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演的白先勇的戏剧《游园惊梦》。那华美的舞台让人炫目，我一直记着华文漪的水袖和唱段，回味着“一个人一生最多也只能遇到那一回罢了”。不过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娓娓道来的一些小故事，顺便掺进对他人性和历史的思考以及对性格和命运的感慨。他说起班上有个南方来的小女孩，第一次见到上海下雪，大清早兴奋地连拍带踹班上男生宿舍的门，“快起来，快起来，下雪了，快来看下雪了！”他的描述极富感染力，我虽然在北方见惯了下雪，但也没有嘲笑那个大惊小怪的南方女孩，我似乎都能看见那个女孩在雪天里冻得红扑扑的笑脸，手舞足蹈捏着一团晶莹的白雪团，在沉睡的男生宿舍前恨不得要叫醒所有人分享她的喜悦时的天真模样。
我是宿舍里年龄偏小的，上大学时17岁，其实她们别人也比我大不了一岁半岁，只不过她们大多生长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家庭，比我这个从西北偏远农村来的见多识广，自然显得成熟得多。我经常会冒出一些让她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幼稚言行，智商有时候像学龄前儿童，有时候她们甚至怀疑我像从上个世纪来的人一样古老迂腐。梁兄对我这个第一次出远门的学生真有点不放心，他说起他的农村同学蜕变的故事中有“洋芋开花赛牡丹”的例子，担心我这样幼稚的人几乎像张白纸一样单纯，猛一下面对五光十色的世界，如何顺利地度过适应期，吸收外界的新鲜事物，保持自己的特性，不要迷失自己，尤其千万不要在断层诱惑面前“滑坡”。我当时听着他的忧虑的忠告还似懂非懂，什么是迷失自我？什么是断层，怎样是滑坡？于是他自然把“监督”（这是原话）我顺利过渡、成长的重任托付给宿舍的姐妹们，他们在家都习惯了做姐姐，也喜欢给我做姐姐的感觉，我像熊猫一样当“重点保护对象”的感觉也不错。
宿舍有个广州的女孩带来个新奇的玩意——跷跷棒，就是一堆五颜六色的塑料棒，牙签般粗细，比牙签略长。随意堆放在桌上，看谁能在不触动其他棒的情况下，挑出更多的棒就算赢家。这个游戏比的是细心、耐心和巧劲，高手能像捣台球一样最后完全清场。就这么个看起来小儿科的童稚游戏，竟然让我们宿舍的姑娘玩得不亦乐乎，闲下来不挑几下好像手有点发痒呢。有一次梁兄来时我们正凑着脑袋在桌上“挑拨离间”呢，当然动手的只有胆大心细的一个人，其他都是观战或者参谋的，“先挑这根”，“不，不，不，还是把那根先拨出来的好”，“嗯，还是先想办法掏出这根来好一点”。看我们玩得这么起劲，梁兄也小试身手，他的细心和耐心不比我们差，曾经下过乡现在又袖文字活，巧劲也有的是，他的成绩似乎也不错。他拿着一把成功拨出的战利品乐得呵呵直笑，似乎也重温了童真年代。
梁兄给我们的写作大课只带了一学期，但他和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了四年，他和我们的关系亦师亦友。我记得在我20岁生日的时候，大概因为姐妹们都已过了这个整数关口，对我这个生日尤为重视，几乎是全面发动“做寿”运动庆祝我迈进20岁的行列。她们在上海外国语学院餐厅定制了巧克力蛋糕，外语学院总是开风气之先得。从校园里偷采了鲜花，把我们简陋拥挤的16号楼“324”室装点得蓬荜生辉。她们不知怎么想起学着给我描画淡妆，我们那时可都是崇尚自然的长发魔女，从不化妆的，对修眉烫发都很不屑，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隆重的场面。她们簇拥着穿着红毛衣的我，不知道是因为羞涩还是激动，或者是因为施了胭脂，她们打趣我简直像羞红了脸的新娘子。除了我的两个好朋友作为我们宿舍的荣誉成员出席，梁兄也作为特邀嘉宾被姐妹们隆重邀请。他提来一摞精致的塑料饭盒，带了几样小菜，特意做了我从没吃过的螃蟹，和我们一起吹灭20支蜡烛，那个生日的烛光倩影成了我最美好的青春记忆。
梁兄后来给我们这帮眼光挑剔的丫头介绍了他历经坎坷之后找到的神仙伴侣，虽然我们仍习惯称他叫梁兄，与对温婉可人的“师母”的称呼有点尴尬不搭调，不过不妨碍我们喜欢、接受老师的新生活。他找到了归宿，我们终于不用担心老大不小的他还单身晃悠了，我们曾经尽量扮作淑女样去他们温馨的小家做客。在我们毕业前夕，梁兄终于要做爸爸了，在宿舍卧谈会上，我们这帮八竿子打不着的“阿姨”竟然为未出世的宝贝兴奋地争论不休，搜肠刮肚想想孩子到底应该叫什么名字才好。梁兄好像开玩笑说过男孩叫狗剩，女孩叫秀秀（秀秀这个名字我后来给我大哥的孙女命名了，我妈也说好听，我是受了梁兄的启发），哈哈，那怎么行呢？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梁兄向我们通报小名叫“一一”，嗯，这个名字没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不过听起来也不错。
我们离校前梁兄推着他的宝贝和我们这帮热心阿姨见面，我们在校门口高大的毛主席塑像下聚首，围着婴儿车乐不可支，拉着他的小手戳戳摇摇，引得路人回头。正当妙龄的我们对孩子有着陌生的好奇和像对宠物般的喜爱。哈哈，看着那个还不会说话，只会使劲睁着这眼睛瞅我们的大玩具，长的和他爸爸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们除了手忙脚乱围着他乐，几个脑袋挤在一起大眼对着他的小眼，不知道怎么哄他才好。虽然前途未卜、各奔东西的阴云笼罩在我们心头，但对着孩子无邪的眼神我们暂时忘却了心事。主席像下的夕阳余晖和这个可爱的新生命带给我们的欢笑，是那段面临离别伤感的日子里一抹明亮的色彩。
毕业之后再没有见过梁兄了，偶然听到宿舍姐妹说起他。想起他，总会想起他特别聚光的小眼睛，有点乱蓬蓬的自来卷发，和他摇着头咂着嘴的山东人的开朗大笑。曾经在书店看到梁兄编写的一本大部头文学理论书，他早都是教授了哦。后来听姐妹们说他的宝贝儿子也上大学了，呀，可不是嘛，岁月无痕，当年那帮无忧无虑的丫头都变成心事重重的中年人了，都快20年了，一代人的时光已然过去了。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后记：我今天一早突然想起俳句、想起梁兄和我的大学时代，写了上面这些文字。上网搜索他的近况，才发现他已经被称为复旦园内最有魅力的名师之一，是“中文系的智慧”，还有热心的学生帮他整理了语录，遗憾他没上百家讲坛是央视有眼无珠。哦，他上百家讲坛该逗乐多少人呢，也会让多少人听到温暖熨帖的语句。梁兄现在贵为博导，本科生只能听他的教学录像，我们宿舍的姐妹当年何其荣幸，在他还是年轻讲师的时候和他结缘，与他在宿舍无拘无束地对谈。祝福梁兄，也祝福一一！
看到关于他的诸多美誉里，说他永远笑眯眯，傻呵呵，永远言语独到，旗下粉丝如云，尤以青春美少女为多。哈哈，还是“好玩”的梁兄本色。）
（又及，想到我上面文字里记述的岁月，虽然我现在已经听不到音乐了，但我还是想给我的姐妹们送两首曾经喜欢的歌，朴树的《那些花儿》（范玮琪的版本也有另外的味道）和《生如夏花》，我会看着这些歌词；想着那些旋律，回想起我们共同的岁月，期盼着将要来临的聚会。）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
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
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
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
他们都老了吧？
他们在哪里呀？
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啦……她。
啦……还在开吗？
啦……呀！
她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
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
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
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
“……这是一个多美丽又遗憾的世界；
我们就这样抱着笑着还流着泪。
我从远方赶来赴你一面之约，
痴迷流连人间我为她而狂野，
我是这耀眼的瞬间，
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
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
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
我在这里啊——
就在这里啊——
惊鸿一般短暂，
如夏花一样绚烂……”
MRI复查
MRI复查
六月初单位组织集体体检，我增加了耳道核磁项目，想观察一下我的左侧听神经瘤发展得如何了。做这个检查比较费事，以致于影响其他部位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完成排查，中旬又去集中补检。看到电脑上显示耳道核磁MRI结果中“双颈动脉鞘间隙多发异常信号影，有对比强化，不排除多发神经鞘瘤可能，建议颈部或全身检查排除外神经瘤病。”我心里有点咯噔的感觉，一直跟前跟后、热心细致地照顾我检查的办公室同事安慰我“放宽心，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呵呵，但愿吧，我现在真是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痒。体检后有个热心肠的大姐几次问起我的检查结果，我自己倒急不起来了。
不过最近偶然有些心悸手抖的感觉，该不会和颈部神经瘤有关系吧？我已经先疑神疑鬼了，老公上网查询没有眉目，一切只能等拿到最终检查结果和核磁片子再定了。上周终于拿到体检结果，关于MRI检查的那一条依然如上表示，新出现的情况使我都快忽视了“左侧听神经区小鞘瘤”这茬事了。同事很关切地帮我联系再去复查的事，说好周一早上七点半，挂号后去找熟人。
周一（十八日）早晨不到七点钟，老公就陪我出门了。兰州军区陆军总医院离我家有些距离，白天估计得半小时才能到。没想到大清早不堵车，一路畅通无阻，不到十分钟就到了。我从没这么早来过医院，心想来得太早了呀，看到医院门口的一大盆无花果结得正好，还冒出闲情逸致让老公看呢。他才没心思看，催促我别磨蹭了，赶紧先进去看看情况。一进门诊大楼我就傻眼了，每个窗口都排着长长的队伍。那就找个看起来人少的队伍跟在后边吧，像小平同志在长征中的态度一样，什么都不想，“跟着走”呗。他老人家做出正确选择，跟上的队伍当年人数也不多。哎，真不知道医院每天都这么人山人海，还是人们让病情也放松休息了两天，都攒到周一来看了？心下纳闷，医院现在不是周末都上班吗？我看到大厅横幅显示周六和周日上午免费挂号，大概就是想分流高峰吧？可惜这个免费挂号措施和铁道部春运提价措施一样，似乎没起到抑峰平谷的效果嘛。该什么时候看病还什么时候看病，该什么时候返家还得什么时候返家呀。
排在缓慢移动的队伍里，我发现队伍旁边有人在桌上埋头填单子，拿起一张才看到“患者挂号建卡信息单”上有一行提示，而不是在墙上明显位置的标识。“首诊患者请必须填写此单“，来不及琢磨这话文白通不通，赶紧填吧，要填的内容还不少呢，除了姓名、性别等，还有国籍和身份证号。身份证号是每个人唯一的代号啊，但还真有很多人掏出身份证一字一字抄。幸亏我的身份证号倒背如流，不然我可不知道上医院看病也实行实名制了。看到有一些明显是从农村来的老头老太，大概不识字，找旁边人代填，医院显然低估了我们泱泱大国的文盲比例。
我想起前段时间看到一个作家在台湾的见闻，他感动于公共场所的无数温馨细节。比如柜台上的老花眼镜都不止一副，而是按度数从小到大任选；很多地方都设义工，随时随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在机场遇到换票延误，服务人员特意赠送一套台湾风情明信片以表歉意等等。我在医院大厅看到一个女人柱着拐杖，一瘸一拐，还艰难地牵着一个只过她膝盖的孩子。心想我们医院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如果不是直直得站在里边等人来咨询，而是像商业银行实行的引导制，或者什么时候也有志愿者之类，帮助需要填单、问询、挂号或者缴费的人，不让他们像没头苍蝇满楼跑，该多好啊。哎，我真是操闲心，我自己不是也成残障了吗？到这医院来的大多都是老弱病残，估计人家也顾不过来。
我们挂了专家号，跟着同事介绍的护士长先到了耳鼻喉科。部队医院的服务态度算是最好的，护士的仪容、仪表也非常标准到位，干净利落，有军人风姿。耳鼻喉科主任刚进门，一屁股坐在诊疗椅旁的办公桌前，已经有年轻医生端来冒来热气的茶水放在边上。陪我们去的护士长很及时地为主任取出近视镜递到手里，又轻手轻脚将老花镜放回眼镜盒，部队里的长幼尊卑、礼貌风纪和地方还真是不一样。主任一看我的报告，听到说双耳失聪，头都没抬就让我们直接去神经外科看。我现在的症状的确不应该再到耳鼻喉科来凑热闹，已经完全不在他们收治的范围了。
继续排队挂号，神经外科的医生先仔细看了我的报告单，再一张一张对着窗外的自然光查看我们带来的核磁片子。我这几年在兰州各大医院、北京同仁医院辗转检查，光核磁片子已经紧紧塞满一羽毛球筒。我只能看着医生陪以傻笑，老公在旁边给他解释的，应该是历次检查病情以及手术情况吧。我在那坐着像个没事人，想起韩寒主编的《独唱团》，第一期也是唯一一期刊登过艾未未的“我脑”，我翻到那页想看看这位标新立异的前卫艺术家又做出了什么出人意料的装置作品，原来就是一张他的脑部X光片。除了“我脑”的标题，一个字也没有标注，到底有什么寓意，任凭读者猜想。其实，他的健康的大脑光片和常人相比，应该没有什么怪异之处吧？反正不是爱因斯坦的大脑，就那张光片还拿到不菲的稿酬，青史留名，被至少上百万读者翻阅过呢。我这么厚一摞各个角度、各个侧面、各个时期，明显有右耳道肿瘤亮点或者左耳道模糊阴影的光片，却只有几个医院的医生不多三五个读者。当然也不是抱着欣赏的态度，至少是用专业挑刺的眼光吧。
医生给我们开了检查申请单，我有点不解，看着医生表情很轻松，好像没什么事呀，那我为什么还需要继续做核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