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喜欢前一个。”我说。
安德蒙笑了，他放开握方向盘的右手放在唇边吻了下，微微侧过身看我：“我也是。”
距离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四年了，伦敦已经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有一些街道依旧保持了战时破败的原样，围墙和房屋上都有砖头补砌的旧痕迹，矗立在那里像一座座纪念碑。一些街道的路灯依旧不亮。安德蒙的车沉默的在长街中穿行，黑暗中我点了一根烟，他突然制止我：“艾伦，熄掉它，很危险。”
“为什么？”我不解的问，“你不是在为政府工作吗，会遇见什么危险？”
我说这句话时，刚好一颗子弹穿过汽车挡风玻璃，从我耳边划过去。
我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
二
“我们被跟踪了。”
“什么时候？”
“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安德蒙的声音很冷静，“亲爱的，趴在后座上，不要抬头。”
我不知道当时安德蒙到底在为政府做什么工作，以至于会引来暗杀。
我们的车在深夜街巷中疯狂的横冲直撞，时不时能听到子弹击中汽车玻璃的破碎声。安德蒙不能停车，因为一旦停下来，面临的只有死亡。这里是伦敦西区，我以前失业时经常在这里晃悠，但是安德蒙很少经过这里。我不知道他打算在漆黑的夜里把车开到哪里去，车猛然停了下来。
那是一栋废弃仓库一样的建筑，旁边终于亮着一盏橘黄色路灯。他敏捷的下车，非常娴熟的取出钥匙开门，示意我进去：“我们在这里等待救援。”
房间里散发着陈旧的灰尘气息，一楼什么都没有，顺着楼梯走向二楼，只有及其微薄的星光从头顶天窗渗透进来。安德蒙拉亮电灯，灯光照亮一张掉了漆的木桌子，一张钢丝床和一堆重叠在一起的废旧大木箱。黑暗中我摸索过去时，撞倒了其中一只箱子，杂物都倒了出来，全是旧衬衫、书和过期报纸。木桌上摊开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散乱的演算草稿纸、钢笔和一架老式电话机。
这张书桌是对着一扇紧闭的铁窗户的，于是走过去，想检查窗户关得是否严实。
“别过去，艾伦。”安德蒙叫住我，他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奇怪：“窗户是画上去的。”
我突然发现，整栋楼都没有窗户。
安德蒙拿起电话听筒拨了个号，不知道向谁简明的说了我们的处境：“情况非常紧急，不要惊动警察，我需要六处派特工来。”
我搬动箱子，抵住木门。
安德蒙一直在沉默的接听电话。
街道上传来刺耳的刹车声，陆续有车停在仓库的门外，开始有人用东西砸门。
跟踪我们的不是一辆车，不是一个人。
安德蒙放下电话走过来，从身后抱紧我：“没事，艾伦。救援很快就会到。”
我觉得安德蒙的情绪有些失控，因为进入仓库的瞬间，他的脸非常白，我第一次感觉到他的声音在颤抖。我想安德蒙是在害怕，漫长的等待中不知道应该如何安慰他，于是尽量让自己听起来语气轻快一点：“亲爱的，这里放着谁的东西？”
“一位朋友的。”安德蒙说。
砸门声越来越响。
我走过去，拿起桌上的演算草稿纸看，想分散他的注意力：“亲爱的你看，你朋友这里算错了。我认为整个数学模型建得就有偏差。”
安德蒙一直看着我，没有说话。
“跟我谈谈你的朋友吧？”我说。
“他破译了‘迷’。”安德蒙想了想，“这是他留下的东西，我存放在了这里。”
我听到了楼下门锁破裂的声音。
“你朋友有记笔记的习惯吗？”
演算纸似乎曾经被夹在一个笔记本里，有墨水透过笔记本劣质纸张印在演算纸上，我读了出来：“我只想告诉看见这本笔记的人。。。。。。他怀念剑桥湛蓝的天空。。。。。。”
大部分的字迹模糊不清了。
“艾伦，把演算纸放下。”安德蒙说，他望着我，原地一动不动，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亲爱的，把它放下。”
“他的笔记本现在在哪里？”我问。
“我一直没找到。”
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这张掉了漆的长条桌，这些散乱的纸张，和画在墙壁上的铁窗户，非常熟悉。就好像本能的，非常自然的指导某件事情。我拉开抽屉，把手伸进抽屉上层，桌面的背面，那里有一块松动的，被胶带封起来的木板。
就好像有人曾经小心翼翼的拿削笔刀刻过这张桌子，在桌面下掏出一小块空心的空间，放进了什么东西，再用大小相同的木板盖回去，用胶带封死。
我撕掉胶带，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向他抛媚眼：“亲爱的，你要找的是不是它？你看，跟着我会有好运气，奇迹已经发生一次了，还会发生第二次。我们会等到救援，会活着出去的。”
如果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安德蒙深碧色眼眸里所呈现的东西，我想那应该是绝望。
三
这是一本非常旧的笔记本，以前流行过的硬皮，黑色封面。
纸张已经因为时间而发黄，带着当年木屑的味道。
我听到了锁落在地上，仓库被推开的声音。楼梯上响起缓慢的脚步声，在空洞的仓库里回响。
安德蒙总是随身带着枪，我想他是要拔出枪，向入侵者还击。
然而他非常缓慢的，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他没有回头看楼梯的入口处，而是看着我，声音非常轻：“亲爱的，如果你翻开那本笔记本，我就开枪。”
安德蒙的嘴唇白得没有血色，他的目光温柔，语气柔和，就像是在面对一条总有一天会面对的末路，已经在很久以前就做好了接受这种结局的准备。
“艾伦，你有权利翻开它。”他注视着我。
有一刻我甚至觉得，安德蒙的眼神，是在鼓励我翻开这本笔记本。
就好像身后的追杀者，政府的特工，已经都没有意义了。他只是在安静的等待一个，自己为自己设置好的结局。
那一刻我吓慌了神。
我立刻把笔记本丢到一边去。
枪声骤然响起。
一颗子弹插着安德蒙的头发过去，打进墙上画的窗户里，嵌在那里。
低压的帽檐，风衣，领子竖起来一直拉到鼻子下方。追杀者一共有三个人，开着三辆车。黑洞洞的枪口冒着烟，指着安德蒙站得笔直背。
安德蒙把枪放下，但是他并没有还击，而是似乎想走向落在地板上的笔记本，把它捡起来。
枪声响起了三次。
一枪打中他的肩部，一枪打偏了，又一枪从后面击中他的腰。
他没有迟疑。
第三次时，安德蒙晃了晃，倒在地上。
我冲过去，抱住他，为他捡起笔记本：“亲爱的，你的人会马上过来的，坚持住。”
我问一个字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安德蒙看上去也没相信。他抬起手，握住我的手，侧过头，放在嘴唇边吻了吻，没有说话，然后他将我的手，放在自己握住的手枪上，轻轻闭上眼睛，纤长的睫毛覆盖在眼睑上，像睡着了一样。
我突然明白安德蒙的意思。
他是让我开枪，杀死他。
我拿过他手里的枪，指着黑手党，尽量让自己语气显得坚定：“我的枪法不好，但是至少能结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
四
楼下传来纷乱的脚步声。
如果政府的特工再晚来一分钟，一切就已经结束了。
安德蒙立即被送往医院，直到一个月以后，我才再次见到他，我去他留给我的政府机构找他，秘书小姐很漂亮，看了地址，惊奇地说：“加西亚显示？不，安德蒙·加西亚先生不在这里上班。”
“我是他朋友。”我把名片递过去，“他让我有事来这里找他，我认识给他开车的司机，叫彼得，蓝眼睛，不爱说话。”
秘书小姐皱起眉头纠正我：“彼得不是司机，是上尉。”
彼得告诉我，让我回家等。
有一天，我从研究机构回去，发现客厅的灯亮着。安德蒙回来了，在壁炉前喝红茶。他穿着军装，比前段时间消瘦了很多，显得颧骨很高，眉眼深邃。安德蒙的伤没有完全痊愈，因此壁炉边靠着了一根帮助行走的手杖。
那本笔记本就放在餐桌上，旁边是我早上出门时留下的冷咖啡。
“艾伦。”
他看着我，然后一直不说话。
我也非常认真回望他：“亲爱的，你怎么脆弱的看着我，让我不由自主的想上你。”
有一瞬间他的表情很奇怪。
就好像是很多年前，小孩子收到梦中的圣诞礼物，不可置信的不敢去拆开礼物包装纸一样。他身体没有恢复，但是坚持不用拐杖，非常艰难的向我走过来，一直挪到我面前，抱住我。
安德蒙在我记忆里一直很强势，但是那时的他，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要脆弱。就像一张竖起来的薄纸片，轻轻一推，就能倒。
但是他还是把我推到沙发上，坚定的说：“这个不行。”
“我不理解，亲爱的你简直是个疯子！”我对他说，“为了一个空白的笔记本，竟然让自己中了两枪。”
“空白的笔记本？”他有一刻钟非常迷惘。
“上面什么都没有写。”
我觉得安德蒙当时一定是疯了。那只黑色硬皮笔记本是新的，上面只染上了安德蒙自己的血迹，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它的前主人为什么把它藏在那里，或许那里原本有另一本笔记，不知为什么又被取走了，它作为一个替代品被留在那里。他朋友似乎在千方百计想藏好那个笔记本。
有一刻我甚至很好奇笔记的内容。
我问安德蒙：“亲爱的，你后悔吗？”
“不，我不后悔。”
他低头吻了吻我 的头发，“亲爱的，你知道我是一个疯子。刚见面时就告诉你了。”
第二天的泰晤士报上，公布了猜谜活动获奖者名单。
我相当不满意，拿着报纸追门安德蒙：“我的答案明明和标准答案是一样的，如果第二天早上就寄的话，邮戳比获奖的人还早一天。为什么报纸上没刊登我的名字？”
安德蒙挑起眉毛：“一定是报社弄错了。”
“今天早上，我在你的大衣口袋里翻出了我给你的信封。”
他面不改色：“我竟然忘记了。”
安德蒙告诉了我一个故事，说第二次世界战争时，英国的情报机构通过在报纸上刊登猜字谜游戏和解密游戏，网罗了一批密码破译的天才。后来战争结束，百废待兴，很多当初的情报员回到原有的生活中，泯然众人。数年以后，国家已经从低谷中走出来，渐渐又需要这类人才。
“谁知道这个字谜竞赛背后是什么呢？”他说，“艾伦，我希望你专心数学，不要轻易走到黑幕里去。”
“你怎么知道有黑幕？”
安德蒙低头抿了一口咖啡，笑得高深莫测。
那时候有位叫约翰·纳什的数学家正在研究冯·诺依曼提出的对策理论，我在看他的论文，安德蒙递给我两张电影票，问：“艾伦，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Catene。”我皱起眉头，“我们已经看过一次了。”
他弯下腰，非常柔和的吻了吻我的脸颊：“亲爱的，我还想再和你看一次。”
第四十章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章
从塔楼的窗户看出去，可以俯视整个伦敦。灰色和砖红色的屋顶连成一片，上面是高而空旷的天空。鸽群一圈又一圈地盘旋，偶尔有乌鸦停在不远处工厂灰色的烟囱上。我在窗前看书，风很大，总是吹得桌面上的纸张猎猎作响。
空战最激烈的时候，我甚至看到德国飞机从远处呼啸而过，机尾翼上鲜红的纳粹标志格外刺眼。
C最终下台了，安得蒙在他的旧文件里发现了一些资料。
其实假象与真像之间只有一条模糊的界限。当你跨过之后，就会发现世界是那么地不同。
C通过英国在柏林的间谍联系到了我的母亲。他给正在为柏林情报局工作的简。卡斯特寄了我的照片和资料，告诉她我被掌握在英国情报局手里，希望她配合他们的工作。早在C同意让我进普林顿庄园时，我就成为了他手中的一枚棋子。
“母亲答应了吗？”
“没有。”安得蒙摇摇头：“卡斯特夫人的行动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即使她愿意，也不能给我们传递情报。况且她不信任英国情报局。”
“这时C做了一个决定。他告诉卡斯特夫人你在为情报局工作，负责‘迷’的破解。他赞扬你是个优秀的青年，希望她能在适当的时候帮助自己的儿子，帮助她的祖国。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她知道你在一号办公室，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向你传递情报。她冒着巨大的风险向我们发送和‘迷’类似的密码，并且不确定你能不能分辨并且破译它们。”
“她为什么不直接和情报局联系？”
“她不信任情报局，只相信她儿子。艾伦，她说她爱你。”
“我也爱她。”我说：“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为柏林工作。”
安得蒙抱住我，叹了一口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
我理解母亲不相信情报局的心情，这种心情和现在的我一模一样。安得蒙说得对，这是一个黑暗的部门，进来的人没有谁能够干净的走出去。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接受了纳粹信仰，协助德国开发了“迷”的母亲，最后却向我们泄露情报——是出于对祖国尚未燃烧殆尽的热爱，还是作为一个母亲接到C的恐吓信后想帮助自己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儿子？
后来联系中断了很长时间。安得蒙带着摄影师来看我，拍了很多张黑白的照片。
他告诉我：“你可以表现得更加绝望一点，艾伦。”
我想我已经做不出更绝望的表情了。无论是C还是安得蒙掌控的情报局都采取了同一种做法，简单而直接。只是C至少让我在普林顿庄园正常工作，而安得蒙则把我关在了这座瞭望塔里。
他照了非常多的相片，然后把它们寄给我母亲。不久以后，这种情报联系又恢复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利用，但是无法指责他，因为情报手段从来都是肮脏而卑鄙的。就算我们出于一种高尚的目的运用它们，也不能掩盖这个本身存在的事实。
我要求安得蒙给我自由。
他拒绝了，告诉我他没有这种权利。
他抱住我，列举了很多很多项理由——隔离决定有首相的签名，放我出去的权利不在他手上，情报局正在以监禁我为手段来威胁我在柏林工作的母亲，还有他的每一个行为都被所有人关注着，不能私下释放自己的情人。
“艾伦，抱歉。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以前可以处理的事情反而办不到了。”
可是我怀疑这一切只是借口。所有的原因只有一点——我被划在的不受信任的黑名单上。当局在害怕。他们知道这些事情对我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