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愿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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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有涯愿无尽- 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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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且不论他们两位学问深浅如何,但都有一种本领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点意思度与众人。胡先生头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两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却是胡先生为人和易平正,原不须蔡先生怎样费力支持。陈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内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对更多。而且细行不检,予人口实。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气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问蔡先生何以能这般出大力气支持他呢?就为蔡先生虽知他有种种短处,而终竟对他的为人抱有真爱好,对他的言论主张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不是蔡先生,换任何一人都不会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爱他、真同情他,亦不会支持他的。
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此则唯借陈先生对于旧道德的勇猛进攻,乃得引发开展。自清末以来数十年中西文化的较量斗争,至此乃追究到最后,乃彻见根底。尽管现在人们看他两位已经过时,不复能领导后进。然而今日的局面、今日的风气(不问是好是坏)却是那时他们打开来的,虽甚不喜之者亦埋没不得。自然是说起当时人物并不止陈、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钊)、顾孟余、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诸先生皆其著者,且亦各有各的神通。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这时我个人固然同在蔡先生聚拢包容之中,然论这运会却数不到我。因我不是属于这新派的一伙,同时旧派学者中亦数不到我。那是自有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汉章)、马夷初(叙伦)等等诸位先生的。我只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不是在当时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于此,我们又可以说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除了许多学生不说,如我这样虽非学生而实受培养者盖亦不少也。
我到北大任讲席始于民国六年(1917年),而受聘则在其前一年,即蔡先生初接任校长之时。蔡先生之知我,是因我有《究元决疑论》之作,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约在民国五年夏,连载于六、七、八月三期,后来收入东方文库为一单行本)。此论之作盖兴感于黄远庸先生之惨死。那时我在北京得到远庸从上海写给我的信,同时读到他的忏悔录(渡美舟中作,发表于《东方杂志》),随亦听到他在美国被刺的讯息。此论发挥印度出世思想,指示人生惟一的路在皈依佛法。原稿寄给章行严先生(士钊)。适章先生奔走倒袁离沪,为蒋竹庄先生(维乔)所得,付《东方杂志》刊出。不久袁倒黎继,蔡先生既应范公之请,由海外返国,我以自十几岁爱好哲学,很早读到蔡先生的《哲学要领》一类著作,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谈(民国元年我为新闻记者,蔡先生为阁员,见过几面),特因范公介绍晋谒先生于其家,不料一见面,先生就说要请我到北大任教的话。
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陈先生新聘为文科学长,相当今所谓文学院院长)。我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只有应承下来。
虽则答应了,无奈我当时分不开身。当时我正为司法总长张西先生(耀曾)担任司法部秘书。同时任秘书者有沈衡山先生(钧儒)。沈先生多为张公照料外面周旋应付之事,我则为掌理机要函电。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为主,张公实代表西南滇川两粤而入阁。正在南北初统一,政治上往来机密函电极多,我常常忙到入夜。我既于此门功课夙无准备,况且要编出讲义,如何办得来?末后只得转推许季上先生(丹)为我代课。
及至次一年,经过张勋复辟之役,政府改组,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职南游入湘。10月间在衡山的北军王汝贤等部溃走长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随着溃兵难民退达武汉,就回北京了。因感于内战为祸之烈,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养成民主势力。自己印刷数千册,到处分送与人。恰这时许先生大病,自暑假开学便缺课,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才到北大。

第四辑 怀念师友
第67节 纪念蔡元培先生(2)
我在北大前后共七年,即自民国六年至十三年(从新思潮的酝酿、五四运动的爆发,到国民党改组)。中间曾因脑病求去两次,皆经蔡先生恳切挽劝而留住,其详不烦说了。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诸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论年辈,蔡先生长于我廿六岁,我只算得一个学生。然七年之间与先生书信往返中,先生总称我“漱溟先生”,我未尝辞,亦未尝自称晚生后学。盖在校内原为校长教员的关系,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谦德。后来离校,我每次写信,便自称晚学了。
近中四川报纸有传我初投考北大未见录取,后乃转而被聘为教授者,非事实。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那时蔡先生以讲师聘我亦非教授)。不过我初到北大时,实只廿四岁,与诸同学年齿相若,且有比我大两岁者。如今名教授冯友兰、顾颉刚、孙本文、朱谦之诸君皆当日相聚于课堂的。更有少时与我为同学友,而其时却正求学于北大的,如雷国能(在法科),如张申府(崧年,在理科)诸兄是。
当时蔡先生为什么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呢?我既不属新派(外间且有目我为陈、胡的反对派者),又无旧学,又非有科学专长的啊。此即上文所说蔡先生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之故了。他或者感觉到我富于研究兴趣,算个好学深思的人,放在大学里总是好的。同时呢,他对于我讲的印度哲学、中国文化等等自亦颇感兴味,不存成见。这就是一种气度。这一气度完全由他富于哲学兴趣相应而俱来的。换言之,若胸怀意识太偏于实用,或有独断固执脾气的人,便不会如此了。这气度为大学校长所必要的;老实说,这于一个为政于国的人有时亦同属必要吧!
由于蔡先生爱好哲学,又请来有哲学兴趣的教员,亦就开发了学生们的哲学兴趣。在我眼见的七年中,哲学系始终是最重要的一个学系。当其盛时,比任何一学系的学生都多。除了注册选修哲学课程者外,其他学生自由来听讲的亦很多。校外的人(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还有些不是学生的人)经常来听讲者亦颇有之。注册部所安排的教室每不合用。就为按照注册人数,这间教室本可以容纳下,而临时实到听讲的人数却加多,甚至加多达一倍,非掉换大教室不可。我自己的经验,当民国十二年(1923年)及十三年(1924年)上半年,我讲儒家思想时,必须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通常听讲人数总在二百左右,到课程结束,举行考试时的试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正式注册的学生了。闻人言近年(指抗战前和抗战中)南北各大学哲学系学生少得可怜,几乎没有人愿入哲学系。此固一时一地风气不同,然可见蔡先生当年倡导总算成功。
若问蔡先生何以能有这种种成功——他能罗致人才,能造成学风,能影响到全国大局,使后之言历史者不能不看做划时代的大节目,其成功之由果何在?我可以告诉你:此无他,他只是有他的真好恶。何谓真好恶?儒书上指点得明白:“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便是。有真好恶,而后他的一言一动,不论做什么事,总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间。这样,他便能打动人。人或者甘心情愿跟着他走,或随着他有一段鼓舞于衷而不自知。朱晦翁尝说的一句话:“是真虎,必有风”,正谓此。他不要笼络天下人,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一切威迫利诱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他毕竟成功了,毕竟不可磨灭地成功了。反之,那玩手段的欺人自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
总之,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吧。
今者距新思潮之风动全国既二十年,距余之离开北大既十七八年,距蔡先生之身故既满两年,而余亦浸浸五十之年矣。自顾尚无所成就以答蔡先生之知遇,以报北京大学之培养。窃不敢妄自菲薄,将致力于新文化运动之建设的工作,无使蔡先生之精神徒如过去新思潮所表现者而止,而更有其最后之成果焉。是则区区心愿之所在也。因纪念蔡先生,并志于此以自励。
附记
此文写于民国卅一年,即1942年;1970年忽于乱纸堆中发现吾手稿原迹,计经廿有八年矣。既审视其不无可存,则重为抄录一通,复就回忆所及五十年前之往事附记于其后。
文中说蔡先生有多方面之爱好,极广博之兴趣,其可征之事例甚多。今试举其一。尔时(约在1927年)京中有蜀人张克成先生宣讲佛家唯识论著于广济寺,任人听讲,蔡先生时出掌北大校事非久,竟然拨冗偕友几次往听。其实张先生信佛虽笃,却不通唯识,其错解可笑,愚著《唯识述义》曾指出之。然蔡先生之好学岂可及耶?
文中说北大哲学系尔时之盛况,曾及1923—1924年愚讲儒家思想时来听者之多。却须知听众非尽属思想上的同调,为求学习而来者。愚曾闻有反对派来听,倡言“我听听他荒谬到什么地步”。(注:同学中有彭基相、余文伟以我为唯心主义,夙示反对。)此正见出当时思想自由活泼之气象;凡哲学界所以成其盛况者讵不在此耶?
1970年11月3日记
又文中“他不要笼络天下人,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反之那玩手段的自欺欺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盖有感于当时执政者蒋介石而发,时当抗日战争中期,百事望之于蒋,而误于蒋,深有慨于心也。
同年11月8日又记
此文纪念蔡先生兼及当年愚受任北大哲学系讲席之事,因回忆往昔同学盛况如次:计同班同学有孙本文、顾颉刚、冯友兰、黄文弼、朱自清诸君。其时我廿四岁,论年齿彼此大致均相若。班上惟一年长者为谭鸣谦,即是后来革命运动中出名的谭平山其人,他年近三十矣。同学诸友固远不止此数,此举其后来学问上各有造诣,且均为大学的名教授,我此一时偶尔回忆中者数人而已。且在北大首尾七年之间,所熟识交好者初不止于哲学系诸同学,而泛及于其他系科。如罗常培、罗庸皆国文系,如陈政则德文系,如叶鮕则理科,如黄艮庸则在预科,朱谦之(自由听课,不属任何学系)、王恩洋(旁听生)。谷源瑞则属哲学系,后因在国民参政会任秘书,而特别相熟。至如王星贤(英文系)虽在学校时不相知而晚年来过从颇密,十分契合。
1984年2月5日再识

第四辑 怀念师友
第68节 纪念梁启超先生(1)
今天为梁任公(启超)先生逝世第十四周年,友人张旭光、周之风诸君提议撰写纪念文。去年漱溟自香港返桂,尝应友人嘱写有蔡孑民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文一篇。愚往者既同受知于蔡、梁两先生,则兹于纪念梁先生之文,自不容辞。纪念蔡先生文中曾指出蔡先生之伟大处,复自道其知遇之感。今为此文,大致亦同。
一、怎样认识任公先生的伟大
欲知任公先生的伟大,须从其前后同时人物作一比较。例如蔡先生即其前后同时人物之一。两位同于近五十年的中国,有最伟大之贡献。而且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网罗,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然而奇怪的是任公少于蔡先生八岁,论年辈应稍后,而其所发生之影响却在前。就在近五十年之始,便是他工作开始之时。在距今四十年前,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在距今三十五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全为立宪运动所支配,而这一运动即以他为主。当他的全盛时代,年长的蔡先生却默默无闻(蔡先生诚早露头角,但对广大社会而言则是如此)。蔡先生从“五四运动”打出来他的天下,那是距今二十四年的事。欧战以后的新思潮于此输入(特别是反资本主义潮流),国民革命于此种其因。所以他的影响到大局政治,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却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但须注意者,他这一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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