
这一段经过，我看见曾有两个刊物提说到。一是陶百川先生主编的《中央周刊》似用《劝驾记》为题，一是邹韬奋先生写的《抗战以来》第七十五节《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前夜》。不过，都语焉不详。我现在较精确地记述当回事实（其中自然仍省略许多），读者不妨取以与前两文相印证。
这一段经过，是1941年2月22日起，到3月27日为止的，其内容如下。其时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七人对于1月间新四军事件表示抗议，用书面通知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说：在他们所提善后办法十二条未经政府裁夺前，即不出席参政会。而参政会已定3月1日开会，所以居第三者地位的参政同人，不便坐视，特于2月22日集会商谈。当日在座者，计有张君劢、罗隆基等各位，左舜生、李璜等各位，沈钧儒、邹韬奋等各位，黄炎培、冷等各位，而前届参政员章伯钧、张申府亦参加，连我自己共有十五人。大家商谈结果，推定左、罗及我共三人，负责起草几条意见，作为向双方说话的根据。当晚左、罗及我三人又作一度交换意见，而委托我来执笔。23日晚我写好之后，通知各位朋友于24日集会。大家看了，我所写好的无甚修改，即依年龄为顺序而签名。第一为张表方（澜）先生，第二为褚辅成先生，余不必细数。除章伯钧、张申府两位未签名外，仍得十六人之数。褚先生为国民党老前辈，素不存党派成见，此次亦自愿列名。
我写的共四条，其条文如下：
一）为昭示全国团结，此次大会中共参政员之出席必不可少。
（二）为永杜纷争，全国一切军队，应与任何党派绝缘，统一于国家。
上项原则之实行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秉公监督办理。
（三）抗战建国纲领公布瞬满三年究竟实行者几何？而现在事实，背乎各条规定者又有若干？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切实检讨。其有实行不力者，应督促实行；背乎各条规定者，应加纠正。并以此委员会为常设之监督机关。
（四）根据二三条，合设一委员会，以最高领袖为主席，遇有不能出席时，派负责代表主席。设委员八人，网罗各方面充任之。委员会议决事项立即生效，不再经任何机关核定。
1939年春作者自重庆大后方出发，赴山东敌后游击区巡视，途中常昼伏夜行，历尽艰险。八个月后返抵洛阳。（前排右三为作者，其左为随行秘书，其右为随行军事参谋王靖波）。
蒋公的表示十六人签名的一份，又在四条前后加了头尾，作成一封信的方式，准备呈给蒋公。中共方面，则约了周恩来、董必武两位来面谈。周谈话甚多，总其要点，不外两层：第一层表示，极欢迎第三者出来说话，他们愿与第三者共同推进民主，可以将自己的事，加倍让步；第二层表示，四条主张甚好，若得当局接受，则他们出席，亦即不成问题。这是25日的事。27日早，蒋公约去见面，除面呈那四条外，又加口头说明。大意着重两点：一点是军队必须脱离党派而统一于国家，方为根本杜绝纷争之道；一点是国家政令，每每宣布而不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即其一例，我们不多要求旁的东西，只要求兑现，我们要求给我们监督兑现的权。蒋公对此两点，皆表示甚以为然。总结来说，就是接受我们的建议，可以组织那个委员会。至于中共参政员出席问题，则嘱咐我们去劝他，并约第二天再见面。我们当将此意，即刻转告周、董两位。除中午一度谈话外，当晚复在油市街四号（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由同人与周、董切实商讨，请其撤回那不肯出席的通知书。周、董二君讫未同意，仅允电延安请示。第二天28日，同人再见蒋公，即以周君已电延安为告，接续商量组织委员会事，甚为顺畅。临末，蒋公追问中共出席不成问题否？无人敢负责答复。于是蒋公严切表示，明天（3月1日）他们出席，即当按一个党派参加主席团一个主席之原则，推选周恩来为主席团之一；如其不出席，则是他们不惜以国内裂痕暴露于外，他们要负责的。以后即无话谈。请你们去告诉他！
那时只剩半天工夫，非常迫促，所以我同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诸公顾不得吃饭，赶去访问周、董两位。既传达领袖的话，亦表示同人的要求，请决定出席，勿负各方面之望。周君等似亦无甚固执之点，仅谓必须候取延安复电。他们自己有电台，在化龙桥近处的山上，每日午后四时、晚十时、天明五六时，和延安通电三次。所以周君对我们说，至迟夜晚必有复电。收得复电，马上通知我们。政府诸公关心此事者，都向我们问消息。我们皆做乐观的答复。因当时空气确实不像有问题的。但不料我同黄先生坐候一夜，屡次用电话询问周君；周君亦在山上坐候收电，到底不得复音。天明周、董两位亲来见我们，说电台发生障碍，收不到延安电报，不便出席。经再三恳谈，终无法相强。已到开会时间，忽于电话上，蒋公亲语黄先生，嘱我们代表他，敦劝董、邓两参政员速即出席（因七参政员中实只有董必武、邓颖超在渝）。我们只得再跑去劝驾。他们自然不肯来，写了一封抱歉的信，声明没有党中央命令，不能自主。我们赶至会场，将此信回复蒋公，大会早在开幕了。
我们将信面呈蒋公，并代为解释，说他们第因电令未到，不好出席，非有他意。蒋公当表示可以等待他们一天．于是由黄炎培、张君劢等四十二人临时动议，将下午大会停开，所有主席团的选举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