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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的饭菜小护士一点没吃，还躺着生气。逍遥子左哄不是，右哄不行，泄气道：“我不知道怎样哄你，既然我这样惹你生气，我干脆就回连队去了。”小护士就抱住他，生气道：“我也不知道怎样哄你——在车上你就生人家气，不给人家抱。”逍就说：“我生你气不过十几分钟，你生我气半天了，现在咱们一笔勾销，谁也不生谁的气，好不好？”小护士点头，逍就说：“来，吃几口，你早饭就没吃了。先前是被我气饱了，现在气消了，该饿了。”
晚上睡觉，小护士又动手动脚的撩拨他，要求做那事；逍遥子坚决不肯。两人都很兴奋，睡不着；逍遥子道：“妃，今天你后妈叫你送送小郑，你没好气的说那话——怎么小郑是她的人？”小护士愤懑道：“不该问的秘密不问，不该知道的事情别知道！这些事我也最好别说！也最好别去想！头都想大了！”长长叹口气，“阿逍啊，有些时候，你真该学着圆滑世故一些——”欲言又止。逍遥子问怎么了，她不说；问了又问，就是不说；她忽然要逍遥子讲故事她听；逍遥子就讲：“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溃退台湾的国党势力与新中国为敌，直到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调整对台政策宣传和平统一祖国的漫长岁月里，海峡两岸始终处于紧张对峙状态。然而，由于国共两党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具有某种交集点，致使这紧张对峙的寒流之中又不时涌出一股股国共秘密商谈、谋求再次合作的温温泉水，从而使海峡两岸的这段关系史，成为一段既有战争硝烟又有和平呼声的历史。50年代初期是两岸军事对抗的时期，启开国共和谈大门的是中国共产党人。1950年3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批准，开始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进行工作。1950年3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给张治中的电报》。电文称张‘现正从事之工作——指张治中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进行的工作——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同年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张治中，‘同意’张‘来京面叙’这方面的工作。张治中在国民党军队中曾位至行营主任、集团军总司令、侍从室主任、政治部长和军政长官，军衔为陆军二级上将，行政上担任过湖南、新缰两省主席，与蒋介石过从甚密。同时，他又与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有着长期交往，曾为国共两度合作而出力。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代表国民党同中共进行过多次和谈，有“三到延安”之举，与中共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1950年，中共中央选择张治中作为进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一重要工作的人选，无疑是非常恰当的。从现已披露的历史资料中，还无法知道张治中完成此项使命的具体情况和结果。但从上述电文可知，张与毛泽东在半个月中互通了4份电报。在张由南方赴京汇报时，毛泽东曾亲电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叶剑英，为其布置沿途护卫，可见张治中肩负的使命之重要，以及中共中央对此举之重视。差不多与中共进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尝试的同时，台湾当局也开始了这方面的试探。这年初春，刚刚就任台湾‘国际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突然召见曾任军统特工人员的高雄凯歌饭店老板李次白。李为黄埔6期生，其妹李白文是中共高级将领陈毅的大嫂。陈毅时任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市长。蒋经国对李次白说：‘你和陈毅是至亲，可以深谈，最低限度，可以不进攻台湾。’6月1日，李次白由台湾乘海轮经香港抵上海。他到上海后，便通过妹夫陈孟熙（陈毅的大哥）引见，与陈毅见面。李次白向陈毅转达了‘那边要求不进攻台湾’的意图后，陈毅并未正面答复，只是说：‘至于台湾，让它烂下去！’陈的答复，可作多种理解。不久，朝鲜战争爆发。蒋经国遂于6月底通过‘国际政治部’厅长、李次白的黄埔同学吴伟克发急信给李，通知停止和谈。试探国共两党之间刚刚起步的一点接触尝试遂告中止，两岸关系又经历了一段严峻的历程。进入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开始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15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有两种，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周恩来的讲话鼓舞着海内外的中国人。寓居美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在美国公开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一文，提出恢复国共和谈，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统一问题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评价。通过李济深的安排，原国民党中常委、李宗仁的贴近智囊人物程思远于1956年5月从香港秘密来到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谈国共合作问题。5月12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宴请程思远。席间，周恩来就李宗仁的建议国共合作和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政策等发表谈话。他说：李德邻——德邻是李宗仁的字——的意见很好，只有一条我不同意，他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行呢？就是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是需要军队保卫嘛！周恩来提出：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合作，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这是中共最早提出的国共第三次合作思想。周恩来特意请程思远向李宗仁和所有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民转告，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中国的一句古话：和为贵；欢迎包括李宗仁在内的所有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加强和平解决台湾工作的指示》，并设立了对台工作办公室，有徐冰、罗青长、童小鹏、凌云等参加，周恩来直接领导，李克农、罗瑞卿具体负责。1956年7月，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蒋经国的私人秘书曹聚仁来北京访问。16日，周恩来在颐和园会见并宴请曹时，进一步阐发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曹试探地问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问题都可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来希望曹将此消息转达给台湾当局。1956年8月14日，曹聚仁在《南洋商报》上发表题为《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总理会见记》的文章，公开报道了周恩来关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重要谈话。在台湾的国民党集团对中共的和谈呼吁虽持消极态度，但为了摸清中共的真实意图，也作了一些谨慎的反应。1957年，蒋介石在台北召见当时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示以‘知已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决定派人赴北京剌探风声，了解中共是否以‘和’呼吁为烟幕而对台湾用武，以便制定相应的对策。蒋介石还提出人选问题，即不拟台湾派出，应在海外选择。许孝炎当即提出三人供蒋介石选择：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山和‘立法委员’宋宜山，蒋最终选择了宋宜山。蒋之所以选定宋宜山，原因有四：第一，宋宜山对国民党一贯‘忠贞’。宋早年毕业于南京国民党中央党校，后被派往美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供职。国民党自南京退败时，宋任国民党组织部人事处长，可谓久经考验。第二，国民党退台后，宋任‘立法委员’身份较为灵活，官式意味较轻。蒋不愿派一名官式身份过重的人前往。第三，宋的亲兄弟宋希濂为国民党战犯，当时正在中共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北上万一被人发现，亦可以说是去那儿探亲。第四，宋宜山系湖南人，而当时湖南同乡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也在北京，对话比较方便。1957年4月，宋宜山自香港经广州乘火车赴北京，当日即会见了唐生明。唐当时是受中共中央统战部委托出面接待的。第三天，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唐生明陪同宋到北京东兴楼饭店用餐。在餐厅里，周恩来接见了宋宣山，曾与之交谈。尔后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宣山具体商谈。商谈中，中共方面表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政务仍由蒋介石先生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外国军事力量必须撤离台湾海峡。宋宣山在北京期间，还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四季青农业合作社、故宫、颐和园，还去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了胞弟宋希濂。5月，宋宜山返回香港，根据北京之行的观感，写成15000字的报告，经许孝炎转呈蒋介石。报告除汇报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情况外，还叙述了北京之行的各种见闻，反映了中共治理下的祖国大陆呈现的勃勃生机。但，正当国共和谈的步伐刚刚迈开时，中国大陆开展了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许多同中共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这不能不对海峡彼岸的国民党集团产生消极的影响。1958年夏季，中共炮击金门的举措震惊了台湾当局和美国。美国加紧推行‘划峡而治’的阴谋，与台湾当局‘###’的方针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了蒋介石对美政策的两面性和维护‘一个中国’立场的民族性。为此，中共中央作出令世人皆惊的异乎寻常的决策：停止炮击金门，实行‘联蒋抵美’政策，让金门马祖暂留在台湾当局手中。8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派来了解情况的曹聚仁，并谈了话，有意将此意图通过曹转告台湾。曹在《南洋商报》上透露了此事。10月6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台湾危机。在此之后，又在公开场合多次发出呼吁，同时通过秘密渠道与台湾当局接触。1958年10月，在《告台湾###》发表的同时，中共中央采取了另一个行动，即请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均有私谊的章士钊沟通两岸和谈的管道。在炮击金门的硝烟尚未散去时，毛泽东就有了嘱托：请章士钊写信给蒋介石，把中共‘联蒋抵美’的方针事先告诉台湾。章士钊欣然应命。章是国学大师，古文极好。这封信写得有特色。信中说：‘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台湾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对这几句特别欣赏，但他认为把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后来改为‘南云’。随后，章士钊又从北京来到了香港。章的香港行，立即引起海外传媒的各种猜测。港台许多报纸发表消息，称章士钊是中共的‘和谈专使’，拟通过私人关系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和谈条件，言其所带条件有最低和最高两种，前者是暂时什么都不谈，双方先作有限度接触，诸如相互访问（官方或私人团体均可），通邮、通电，然后再通机、通航；后者则同意给台湾以类似当年陕甘宁特区的地位，可拥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党组织，经费亦可由大陆负担，只要求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台湾当局对此和谈条件没有做出积极的响应。1959年2月初，毛泽东在一次对省市委书记的讲话中谈到国共两党进行秘密、间接接触的情况。他说：‘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10年、20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结果，那是毁了自已。’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中共方面捎话表示赞成。周恩来通过张治中给蒋介石、陈诚写信，信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四句话：‘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希望他们团结起来。2月27日，毛泽东在会见摩洛哥共产党代表团时又说：‘现在我们又讲跟蒋介石合作，他说不干，我们说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干，我们说有一天美国要整他，总有一天美国要承认我们，丢掉他，蒋介石懂得这一点。我们搞第三次合作，他通过秘密的间接的方法跟我们联系，公开不敢，怕美国，而我们不怕。’毛泽东还说：我们同台湾，谁也离不开谁，就像《长恨歌》中所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蒋介石把枝连着美国，而美国却连根都要挖掉。中共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对台湾方面产生了影响，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有了相当的发展，台湾当局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曾表示，他们不再派人到大陆‘进行扰乱公共安宁和破坏地方秩序的事’，并说，‘进一步派人到大陆去谈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1965年3月，陈诚病逝，台湾报纸发表了陈诚的遗嘱，这种遗嘱一般都要有涉及到‘###反攻’的内容。而陈诚作为国民党的‘副总裁’、‘副总统’，其遗嘱既没讲到‘###’，也没说要‘反攻’。中共通过有关渠道反馈回来的信息谈到，陈诚要周恩来相信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