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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姜叔悄悄叫我出来，他说我工作的事估计老总不太好和行长去说，但这事只有行长才能决定，这样等着不是办法。他拿出激将法，“你好歹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不行你就自己去找一下行长试试吧。”我可以自己去找行长吗？我都忘了我是怎么去敲开行长的办公室的，大概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我进去就在门口的沙发上端端坐下，开门见山介绍我自己是来找工作的。行长是个有点矮小的重庆人，他从一摞文件里抬起头看着我有些发笑，“我告诉你吧，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打过电话，就是写过条子，起码也是有人陪着来的，自己闯进来的，你是第一个。”我为自己的鲁莽觉得不好意思，但觉得行长这样和我说话好像也没有太责怪的意味。行长对我这个闯进门来的学生表示出兴趣，他问我上了什么学，学了哪些课，大学主要有什么感受，为什么要回到老家来？当我说到想离农村的父母近一些，竟然带出了他的感慨，他说自己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上了北京石油学院，参加工作后也经历过很多，“农村孩子有个好前途不容易啊！”他感慨完这句话，对我说“你先回去，明天早上九点钟，你来我这里等回话。”
我从行长办公室出来，才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两个小时！国际业务部的老总早在楼梯口焦急不安地张望着，他一见我就说“哎呀，你可真行，行长那么忙，什么事都停下和你谈了两个小时。”我这才觉得自己有点不知深浅了。
第二天大概是7月12日，我依约来到行长办公室，行长有点语重心长地只说了一句话“我们昨天下午已经上过党委会了，你来了就要好好干。”我的工作就这么找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行长了，但当时脑海只想着一句话“士为知己者死”。国际部的老总本来一直觉得我还傻呵呵的，但从此对我有点刮目相看，我一说自己在工作里不会交际应酬，他就说“你还不会？几句话把行长都说动了。”我真正在这个银行工作后，才意识到行长至高无上的地位，每逢他背着手走近电梯，所有人都毕恭毕敬地靠后给他让出路来，我才知道当时姜叔让我找去行长办公室还真需要勇气。工作之后我再也没敢踏进行长办公室一步。
我后来还在街上遇到中国银行的那位女科长，她客套地问我“小张，怎么样，你还来不来我们银行了？”我没想到她还能认出我这个只见过一面的求职者，我也客气地说“呀，谢谢你，我已经找好单位了。”谁知道她到底给行长汇报没有呢。
我拿到银行的接收函，转身就到了旁边大楼的人事厅，可我得知的消息是我的人事关系已经被下派到老家的人事局了，我要在省城工作就得去办改派手续。这就不是我能办得了的事了，大姐夫帮我办改派的事，老家人事局一听“复旦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直说“多少年就这一个啊，这是人才，我们要好好储备起来，为家乡建设做贡献。”呵呵，这时候我成了要被储备的“人才”了，但分配到哪，没准。
拖了一个多月，我的改派手续总算办好了，我以为有单位接收函，有改派证明就万事大吉了，想不到还需要人事厅的接收手续。于是我又一趟趟地隔空就去人事厅，办公室永远都是人满为患，多是和我情况差不多的人，工作人员没人抬头回答我的问询。我就在已经开了接收函的银行没有名分、没有工资地天天上班，不知道哪天会有转机。
姜叔的父亲和岳父都是从湖北干革命出来的将军，全家人也基本都是军人出身。他爱人在军队医院有一套房子，他在银行又分了套新房，于是他家的军队医院的房子就成了我的临时落脚点，还没毕业的好朋友也时不时来陪我。这样夏去秋来，我还是没有办好工作关系，直到9月11日。
我那天已经不知道该不该抱什么希望了，两个月来已经跑了无数趟，再去看一趟吧，看看到底有什么说法。早上天气有点阴，我的心情也是阴的，我来得算早，办公室围着的只有两三个人，办事人员一看又是我这个熟面孔，尽管他们也同情我这个名牌大学生的境遇，但所有事都是公事公办，还是答复我再等等。我一看又白跑了，什么也没说就走出办公室，但在走廊里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憋了两个月的委屈和愤懑一起袭上心头，走到电梯口我都没有忍住眼泪，这样在公共场合有些失态，我还是先躲到阳台擦干眼泪再说吧。我正在阳台上独自抹泪，刚才打发我的办事员走了过来，他说“我正找你呢，你跟我到办公室来一下。看你跑了这么久，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也不容易，既然你已经联系好接收单位，我们就给你把手续办了吧。”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好运就这样降临了。
我忘了是怎么签完字拿着那张薄薄的接收函，千感谢万感谢离开人事厅的。下楼看到广场，我突然想去拍张照片寄给父母，让他们看看这就是我即将上班的地方。我还穿着大学时自己的白色牛仔裤织和黑白拼色薄毛衣，在一个孔雀造型的绿植前面拍了一张悲欣交集、笑都笑不出来的照片。
我终于是个有工作关系、有工资关系的人了！
在随后的时间里，我又按照应届生下基层锻炼的政策下到支行，（其实也有没下基层的，我已经处变不惊了。）一百多个应届大中专生看我这个唯一的名牌学生都像天上的月亮，也没人敢和我这个郁郁寡欢的人接近。人事科长在动员会上说“哎呀，郊县的办事处都是急着用人的地方，那里蓝蓝儿的天，白白儿的云，空气要多新鲜有多新鲜，一个人一个大办公室，你们谁想去啊？”他最后说是特殊照顾我，分配我去了郊区的办事处。办事处的主任说“哎呀，你这个名牌大学生到我们这里简直是大材小用了。”我对这些不知道真假的吹捧已经有些麻木了，没什么大材小用的，干什么都行啊，这一路走来，大学生的光环早就失色了。我被分配到银行的最基层单位——储蓄所，也说是特别照顾在办事处的储蓄专柜。
在储蓄所上班，工作就是数钱记账，我在大学里觉得最没用的两门选修课——会计和计算机成了工作必须掌握的吃饭技能，而其他所有的知识真是毫无用武之地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命运总是让我们觉得出其不意，是它总要扼住我们的咽喉。我开始埋头学珠算、翻打传票，学习四指点钞、单指点钞，学习记账、做表。工作是两班倒，中午得带饭，有一次忙起来竟然忘了电炉上热的饭菜，等打开锅盖，才发现水干了不说，塑料饭盒烧得只剩一半塌下来，锅底都烧出了洞。还没挣钱呢，我下班先赶紧给储蓄所买口新锅赔偿，不然第二天别人热饭没锅了。
我还不慎收过两次五十元假钞，那都是教了学费，谁让我没辨别出来呢？所长姐姐对我还是挺好，她老公在古籍书店工作，她很羡慕我的大学生身份。所里另外一个大姐有次说她有急事，让我赶紧接班，我钱都没清点完，她就让我签字接收，匆匆走了。等她走了我左数右数，钱真是少二十五元，我什么也没敢说，这就算买了教训吧。我后来听说出纳台的一个业务能手去上了趟厕所忘记锁钱箱，等回来发现少了一万多元。那时我的工资才是一百元刚过，被单位硬性扣零存整取20元，扣月票款3元，发到我手里是91元。（月票款还要自己出6元，零存整取的钱我10个月后离开提前支取，一分钱利息也没拿到。）出纳台也没有监控仪器，那个可怜的姑娘被全行批评、被通报处分、被扣发奖金，也被调离出纳台，每个月工资先扣赔款。在银行工作“钱款当面点清，离柜概不负责”，对外是这样要求的，对内也同样。发生出纳短款，只有自己悄悄补上，不然就是责任事故，不但没人替你补窟窿，还得受处分。
在储蓄所工作了十个月，我终于可以回到国际业务部了，还没干国际业务，先去桂林参加了一个月的培训。第一次出差就去了那么美的地方，学了那么久，和储蓄所狭小的三尺柜台相比，天地一下广阔了。那十个月给我的教训和感触太多了，让我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同事，形形色色的顾客，也让我接触到银行最基础的业务。此外，那段时间和老公确定的恋爱关系也让我觉得日子还是苦中有甜。
我找工作的经历（三）
我当时觉得自己找工作的经历真是艰难啊，求爷爷告奶奶，只差三叩九拜了，几乎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人为我奔忙。可是现在想想，我自己没有托关系、走后门，没有花一分钱，没有写一份简历，也没有参加一场考试就找到了还算满意的工作，可是说起来在这个物质社会还算不上难。后来同学听了都说是“天方夜谭”，现在看来，除了我学校的金字招牌外，只能用幸运来解释了。
帮我找工作的郭姨后来在我生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周末休息经常去她那里，看完电视我就睡在沙发上。有次早上醒来才想起上早班该迟到了，我有点怪怨她那么早醒来躺在床上看书也不知道叫醒我，她说“我没有孩子，我才不操多余的心，你自己的事情自己操心。”她说是这么说，却要热心地帮我张罗找对象的事，简直像业余红娘，说“结一对因缘积一层德”。我国庆节回去和当时的同学，后来的老公看完电影《开国大典》，暗生情愫。但郭姨根本不看好我们这样的异地同学恋，觉得不现实，不会有结果，她不顾我反对自作主张想给我介绍对象。她让我周末过来，我进门才发现摆了一桌子菜，屋里还有别人，她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大学老师。呵呵，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面对那个木讷的老师也没有任何感觉，有些尴尬，此后我让她再别闲操心了，我心中已经有人了。我结婚也是从她家里出嫁的，她就像是我的娘家人。后来才知道她竟然是我老公高中的班主任孙老师的好朋友，孙老师曾经来我家送给我六字真言“多撒娇少干活”，但时至如今我也没有学会。孙老师已经因为车祸去世了，郭姨也因病去世近十年了。但这一对说话泼辣、办事爽快、笑声爽朗的好朋友的音容笑貌还会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接收我参加工作的行长据说也已经因病去世了。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99年10月打算离开建行之前，尽管工作后慑于行长威严，我再没去找过他，但我想再离开前还是应该和他告别，毕竟我是他特别招进来的。我工作的国际业务部后来成了炙手可热的地方，省里的头头脑脑的孩子几乎把那里当成就业基地，行长的独生女也成了我的同事。我们时不时发点侨汇商场的洋货做福利，比如爱华随身听、日本虎牌热水壶等，也组织去香港“考察”。我工作了九年时间，在各个部门转来转去，总像个救火员，哪没人顶哪，哪缺人顶哪，并没受什么重用，倒是熟悉了银行各部门的工作。那时行长已经在新办公楼占据了一层的位置，秘书坐在电梯口的房间，我没有预约，直接敲门进去。依然是开门见山说我要离开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在重要的业务岗位立足，还是想再去闯闯，我当时好像还流泪了。行长大概也流露了惋惜，我要去的另外一家银行就曾经栖身在他的办公楼上，当时还名不见经传，前途未卜。
我工作过的国际业务部的老总，说起来挺有意思，我在他手下干活既不善说话，又没眼色来事，也没有背景，他也从没照顾过我。不过我结婚时都忘了给他预备回民席（他是天津的正宗回民），他还是去参加了我的婚礼，并作为主婚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把我交给我老公，还给我送了条毛巾被。我离开建行时他早离休了，但是后来在一个老同事婚礼上见面，他很惋惜地说“我要是还在，我就不让你走。”我在新单位工作后有一天下班在楼下路边见到他，很感意外“您老人家怎么在这？”他呵呵笑着说，没啥，就是想来看看我，看能不能碰上，我当时感动莫名。尽管他没有重用过我，但在走后还这样惦记我，这份情，我领了。
姜叔简直就是我工作的贵人，我无意间被他引荐，找到第一份工作，又被他引荐，找到现在的工作。99年9月的一天，下班在路上正好遇见姜叔，他那时是委托贷款处的副处长，正好负责我现在工作的银行的委托代理工作。他说“你工作的国际部高干子女那么多，你也混不出名堂，这个新筹建的银行你想不想去看看？”我都没听说过这个银行，尽管那时还不到30岁，但已经工作了9年，我觉得未来的日子可以一眼看到底，就等着在这里退休了，还折腾什么呢？姜叔让我写份简历，他带我去见见筹备组的领导，我说我在这工作得好好的，我又不是去求职，干吗要写简历？我没写过简历，也不会写简历，觉得也没必要写简历啊。姜叔拿我没办法，说好哪天带我先去看看，行不行再说。有天下午他带我去了新银行的筹备组，不多的几个办公人员都忙忙乱乱，领导和姜叔很熟，笑容里有点不怒自威的表情，他大概听了我的学历和工作经历，非常傲气地说“不瞒你说，想来我们这的人多得是啊！上至国务院领导，下至省上领导，多少人都打招呼，但我就一条，只录用德才兼备的人。”我其实也没想一定要来，只是鉴于姜叔的热心来看看，就这么见完面我都快把这事给忘了。国庆节还带着儿子赶去上海和宿舍同学聚会，看看他干妈，回来后还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考完试的傍晚，刚进家门还没歇口气呢，非常突然地接到陌生的电话（那时候没有小灵通或者手机，是家里的固定电话），说他们找来找去，觉得我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是最合适的人选，通知我晚上在新银行的员工宿舍有个聚会希望我参加。我就这么走进了现在工作的银行大门，开始了脱胎换骨的历程。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九日
吴先生（一）
吴先生是我父母家人对他的尊称，也贴合他香港同胞的身份。吴先生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