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公开断言，说批评的意义正在于为时代作证。我也很愿意这样来理解钱先生的文字，它们不但是一种学术研究，体现了他对文学、艺术和人类社会的种种看法，更是一份深具个性的证词，记录了他所遭遇的那个严峻的时代以及他在这样的时代中苦苦挣扎，竭力保持人性和尊严的精神历程。十几年前他给我们授课，曾和已故的许杰先生一起，反复强调做人和作文的关系。当时我并不完全理解他们这些话的深意，直到我自己也从事文学批评，逐渐感受到了手中这枝笔的份量，才渐渐明白了，他当初为什么要反复作那样的叮嘱。虽说今天的许多情况，都已和三十年前大不相同，文学批评所承受的严重压力，大体上却似乎依然如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写作同样并不单纯，我们同样是在向社会和历史提交自己的一份证词。事实上，也正因为看清了这一点，当钱先生嘱我为他这部自选集写几句话的时候，我才能排除种种的犹豫而欣然应命：对他回顾写作生涯时的那种坦然的态度，对他那种无需将自己的证词多加删改的轻松的心境，我是太向往了。
一九九四年七月，上海
（《艺术？人？真诚》，钱谷融著，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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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来源于“不合时宜”的偏执
斯迈尔斯
（18121904），英国道德学家。本文选自斯迈尔斯《品格的力量》，刘曙光等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选文、注释有删节。
暴风雨并不能证明海员的勇气，惟有与暴风雨的搏斗才能铸就、磨炼海员的勇气；惟有在人们最危险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丹尼尔
如果你想从事一项崇高的事业，绝不要半途而废。
在奋斗的征程中，也许遍布荆棘，
勇往直前吧，真正的勇士！
你的辛劳和汗水将凝聚成胜利的时刻，
你将获得丰收．你将成功地达到目标，
你将成功地到达胜利的彼岸。
——C．麦凯
在很大程度上，各个时代的英雄人物都是由各个时代的勇气铸就的。因为极富挑战性事业背后那诱人的果实，总是强烈地刺激人们坚定地、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它们。
——荷尔普斯
我们内心都富有勇士精神，只不过，
时间的推移和不幸的命运使得其中一些人逐渐失去了这种勇士精神。
但是，意志坚强的人却绝不会屈从命运和天数的安排，他们会一如既往地奋斗、求索！
——丁尼生
人类历史上所取得的每一项进步，都是在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基础上取得的。人类历史上每一项进步的获取都与人类英勇无畏的勇气，与思想先驱，与伟大的发现者、爱国者以及各行各业的伟大人物密不可分。每一个真理或每一种学说无不是在铺天盖地而来的贬损、诽谤和迫害中冲开一条血路，才最终获得普遍的认同的。“在每一个伟人发表伟大思想之处，也就是他的殉道之处。”海涅说。
许多人热爱真理，并为之
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他们在浩瀚的典籍中，
苦苦寻觅真理，
因为其辛劳和汗水，
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地，
沐浴在真理的光辉中。
许多懦弱之人找寻她，
许多不幸的人渴望她，
但是．
惟有我们的勇士，为她
英勇地进行战斗！
即使在宝贵生命的危急关头，
仍为她英勇地进行战斗！
他们如此热爱她，以致甘愿
为她抛头颅、洒热血，
因为，
捍卫神圣的真理，
乃是一种转瞬即逝的
最幸福情感的
真切体验！
因为他崇高的学说违背了他那个时代的偏见和派性，苏格拉底在72岁高龄时仍被迫在雅典饮鸩自尽。他被指控犯有败坏雅典青年的罪行，因为他激励青年蔑视国家的监护神。但他不仅有非凡的道德勇气去面对专制法庭对他的指控，而且，他还有非凡的道德勇气去面对那些不能理解他的群氓抑或暴民。他临死前发表了流芳万古的演说，他最后对法官们说：“现在是我们分离的时候了——我将慨然赴死，他们则仍然留在人间；但是，除了伟大的上帝之外，你们都不知道，我和你们，究竟哪一个有更好的命运。”
有多少伟人和伟大的思想家在宗教的名义下惨遭迫害呵！布鲁诺便被活活烧死在罗马，因为他揭露了他那个时代风行然而却是错误的学说。当宗教法庭宣判他的死刑时，布鲁诺却骄傲地说：“你们宣判我的死刑时比我慨然接受你们的死刑宣判更为害怕吧！”
紧随布鲁诺的则是伽利略，这位科学巨人在科学上的名声与他作为一个殉道者的名声相比，也要黯然失色。因为他教授的关于地球运转的观点，他受到教会的强烈谴责。在他70高龄的时候，因为他的“异端邪说”，他被羁押到罗马。尽管他没有遭到严刑拷打，但他要被终身监禁在宗教牢狱中。甚至在死后，伽利略仍遭到迫害，因为教皇拒绝将伽利略的尸体安放于坟墓之中。
罗杰？培根这位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因为其在自然哲学方面的研究而惨遭迫害，而且，因为其在化学方面的研究，他被指控为兜售巫术。他的著作遭到谴责，他本人也遭到监禁，而且，他一遭监禁就是10年。其间更换过几任教皇，甚至有人说，他死于监狱。
英国早期的思辨哲学家奥卡姆则被教皇开除了教籍，在流放地慕尼黑去世。所幸的是，在慕尼黑时，他受到了当时德国皇帝的友好保护。
宗教法庭也将维萨里视做“异端分子”，因为他揭示了人的本来面目，如同以前被宗教法庭视为“异端分子”的布鲁诺和伽利略揭示了天国的本来面目一样。维萨里敢于通过实际的尸体解剖去研究人体构造，这种尸体解剖在当时几乎是完全遭到禁止的。他为一门学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宗教法庭宣判了他的死刑，但由于西班牙国王的说情，他的死刑被减刑为千里迢迢去朝觐圣地。当他返回时，他正处于生命的盛年期，因为发烧和贫困，他在桑德悲惨地死去——成了他所热爱的科学的殉道者。
英国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一书发表后，立即掀起了一阵大叫大嚷的反对声，因为它被称为有产生“危险的革命”的倾向。①一个名叫亨利？斯塔布的博士专门写了一本书反对培根的新哲学（如果不是这样，他的名字肯定要被人遗忘），他将所有的经验主义哲学家都痛斥为“亲培根的一代”。甚至连英国的皇家协会都反对《新工具》，因为皇家协会认为，“经验哲学颠覆、动摇基督教信仰”。
哥白尼学说的拥护者被宗教法庭当做异教徒而加以迫害，开普勒便被宗教法庭贴上了异教徒的标签。“因为，”他说，“我似乎总是攻击与上帝命令一致的那一方。”甚至连淳朴的牛顿——伯奈特主教认为牛顿是他所知道的“最聪明的人”，牛顿的心灵淳朴得如同一个婴儿——也因为其伟大的发现，即万有引力定理，而被指控为有“推翻上帝”的罪行。富兰克林也因为揭示雷电之谜而受到了同样的指控。
斯宾诺莎也因为其哲学观点而被开除了他的犹太教籍。犹太教认为他的哲学观点违背宗教教义。以后，因为同样的原因，暗杀者一直企图暗杀他。斯宾诺莎一直到最后都仍然保留有这种勇气，完全靠自力更生生活。他去世时，一贫如洗，惨淡凄凉。
笛卡尔的哲学被斥责为敌视宗教；洛克的学说也被说成产生了唯物主义；在我们这一时代，布坎南博士、塞奇威克先生以及其他资深的地理学家都被指控为企图推翻《永示录》中有关地球形成及其历史的启示。确实，在天文学领域，在自然历史的领域以及在物理学领域，没有哪一个伟大的发现不受到偏执和心胸狭窄之人的攻击，并被痛斥为“异端邪说”。
其他伟大的发现者，他们虽未被指责为敌视宗教，但也受到了同行和公众的强烈谴责。哈维博士发表他的血液循环理论后，他的业务锐减②，整个医学界都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傻瓜。“我所做的几件好事”，约翰？韩特尔说，“无不伴随有极其巨大的困难，无不遭遇过极其巨大的阻力。”查尔斯？贝尔先生在从事他关于神经系统的非常重要的研究时，曾写信给他的朋友说：“如果我不是这么贫困，如果我不遭遇如此多的烦恼，我现在该多么幸福呵！”他对神经系统的研究导致了生理学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但是，他自己说，自从他的发现依次发表后，他的业务明显减少了。
因而，几乎每一知识领域的拓展——这些知识领域的不断拓展使我们更加了解了天国、地球以及我们人类自身——都与历史上各个时代的伟人们的热情、专一、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巨大的勇气息息相关。这些历史上的伟人，无论他们的同龄人怎样谩骂和反对他们，也阻止不了他们成为极具荣誉的开明人士。
不公正地、褊狭地对待历史上的科学巨人对我们今天不无教训。它教导我们，对待那些不同于我们的人，如果他们耐心地说，诚实地思考，以及自由真实地说出他们的信念，我们就应该保持克制，不能以势压人。柏拉图曾经有言：“世界也就是上帝交给人类的书信。”因此，研读上帝的书信，诠释上帝书信的真正意义，就只能使人类更加深刻地感受上帝的力量，就只能使人类更加真切地感受上帝的智慧，就只能使人类更加感恩戴德于上帝的恩赐。
这就是科学殉道者的勇气，正如光荣是信仰的殉道者的勇气一样。为了问心无愧，许多人，其中有男人，也有女人，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甚至在没有一丝一毫的鼓励和同情的环境中，他们能温顺地忍受一切不公正的遭遇，这种勇气要高于在炮火连天、杀声震天的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因为，在战场上，即使是最懦弱的人也能感受到战友们热切同情的鼓励以及军中楷模的激励。时间也许会逐渐淡忘那些殉道者的名字。这些殉道者因为信仰真理，即使在面临艰难险阻、惨遭不幸和身陷绝境之时，他们也仍然会在世界的道德战场上坚守正义，他们会英勇无畏地面对这一切，他们会甘愿为了其所信仰的真理而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而绝不会背弃自己对真理的虔诚信仰。
历史上，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因为其高度的责任感，无不表现出极其达观的勇气，继续为我们作一些可以预见的极富睿智的历史预测，甚至一些女性，一些温文尔雅、贞淑娴静的女性，也和男人一样，为了真理和正义，也能表现出极其坚定、无所畏惧的勇气。
例如，安娜？阿斯库，即使被施行脱肢刑致其骨关节脱臼时，她也绝不呻吟一声，只是一动不动，静静地注视她的施刑者的脸，她绝不向神父忏悔，也绝不放弃坚定的信仰；又如拉迪米尔和里德利，她们既不哀叹她们不幸的命运，也没有在临刑就义之前表现出惊惶紧张，而是像一个新娘一般欢快地走向祭坛，慨然赴死——其中一个祝福另一个“振作起来”，因为“我们今天将沐浴上帝的恩赐，在英格兰点燃永不熄灭的智慧之火，智慧之火所折射出的理性之光将恩泽整个英国”。还如玛丽？戴尔，一个贵格会教徒，当其因为对人民群众的布道而被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处以绞刑时，她面不改色，迈着坚定的步伐登上绞刑架。在心平气和地对站在其四周的人们发表就义前的演说之后，她任由刽子手施刑，然后平静地、快乐地死去。
虔诚善良的托马斯？莫尔先生也表现出了伟大的勇气，他也心甘情愿地走向断头台慨然就义，而绝不愿背弃他对真理的信仰。当莫尔最终决定坚守他的节操时，他感到他赢得了光荣的胜利。莫尔对他的侄儿罗波尔说：“孩子，我感谢我们全能的上帝。战斗就是胜利。”诺福克公爵告诫他注意危险：“总之，莫尔先生，与帝王抗争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帝王一怒，顿时便会尸横遍地，流血千里。只怕你的性命堪忧矣。”“勋爵先生，果真是这样吗？那也不过如此。我和你的区别也就是——我今天死去，你则稍后死去，只不过我们死的时间早晚不同罢了。”
虽然许多伟人在艰难和危险的时刻有妻子们在背后的坚定支持，但莫尔却没有这种及时给予安慰的妻子。在他被羁押于伦敦塔③期间，他的配偶从不给予他半点安慰。她根本不能明白他还有什么充分的理由继续被监禁在那儿，因为，其时，只要莫尔按照国王的要求去做，那他就能立刻重享自由，他就能重新拥有他在切尔西的精致漂亮的住宅以及他的果园、藏书室和画廊，他就能重新和妻子、孩子共享天伦之乐。“我真的感到不可思议”，一天，他的妻子对他说，“迄今为止，你一直被当做最明智的人，然而你现在却傻到被监禁在这间封闭、肮脏的监狱里，甘愿与耗子为伴。你本来可以出去，重获你的自由，只要你按照主教们的要求去做。”但是，莫尔对自己的义务的看法并不同于他的妻子：他的神圣的义务绝不只是他个人的。他对妻子的话置之不顾。他温和而高兴地说：“精致漂亮的住宅能与我热爱的真理相提并论吗？”他的妻子则轻蔑地回答：“真是愚不可及，真是愚不可及！”
但是，莫尔的女儿，玛格丽特？罗波尔却鼓励父亲坚守节操。在父亲长期身陷囹圄期间，她义无反顾。地安慰父亲。没有笔和墨，莫尔就用一块炭给女儿写信。莫尔在一封信中说：“如果要我将你的关爱父亲的信给我所带来的快慰点点滴滴地写在纸上，一块炭显然是不够当笔用的。”莫尔终于成了讲实话的第一个殉道者：他绝不愿虚伪地起誓。因为他的诚实、正直，他惨遭杀害。他的头被砍下来以后，被悬挂在伦敦桥上，玛格丽特？罗波尔勇敢地请求人们取下悬挂于伦敦桥之上的她父亲的头颅并给她。怀着对已不在人世的父亲的满腔的爱，她要求死后和父亲的头颅合葬在一起。许久以后，当玛格丽特？罗波尔的坟墓被打开时，人们看到，这件珍贵的遗物，即莫尔的头颅，正搁在玛格丽特遗骸的胸部。
虽然马丁？路德并没有因为他的信仰而献出生命，但是，从他宣布反对教皇的那一天起，他就冒着时刻失去生命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