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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离城15里，坐落在平川上，处在城乡结合部的位置使它更像个集散地。一河之隔就是新华印刷厂、自来水公司，后来沿路又有了农科所、机械工业学校和另一所中专等单位。天水—定西高速公路的路口就在一里之外，也许迟早有一天，它会像因给高速公路让地而消失的村庄一样，被纳入城市的版图。从我10岁左右稍微懂事到现在也就30年时间，老人们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的村庄已经面目全非。我唯一庆幸的是村庄附近没有挖出金矿之类，也没有建起化工厂，自然环境没有被更多的破坏，故土难离的人们还可以在这里颐养天年。
处在高速发展的时代，10年时间已经足以有河东、河西的区别，我不能想象再过30年，这个村庄会是何等模样？说不定会被拆迁“上楼”，整个村庄都不复存在呢。我总是忍不住在想，我家院子里爷爷栽下的那棵两人才能合抱的老槐树，它会一直挺立在哪里吗？它会有天水南郭寺阅尽历史风雨的“唐槐”的幸运，与岁月一起慢慢变老，让后人感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吗？
我们村不像周围的村子叫“尹家庄”、“姚家庄”或者“师家崖”什么的，也不同于“十里铺”，它有个奇怪的名字——“窝驼”，归属于“太京”公社（后来改称太京乡，现在则叫太京镇）。不知道这个拗口的名字因何而来，村里几乎没人说得清，也许是驻留过骆驼商队？村里也没人追问，反正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是“窝驼”的人。
这个村子和周围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个以回民为主的大村子，汉族才是这里的少数民族。一进村口东头大家叫做“张家那边”的一片住着少量的汉民，村子里头围绕着清真寺的“马家那边”聚居着回民，当然村子里的姓远不止这两个，但都习惯了这样代称。从小我妈就告诫我们在村里的回民面前千万不能说“猪”，要说“亥”，可别把回民惹了，他们很齐心的。
我妈曾说起建清真寺的时候还征用了我家院子的两颗大椿树做了柱子，那是太爷种的，“这么粗呢”，妈妈圈起胳膊给我们比划时还能看出她有些心疼呢。我生下来时清真寺已经在了，那对我们来说是个神秘的禁地。我第一次进清真寺是因为1976年的大地震，那一年我刚刚6岁，有天半夜被大姐裹着被子抱到院子，我还睡得模模糊糊呢。听着远近杂乱的吼声“地动了（老家把地震叫地动）”，我好像并没怎么感觉到地动山摇，我想象中地震应该是天塌地陷的恐怖情景吧。听说遥远的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不知道地震还会不会再来，村里人家都集中进了四周开阔的清真寺院内，搭起帐篷过渡。那时候年龄太小不知道大人的忧愁，倒觉得大家混住在一起，在帐篷间捉迷藏是挺好玩的事。
“文革”后期开始搞活经济，村里在清真寺的大经堂内办起丝毯厂，大姐、二姐高中毕业后都在那里织丝毯。我借着给她们送饭的机会时常去看，一幅幅顶天立地的梁上绷着白线绳的经线，村里心明眼亮的大姑娘们坐在梁前，对着图纸织丝毯真是“一丝不苟”。师傅是从城里请来的，织的丝毯则是出口商品。她们使用的两种工具很好玩，割线的刀几乎是正方形，刀口一面有点圆形弧度；把织好的纬线夯实的墩子像梳子有齿，但是铁做的，齿长把短，非常重。她们飞快地照着图纸织一行，再用墩子穿过经线一行行砸实，就这样单调的动作，但只有眼疾手快才能成为个中高手，织出图案精美的丝毯去城里“交活”时不会被返工或拒收。我有时也好奇地想体验一下做织女的感受，可惜我费劲栓上去的丝线大姐会一把揪掉。
我忘了丝毯厂什么时候倒闭的，姑娘们嫁人的嫁人，招工的招工，考学的考学，种地的种地，清真寺又重归它的本来用途。每逢回民过节时远近的穆斯林都戴着簇新的白帽子，穿着黑色长袍从四面八方涌入清真寺，亲如一家，在阿訇的主持下举行他们的仪式。这时候和我妈关系好的人家就会给我们送来几个过节的“油香”，有时候还会端一碗精致的“碎面”，不挨边地倒进我家的碗里。说实话回民的饭食做的是精致可口，他们的院子也永远是干干净净的，这些习惯也自自然然影响到同村的汉民，连我妈都常年戴着一顶白色的卫生帽。我妈说村子里自打我们姐妹那一拨去城里上中学后没人再养猪了，这些年年轻人也都跟着回民吃牛羊肉了。后来村口还开起了澡堂，村里年轻人不用再为洗澡发愁了，老年人还是习惯打一盆水擦身。
现在的清真寺不再是空旷的大院，村里回民集资修复了大经堂，盖起两侧的餐厅、澡堂，种上花草，修了拱门和照壁，成了一个独立而完善的宗教场所。照壁门口印着“团结就是力量”，这个清真寺名副其实地成了村里回民的核心所在。
村里原先分为四个生产队，我家属于四队。清真寺旁原先是三队的麦场，现在被改建为“婚育文化”广场。除了“晚婚晚育”、“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标语，我倒没看出哪里体现了“婚育文化”。广场有凉棚和座椅，有棋盘和花园，也有一个标准的篮球场，球场边还有一排健身器，这里成了孩子活动的乐园，也成了大人们茶余饭后来小坐的地方。除了广场设施，随着“新农村”建设改善的还有村里的土路全修成了水泥路，再不会一下雨出门就踩两脚泥了。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我家的邻居，男主人是跛腿，房子年久失修，院墙塌下一半。他家临着村里的中心马路，外人进村都可以看见这个破败的院落。他家的房子破旧是事实，关键是公社管事的人正好是他家亲戚，所以把“帮扶“的措施落在了实处，在迎接上级检查前突击给他家修了一面砖房，还修了院墙。这倒真是做了件”建设和谐社会“的好事，比给山上刷油漆或用围栏遮羞的创意更积德造福。我们都不奇怪粉饰繁荣、弄虚作假的戏目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断绝，“波将金村”在神州大地上以不同版本时刻翻新着花样。
村里很多东西是随着78年分田到户后逐渐消失的，但村口山脚下的坟园是最早被迁移、荡平的。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脉气被挖断，村庄似乎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安宁，这大概就是在文革后期“死人给活人让路”的时候吧。那片柏树森森的坟园对我们孩子来说真是恐怖的禁地，从小就被吓唬夜里“有鬼”，鬼大概都是出没于坟园的吧？远远看着密不透风的柏树，树顶上面呱呱叫着、盘旋着的乌鸦，我们就望而却步了。爷爷扫烧炕用的柏树籽带我去过几次，坟园遍地是经历了多年枯荣的小草丛，落着厚厚的柏树籽，很多坟头都爬满干草，坟堆缩得很小。回民的坟堆是长形的，汉民的坟堆是圆形的，家族的坟墓之间有小矮墙隔开。我寸步不离地跟着爷爷，蹑手蹑脚帮他把扫拢的柏树籽装在背篓里。一路提心吊胆，左顾右盼，唯恐从后面冒出来的鬼影把我抓走。迁坟的命令下达时村里几乎沸腾了，哭天抢地，民怨四起。挖祖坟意味着什么，这点各民族的理解都是一样的吧？但是行政命令就是一切，必须无条件执行，更何况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周总理不是把他家的祖坟早都平了做表率吗？我家的祖坟顺势迁上了山。很快，坟园和古柏都荡然无存，一条新马路从那个位置穿过，马路边修了个商店，商店后面还空出很大一个院子。半年后商店有个工作人员莫名其妙去世了，村里人传说是坟里的冤鬼把魂抓走了。商店还有个从城里来的营业员，听说她戴了块稀奇的“电子表”，竟然会自动显示时间，我和伙伴们好像都去围观过她手腕那块黑色的方形手表。
我小时候村口有个池塘，紧挨着我们小队的麦场和牲口圈。池塘里的水永远都是清澈的，不时可以从流经的小渠注水。池塘除了轻轻摆动的绿色水草，划着长腿游弋的水蚊子，时不时在水面成群点水的蜻蜓，就是整天鼓肚刮噪、出没期间的癞蛤蟆。池塘是饮牲口用的，到底有多深我不得而知。池塘边有棵老柳树用来栓牲口，树皮都被牲口啃光了，露出白白的树桩。每年柳树枝条返青时，折一段柳树枝，做个“柳哨”（老家叫咪咪，吹出来的确是这个声音），春天好像就在我们的哨声中吹来了。等柳树叶子长出来，开了花结了柳絮，柳哨是做不成了，男孩会爬上树做一顶柳树草帽，冒充“小兵张嘎”放哨。
春日池塘边，牛蹄踩出的脚印里总是聚着一堆一堆黑豆般的蝌蚪，圆圆的脑袋，细细的尾巴实在太可爱了。我每年都忍不住用罐头瓶舀一瓶放窗台上玩，直到它们露出“马脚”，变成丑陋的灰黑色，吓得赶紧再倒回池塘去，让它们回到自己的天地畅游。蝌蚪要是永远不长大该多好啊，但我自己好像是一心盼着长大的。牲口和农具、土地都分到户后，牲口在各家圈养，起初还牵到池塘饮水，但毕竟不便，池塘的功能渐渐消失了，自然也不复存在了。现在池塘的位置是一座信用社，但愿这是块聚宝盆，涓涓细流终能汇集成河。
紧邻池塘的是我们队的牲口圈。那里永远都是臭烘烘的、蚊蝇成堆的地方。但是只要牲口晚上回圈，或者牵出来饮水，我们就能找着乐子。看驴打滚嘶鸣、马昂脖长啸、老牛慢条斯理颠着屁股，羊群咩咩叫着你挤我、我挤你在水边喝水，走开后留下一路黑黑的羊粪蛋，我们都能笑半天。有句俗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不过我眼拙，除了看着马的鬃毛长一点，没看出它们有什么区别。老牛是最好玩的，别看它们总是瞪大眼睛、伸着犄角吓唬人，耕牛又不是斗牛，性格其实是最乖顺的。连牛虻都最爱欺负它们，落在身上任牛尾巴左面甩、右面甩，就是赶不走。牛虻长得像蜜蜂，但蜜蜂采的是花蜜，它吸的是牛血。牛虻屁股上没有蜜蜂蜇人的刺，对我们来说倒是安全的，我们可以帮着老牛对付牛虻啊。不过得先从牛尾巴上借用一根牛毛，老牛皮那么厚，应该不疼，“九牛一毛”对它来说也没什么损失吧。抓一只牛虻在手，绑住脖子或者尾巴，看它扯着牛毛能往哪飞。玩腻了，或者牛虻扯断牛毛逃脱了，或者绑得太紧勒死了，再换一只玩。那时候伙伴们抓个蝗虫、蛐蛐都能玩半天，辨一下是雌的还是雄的，争吵半天也没人能说服谁。有时候撕断大腿看虫子蹦，或者揪掉翅膀看它们再也飞不起来，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现在想来不明白，小小孩子怎么会那么残忍，也许实在是无聊得发慌吧。
麦场是大人们干活的地方，一样能变成我们的乐园，除了在宽敞的麦场玩老鹰捉小鸡、丢手绢，最常玩的游戏是绕着麦场的矮墙跑，看谁先掉下来，这种游戏我基本都是垫底没商量。战战兢兢爬上去，没跑半圈就掉下来，只好当观众，看他们健步如飞跑得眼晕。记得有一年牲口圈旁边堆了好多麻袋装的红薯干，这东西以前没见过，得尝一尝什么滋味。趁天黑我们围拢、包抄过去，把从电影“地道战”、“地雷战”里学的本事通通用上，有放风的，有掩护的，有殿后的。扯开麻袋上的绳，慌慌张张赶紧往口袋里装红薯干，两边装满就撤退。红薯干应该是喂牲口的，直接吃并不好吃，但在炉火上烤一下味道还不错呢。村里用来榨油的油料“秂（念REN）子”是最得我们欢心的，这玩意拿起黑透的枝杆往地上甩几下，颗粒就满地滚。黑灰色的颗粒直接就可以放到嘴里吃，满口生香。我们最常去麦场干的事，就是偷秂子，有时候我妈会警告我们“那是一包油，别吃太多了滑肠。”
麦场没有告示牌，也没有排班表，但到了碾场时节，神秘的“消息树”总是让大家知道麦场明天谁家用，后天谁家用。口口相传就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到了麦收后的晚上，大哥会给我妈一一数说着“明天一队谁家、二队谁家、三队谁家、四队谁家”。我妈说“那我们哪天碾场”，这么定下来就该忙乎了，我们也会被从睡梦中叫醒，去把麦子从麦垛拉到麦场，再一捆一捆拆散开、摊平，麦穗朝着一个方向摆成圆形。等牛拉着辘轳一圈一圈绕场转，我们就可以解放了。在麦垛下补一会瞌睡也不错，在麦草里挖个洞捉迷藏也挺好。
村里也有蛮横人家，不管人家预先准备，来强占麦场，或者本来就关系龌龊，故意在这时候找茬闹别扭。冤家见面分外眼红，免不了一场面对面指着鼻子，跳着脚的恶骂，没准人多势众的一方骂急了会操起家伙动手，直打到头破血流，可并不全是扯着脖子指桑骂槐的架势。我记得我家也被人抢占过，害得全家扑空不说，来帮忙的二舅也白跑了一趟。麦子碾脱粒后用藤条缠的链夹摔打脱皮，用木锨扬场，把麦粒和麦皮扬在半空中分离都是手艺活，二舅是好把式。但我家面对来者不善，基本是“石头大了绕着走。”我妈有时在折返的路上会嘟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哎，她不知道二千年前的古人司马迁已经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爷爷的教导一贯都是“吃亏是福”，他所说的最大的福就是“死的时候走得快一点，不受罪。”79年冬天，他真是扫完院子靠在后园墙上，脸上带着舒畅的笑晒着太阳就无常了。
村东南角临河沿的高台上有一个水磨，看磨坊的是个瘸叔。以前村里人家的粮食都是拿到这里去磨面的。我小时候跟妈妈去过几次，最让我看着稀奇的是磨坊下面被水冲得转个不停的水车，常年冲泡在水里的水车已经是黑色的了。磨盘上磨好的面得用细小的扫帚不停地扫下来聚拢，我妈不一会就成了白眉、白面、白发的老人。村里后来有了电磨，速度快了，效率也高了，年轻人再没有工夫和耐心去水磨坊淘神费力。尽管我妈说水磨的面好吃，但终究无法阻止它日渐衰落的命运。磨坊的原址上盖了一个二层小楼，出租给城里来的人，他们在河坝承包了一大片树林。石头凿的大磨盘和以前碾场用的石辘轳散落在院墙下的水渠边。磨盘当了平整的垫脚石，辘轳则像石牛一样横七竖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