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时候，诺贝尔奖评委会的汉学家马悦然去拜访钱钟书。他尖锐地指责说：“在瑞典你是中国文学专家，到中国来你说你是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专家。说实话，你有投票权吗？作为汉学家，你在外面做了什么工作？巴金的书译成那样，谁会给奖呢？中国作品就非得译成英文才能评奖，别的国家都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有这样的道理吗？”
电视剧《围城》播出后受到关注，普通的中国人才知道有个小说《围城》，有个大学者钱钟书。此时恰逢钱钟书80岁寿辰，电视台为了满足观众要了解钱钟书的愿望，要采访他，他千方百计地逃掉了。电视剧《围城》万余元的稿酬也被他谢绝了。
社会需要的是冷不是热（2）
国内18家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钟书被列为第一批的36人之一，他也婉拒了。在得知被拍摄者会有一笔酬金时，他笑道：“我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
央视著名栏目《东方之子》等数次要采访他，也被拒绝了。
电视剧《围城》拍摄前，演员们到他家里，剧组拍了一些实况。他要求一定不要播出。
一次，钱钟书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一年的大年初二，一位重量级人物去看他，他只是隔着门缝感谢了人家的新春问候：“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钟书不近人情。其实，钱先生和夫人也确实在忙着看书写东西，他们有自己的工作计划。
在他80岁寿辰之际，家里的电话出奇地多了起来。亲朋好友、社会各界纷纷要为他祝寿，或者开个纪念会、学术讨论会。但是钱钟书坚决推辞。他早有言在先：“不必花这些不三不四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夫人杨绛整天为他挡事、挡客，有些人事先不通知，直接来敲门；见到夫妇两个在外面散步，上去就围追堵截。
对此，他们感到很累。他们打定主意，哪儿都不去，就在家里看书写字，很惬意。杨绛说：“我们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
钱钟书的家十分简朴，甚至有些寒酸。沙发套是多年前流行的咔叽面料，有一个书架竟是用几块木板和红砖搭起来的。在这个简单的家里，他们嗜书如命，乐此不疲。他们会从各方面源源不断地找到书，外文书刊也不间断。只要手里有外汇，他们就去买书。国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们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请对方实物支付。杨绛曾在书中这样感叹道：“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过不好日子。”
也正因为如此，钱钟书大放异彩。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他提到一位美国诗人，就用英文背诵一段诗人的作品。提起另一位德国诗人，又用德文背诵了他的作品。再提及一位拉丁诗人，他又用拉丁文来背诵。而且，这些诗人不是什么闻名的大诗人，提及的作品也不是他们的重要作品，但是钱钟书对他们却清晰见底。
钱钟书当年名震清华，以恃才傲物、擅写讽刺文字而闻名。但是，他的同学好友吴晗、傅雷先后在文革中惨遭横祸，他却有惊无险，还曾任《毛泽东选集》英译组主任委员。有人说，这得益于钱钟书性格中的超然恬淡，谨守默存，以及他的大智若愚、洞察世事。
即便是对中国人都十分重视的身后之事，他也做了这样的交代：由三两亲友送行，不举行任何仪式，不要花篮、花圈，不留骨灰。在他去世后，告别室里只有十来个人，连一张照片也没有。杨绛领着大家鞠了三个躬，遗体就推进了火化室。
他去世，电视台做节目，一个镜头也找不到。清华的学生们折了许多纸鹤，为老学长送行。在他的周年忌日里，杨绛依然没有任何仪式，她说：“他和我都不爱仪式。”
杨绛写过一本书叫《隐身衣》，在书中杨绛问钱钟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个人都要隐身衣。隐身于书斋，遨游于书海，即便出门最好是大家都视而不见，见面不睹。由此，过得平静自在。
真的隐身衣倒没有，但钱钟书确是穿着的。
大隐隐于市。在人们大多不甘寂寞的喧闹年代，钱钟书躲避名利唯恐不及，也是一痴、一怪。对于送上门的种种好处不止拒之门外，而且不留情面，又时时表示出厌恶，也有些“不知好歹”。不过，钱钟书却不是一个呆子。杨绛先生为《围城》所做的《钱钟书自传》中就写道，他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杨绛还有一句话：“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冷板凳。”
从钱钟书这儿我们也能悟出道理：热的东西大家都去抓，你争我夺，反倒不容易到手，而冷的东西，没人注意它，你去做，成功就容易得多。大多数人都来凑社会的热闹，而他却守着自己的学问毫不放松。所以，他成就了自己。联想到现实，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光知名者就不计其数，却很少有像钱钟书这样能够冷下来的人。在这点上，他可能很傻，却比大多数人聪明。
钱钟书拒绝的，大部分人想得到；钱钟书要得到的，大部分人拒绝。这也许就是大部分人平常，而钱钟书杰出的缘由。
没有诱惑和欲望？真苦。在诱惑和欲望中生活？好难。
社会学者李银河说，人有两次解放。第一次是不为花钱操心，第二次是能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这的确是人是否得到自由的关键。如果人能超越自身，不为名利所累，活得自由、洒脱，这就应该称作是第三次解放了，而这才彻底。
人和自己拉开距离是个难题。当财富、荣誉来临时我们骄傲，当挫折、失败来临时我们苦恼。如果抛开自己，财富、荣誉还有挫折、失败，它是它，我是我。我们便摆脱了枷锁，取得了自由。
NO。
社会需要的是冷不是热，冷的人有成就
———拙守清冷的大学问家钱钟书
钱钟书因小说《围城》而名声大震，然而，真正了解他的人却不多，他的成就也远不在文学上。也许因为他的学术成就太大，在国外的名声太隆，以至于不理政事，却长时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不过，我们不要把他看得那么伟大，他还傻得很是可以。
引子
悟道
与见识相比，知识远在其后（1）
与见识相比，知识远在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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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埃尔科兹酒店的电梯装载量不够，酒店招集了一些专家和工程师来讨论，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大家一致意见，从底层起，每层楼都凿一个洞，另装一部。这样，这家酒店就作了计划。在一切都准备好了，正在工程师和建筑师们到会议室讨论安装事宜的时候，正在拖地的看门人听他们说要给每个楼层打洞，就说：
“那就乱得不得了。”
“当然，我们会处理好的。”一个工程师说。
另一个人说：“如果不得不关门的话，我们只能关门了，因为不装一部电梯不行啊。”
看门人撑着拖把，看着他们：“你猜如果让我来干的话，我会怎么干？”
一位建筑师好奇地问：“你会怎么办？”
“我会把电梯安装在酒店的外面。”
建筑师和工程师们面面相觑。
后来，他们真的把电梯装在了酒店的外面。这是建筑史上的第一次，一次建筑革命。
小沃森说：“当父亲在IBM取得显著成功时，我却在中学里苦苦挣扎。我先后换了3个学校，花了6年时间，到了19岁那年才获得毕业。”因为有钱，他过着花花公子的生活。他和其他有钱人的孩子一样，口袋里装着酒瓶，胳膊上挎着小姐，开着高级轿车在大街上风驰电掣。
中学毕业后，就该上大学了，可他爸爸很清楚，没有人会要他这样一个学生。只是，作为父亲他还是一个大学接着一个大学地找那里的校长。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把他几个学校的成绩单摆在桌子上，对着老沃森说：“沃森先生，请看一下令郎的成绩吧，他已注定是要失败的。”不过，工夫不负有心人，布朗大学的校长还是收留了他。
当时，美国正处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许许多多的人在挨饿，而他和那些有钱人的孩子却吃喝玩乐。“每天晚上我们到城里的比特摩尔饭店喝酒跳舞。我们有公寓，有汽车，有花天酒地的生活。到了周末，我们驾车出游，带着姑娘去佛蒙特滑雪场，去史密斯或瓦萨。”
每当期末成绩单下来的时候，校长就要把他找去：“这一次你可是真正地要被开除出校门了。我喜欢你的父亲，也喜欢你，所以，看到你走我很遗憾。”他说：“我可不是个好学生，但我不想被踢出校门。”“那么，你最好安下心来学习。”
不过，他仍然夜以继日地与漂亮女孩出去玩，跳舞喝酒。
到了四年级的时候，他突然想去开飞机，于是，又整天开始玩飞机了。
也可能是校长特别慈善，他大学毕业了。之后在他父亲的公司当一名推销员，同时他参加了国民警卫队中的空军部队，很快，又成了一名正式的空军飞行员。
在空军，他的职业生活并不顺利。在一次培训中，他差点被开除。培训中每个人要写23篇论文，如果有3篇不及格就要被开除。当他出现了一次不及格的时候，看到一个年长的炮兵军官和一个骑兵军官被开除时，他们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哭，他害怕了。他对妻子（一个漂亮的模特）说：“事情有点严重，两篇以上就要走人了。这会儿我可要真用功了。”于是，他从公寓搬到了学校宿舍，没白没黑地读起书来。后来，他又得了一个不及格。幸好，没出现第三个。
二战开始后，他到前线，来到了美国空军在印度的基地。他要与美国飞行员一起飞越喜马拉雅山，给中国送去战争物资。这即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美国将军陈纳德领导的“飞越驼峰”行动。当他第一次跟随飞行员飞越了驼峰的时候，他骄傲极了，并亲自驾机飞回了印度。他说：“在抵达阿萨姆时，我做了一次非常规范的着陆，这给了我一种胜利的感觉，我知道我已经飞越‘驼峰’了。无可否认它是世界上最恶劣的航线，可我想我能对付它。那天晚上我想入非非，兴奋地想象我自己指挥其中的一个空军站，参加各站之间的比赛，看看哪一个站每个月把最多的供应物资运到‘驼峰’的另一边。”
这时他下定决心要求留下来参战。可惜，领导他的布拉德利将军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不过，他却经受了另一种更为严酷的考验。
与见识相比，知识远在其后（2）
他执行了一次飞往缅甸的任务，那是一条异常危险的航线。他们的任务是把那些在缅甸得了痢疾和伤寒的士兵运送出去，而那些凄惨的伤兵，那令人窒息的气味，却使他惨不忍睹。他们两次把28个伤兵送出缅甸。他说：“看到这些人，我明白了，飞行员冒着巨大的危险飞行就是为了帮助他们。”
战争结束后，在华盛顿他约已经退伍的布拉德利见了一面，表示要到联合航空公司去当一名飞行员，而布拉德利却说他有能力管理IBM。这很叫他动心。本来，他对商业几乎没有任何知识，上学的时候又没学到东西，他根本就没想过还能管理父亲的公司。
回家，他试着问妻子奥利夫，奥利夫说：“你是一个贪玩的孩子，很难相信你想干这件事。但当你把心思集中在某件事情上的时候，我从未看到你失败。”这时，他意识到：“布拉德利肯定说的是真心话。我到空军后的变化令我吃惊。我的态度大大改善了，我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我已意识到，我有个性力量使别人听取我的意见，只要我事前考虑清楚。我肯定我有能力公开演讲和书写清楚。这些是我在布拉德利领导下开发出来的能力。他是我通往自信的桥梁。”就这样，1946年他来到了IBM。
他的个性太强，以至于还没有熟悉公司的业务，就总是要以自己的意志支配公司的工作。为此，他不断地与父亲争吵。
他说：“我希望我和父亲的关系是这样的：我可以走进他的办公室，把脚翘在桌子上，和他共谋IBM的前程。到了20世纪50年代左右，我则认为我已学会了如何经营企业。我懂得我们所做的一切，有威廉姆斯和其他年轻人的精诚协作，并且知道我要使IBM向何处走。但是父亲还是不肯放松对我的扶持，我还只是个执行副总裁。他清楚地表明，如果我想担负更多的责任，那我必须一路同他斗下去才能得到。有一次我向他抱怨他对我的苛刻，父亲咆哮道：‘我并没多长时间能教你了，这是我知道的惟一能教会你的办法！’他决心不停止他的教育，直到他检验了我，冶炼了我，按照他的模子塑造出另一个我。”
他与父亲经常争吵，而且会骂得很凶。他说：“我和父亲的争吵经常是以眼泪告终的。我们流着泪互相拥抱，然后精疲力竭地各自睡觉去。我们总是发誓再也不吵了。可是不出两三个星期，肯定又会有新的意见分歧，继而上升为白热化的争论。我和父亲就这样互相折磨着，却不曾停战讲和。”“父亲不断地试图改变我，我也不断地试图改变他。我希望他亲切随和，不那么挑剔，而他却做不到。他希望我是个顺从、温驯、不那么具有反抗性的儿子，这个我也做不到。我们都想要对方所不能给予的东西。”
也许，就是这种争吵，使他接受了父亲的财富，更磨励了自己的思想。他审时度势，在公司总部只有一个人支持的情况下，决定开发当时还刚刚起步的计算机。结果在远离公司总部的地方，成功地制造出了具有时代标志的360计算机。
他进公司10年之后，即1956年担任总裁，后任董事长，到1971年退休。在他执政的15年间，IBM的规模扩大了十几倍，年营业额达到了75亿美元，他也成了受人尊敬的、美国最著名的企业家之一，他的业绩大大地超过了他的父亲。
他曾是一个地道的花花公子，几乎无可救药，这样的人成就了那么大的事业，令人惊异，也似乎不可思议。至少是，没有基本的技术知识，却决策高技术的研制，而且领导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公司，这都是谜。但世界上这样的事情却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