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末了进步到共产。我所见如何？我认为中国政治上趋于民主化和经济上趋于社会化，是同时的。其前进是同时前进，互相推动着前进，相携并进，以抵于成。因为分不开，所以他们的前两段，在我就是一段。又因为我只信社会主义，而不大相信共产，又少却他们的第三段，于是我便成“一段论”了。——其实在我并无所谓“一段论”。
问题太大，话说起来太长，现在记不胜记。他们的书报刊物甚多，读者不难考证。我亦有一些出版物，外间流行却少（内地及上海尚可得，香港甚难）。今将旧文摘几句于此以见意：
中国政治问题必与经济问题并时解决，中国经济上之生产问题必与其分配问题并时解决；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流俗之所见，或以为政治问题解决，而后产业得以发达，而后乃从容谈分配问题；或以为必由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于共产主义，而当从事国家资本主义之建造。是或狃于欧洲国家之往例，或误于俄国布尔塞维克之企图，而皆昧于彼我之异势，谬欲相袭者，曾何足以知此！
这是民国十八年为河南村治学院所写旨趣书中的话。又后来《乡村建设纲领》第十八条有云：
吾人所见，中国政治得进于民主化，将有赖其经济生活之社会化，此与西洋政治之民主化得于个人主义者适异。经济上之社会化，有助于政治上之民主化；政治上之民主化，复有助于经济上之社会化；如是辗转循环向前进，自微之著，由下而上，经济上之社会主义与政治之民主主义，同时建设成功。
这些话均待另外详谈，才得明白。彼此对中国前途看法之不同，从何而来呢？当然由于对中国老社会认识不同，从而对近百年所起变化的了解不同，从而对前途估计不同。所以从谈未来问题，就追溯到过去历史文化。我总执持两句话：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会之特殊构造来。他相当承认我的话，但他说，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
我与毛先生两人间的争论，到此为止。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41节 抗战以来自述（12）
六、国民参政会
我访问延安后于1月25日回抵西安，29日去开封。在西安、开封均略作考察，以便复命参议会。2月2日到山东曹州与旧日山东同人会晤。2月4日到徐州，一面系应李德邻（宗仁）先生之约，一面亦系谋与鲁西、鲁南同人恢复联络，鼓励抗敌。留于徐州者一个月之久（住北关农场内）。
3月3日回到武汉，访闻所谓八个人起草共同纲领的事，已陷于停顿。蒋公曾一度热心混合全国为一党，旋亦作罢。所以我想求得进一步团结的事，那时不便谈。
4月曾往潢川，往长沙等处，5月曾往南阳、镇平等处，6月曾入川往返于重庆成都。跑来跑去，无非为了抗战，第以其中事情叙起来太烦，均从省。现在只记一记7月的国民参政会。
在前叙国防参议会时，已论到国民参政会。因有前次提到的三点困难不易解决，人数时有增改，产生不由选举，职权只备咨询。第一届人选发表，舆论尚表满意。第一次开会，各党派互相约定要会内保持一致，故团结精神很充分。其后，此种精神便一次不如一次。第一届延到廿九年底为止，第二届产生。二届人数又有增改（初公布增至二百二十人，临时又增多二十），但党外人数（其他党籍或无党籍者）则显著减少，所增多为党内人士。一个并无决定之权的机关，并不需在表决票数上竞争，这样增减宁有必要？而当初国防参议会务以党外者在野者为主的精神，遂不可见。
现在不欲作何评量，略述我在会内一点经过，以存客观事实。
我在第一次参政会上，提有一个建议案，三个询问案。那一个建议案是请政府召开战时农村问题会议，并于政府设置常设机关，其原文录后：
（理由）中国自1930、1931而后，农村急剧崩溃，除1936年以全国农产丰收，市价又不坏，稍得喘息外，问题之严重未解，而大战遽起。此时国家抗战，所需人力物力，既无不责之于乡村，乡村负担加重若干倍，而农产或以贸易停顿不得输出于外，或以运输困难而滞销于内，正苦无负担之力。此为农村战时最大问题之一。又地方制度（尤其省县以下），自清末以来日在纷更，迄未确立。自治固不能谈，即官治亦且难言。加以数十年来受西洋影响，无论政治教育经济，皆使人才钱财集中都市。都市有拥挤充斥之患，而内地乡村空乏，几同一片荒原沙漠；即下级行政机构之不能充实健全自属当然。此时国家百事责之地方，地方一切归于乡村。乡村无力负担是一个问题，办理不善是第二个问题。例如兵役问题其最著者也。在上级政府嫌其质量两差；在中级（专员县长）已竭蹶万状；在乡村则扰乱痛苦直匪言可宣。不独痛苦，抑且前途危险之至！此为战时农村最大问题之二。国家抗战既依靠于农村，农村问题严重如此，岂容忽视！拟请行政院召开战时农村问题会议，集合了解下情之人详加讨论，亟筹整理补救之方。
会议后所以必须更有常设机关者，以一次整理未尽得宜，下情必须不断了解，此其一。农村问题，关涉许多方面，虽在政府各有职司其事者，而互相间联络不够，必须加以推动，使其常得商讨设计，而后分别执行，庶乎事业可举，此其二。
（办法）战时农村问题会议由行政院或军事委员会召集之，其组织及工作进行应注意下列各点：（下略）
我此一提案，所以录原文于此者，以见内容平常，并未能替农民说话，而仍是为国家为政府设想，政府实不必害怕。果能实行，则上下之情得以稍通，乡村实际好处却不小。同时各部门各机关互得配合联络，一切事业才得进行起来，于工作效率关系亦大。原案经审查会修正（增加与会人员）通过，送经大会照案通过。秘书处咨送政府，经国防最高会议发交行政院核议。行政院又交经济部核复。经济部翁部长文灏、何次长廉，私人请我商谈一度后，具复行政院认为事实可行。行政院又照样具复于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会议亦曾将经济部行政院的核议可行，通知国民参政会秘书处。但除公文往来复去而外，事实上并无下文。——此会经廿七年到廿八年，又到廿九年，以至三十年（1941）的今天，还没有召集。
此外之三个询问案，第一案大意如下：
查抗战建国纲领第十八条，有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之文，此诚当前首务。惟此中关系方面甚多，例如，农村金融系统之树立、农业技术之改进、农产之输出与流通、合作组织之普遍推行、农民教育以及农村治安诸端。想在政府必有统筹之规划，切实之进行。规划者应请提交本会议决，进行者应请提交本会报告。
此案后经政府答复说，在经济部工作报告中，不另答复。
第二件询问案大意如下：
查抗战建国纲领第廿五条，有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为抗战而动员之意。在各职业团体中，应以农会为最关重要，诚以民众动员大部分为农民之动员也。各地农会素来有名无实，或并其名而无之，只临时为应付选举而设。究应如何改善而充实之，想在政府必有至计，请答复。
此案当时经政府中的军委会政治部答复说，本部对于农会正在一面调查，一面计划改善，现尚无可报告。我于是在第二次参政会上，再提询问，事隔几个月，究竟调查所得如何，改善计划确实否，请答复。而这次忽然变了，由行政院经济部出来答复。说本部调查得全国农会共有一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个，改善计划早经确定，并已实行云云。这桩事不知究竟应当归谁掌管？
第三件询问案大意如下：
查抗战建国纲领第十四条，有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简单化合理化，并提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之文，又风闻内政部于省县各级制度，亦曾有改订拟议。在各省地方如湖南、江西各省政府对于地方行政力求革新，除办理行政人员训练外，并已涉及制度之变更。究竟此一问题，在中央正计划者如何，已实行者如何，请答复。
此案当经政府回复说，已有提案到会。会中果亦收到政府提案，内容涉及各省县制度、保甲制度，还有省县参议会问题。这是属于内政方面的，应归第三组审查会审查，我正负第三审查会召集人之责。当时经过颇有许多曲折，外间知者不多，我今亦不说的好。第二次在重庆开会，我又担任第三审查会召集人。我们审查内政部工作报告时，何部长键亲自出席审查，彼此面谈，又有出人意料者，我现在都不说。到廿八年冬有“新县制”之颁定，并有以廿九年为“新县制年”之说，是此一问题中一极重大改革，然而并没有经过参政会。
在第二次参政会内，我提有改善兵役一案，将来另记。当时正是廿七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不守之后，大局严重，我特临时动议，开全体审查会，请政府当局出席切实检讨抗战工作。所谓全体审查会，是出席人数与大会同，而不作为大会，因为大会发言有限制，而审查会较容说话。那次，曾以末一天的半天功夫，由参政同人和政府负责诸公作了一次检讨。——这算比较重要的一事。
第三次会在廿八年2月，第四次会在廿八年9月，我都未参加。因为那八个月功夫，我正在安徽、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六省战地旅途中。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42节 抗战以来自述（13）
七、改善兵役运动
抗战工作不外分一个前方，一个后方。对于前方工作，我的朋友学生（特别是豫北和山东的朋友学生），原为有计划的努力，我间接地帮助他们做，其详另记。在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后，我力辞驻会委员，即恐入川便与前方同人不易联络。自廿六年12月到武汉，我即对人说，你们向南我向北，你们向西我向东。盖此心实不安于退居后方也。但后来到底入川了，与豫北山东相隔太远，消息阻断，对于前方既不能有所尽力，我即决定在西南大后方择一紧要问题而尽力。
在西南大后方说，当然以补充兵员，多多征集，好好训练为第一事。而兵役问题，恰办得不好，谈者莫不疾首蹙额。在乡村已痛苦不堪，而国家亦得不到好壮丁。我们从来做乡村工作的人，对此乡村最大痛苦不能坐视，不能躲闪，而为了抗战亦非给国家求得好兵员不可。于是我就留心兵役改善的研究，思所以尽力之道。
这一研究不是书本上的事，一面要在乡村调查，汇集事实，一面要向主管方面寻求了解除法令外并及办理实情。我在此两面皆有机缘可资进行，又恰得着朋友和社会大众帮忙。有一位朋友王寅生先生，他是“中国农村社”的，曾在武汉主持“战时农村问题研究所”的座谈会，因而相熟。这次相遇于重庆。彼此谈起来，相约于此致力。我二人之外，又约了孔庚、吕超两位先生，借他们的资望地位（吕为川军前辈，现任国民政府参军长）好办事。四人出名发起兵役问题座谈会于重庆。其时社会上各方面正为兵役问题感受刺激，有此需要，不期而然地都踊跃参加，而兵役负责机关（包括上下级）亦时常派员出席说明。此一座谈会，不断举行，从廿七年9月亘续至一年以上，实为难得盛事。到廿八年10月又正式改组成立兵役实施协进会。可惜到廿九年（1940）有人进谗言于最高当局，经蒋公召吕先生面谕解散了（我于发起后五个月即有北方之行，一切成绩实王、吕之功）。
先是廿七年6月间，我到成都，赶好省府召集十八个行政专员和保安副司令开会，就商议兵役问题；王主席缵绪要我出席指导。我那时于实际问题尚未调查清楚，无从有何指点，只就办理征兵几个大条件来说明其办不好之故。我说很粗浅的四大条件：甲，政令统一，事权统一；乙，秩序久定；丙，地方制度健全，下层机构充实；丁，人口户籍清楚。今天就全国说，初见统一；就四川一省说，亦是初初统一。其政令的统一，事权的统一，以事实上未曾就绪，多谈不到。秩序久定一点，就全国说，好多地方难讲，就四川说，亦正难讲。若地方制度，则自清末以至现在三十余年纷更不已，未得确立；下层机构，更是人才钱财两俱缺乏，离着健全充实四字不知有几千里远。人口户籍一向虚伪造报，无可依据。四个基础条件没有，办不好是当然的。
自我留心研究兵役问题以后，方知道原来就未曾实行依法征兵。说是11月1日起依法施征，尚未见诸事实，所以国家征兵法规是虚设的。政府所行的另有命令指示，而下层实际办理情形，却又与其上级政令所指示者多半不合。于是国家法制为一事，政府政令又为一事，实际办理者又为一事。所谓兵役一事，竟可析而为三。在此状态下，我们只有要求政令符合于法制，实际办理者符合于政令，还三为一。换言之，就是认真依法征兵。
我根据此意，拟成具体计划，于全省动员机构、兵役监察系统、出征军人家属协助委员会、出征军人家属联合会各有所建议。这些建议一面须得行政当局了解采用，一面须得地方有资望有信用的各级（省、县、乡）领袖热心出头赞助才行。那时就四川说，省政府兼军管区司令的王主席缵绪自为正负责人，而在他之上代表中央直接指挥他的则为一军委会重庆行营主任张群。关于兵役一事，重庆行营实居主脑地位，倒不是军政部直接来指挥军管区。王主席一面，我在6月间已和他谈过此事（见前），决继续访他谈谈。然而最要紧的，还不在政府，而在地方。恰好在四川地方人士中首屈一指的张表方先生（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