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后，萨特同波伏瓦约好在圆顶咖啡馆见面。他在半路上被纳塔丽拦住了。她告诉他，波伏瓦要她通知他不来这里，而去三剑客咖啡馆。于是萨特来到“三剑客”，而她一直跟随着他，同他谈了不少话。一个小时过去了，萨特奇怪波伏瓦怎么还没来，纳塔丽平静地说：“她根本就不会来，我说的不是真的。”萨特非常生气，责问她为什麽撒谎。她毫不在乎地回答：“我只是想同你谈一次话，想知道我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面对着这么一个人，萨特哭笑不得。从这以后，纳塔丽才接受了萨特存在这个事实，她开始有些喜欢他了。
1941年的冬天，萨特的生活状况十分艰难，常常吃不饱肚子。萨特和波伏瓦不但要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还要帮助奥尔加、万达、博斯特和纳塔丽他们。 波伏瓦的饥饿感很强，没有吃的对她来说是最大的痛苦，而其它方面则能省就省。她戒了烟，本来她对吸烟也没有特别的兴趣。萨特的需求正好相反。他在吃的方面特别能忍耐。除了早餐他要求吃得好一些外，中午、晚上都不在乎，一点点面包和沙拉就可以，吃什么都行，有时什么都不吃也行。而吸烟却是萨特必不可少的。由于香烟紧张，萨特常常去三剑客咖啡馆外面的路旁捡烟头，把它们揉碎后按进烟斗里抽。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相濡以沫（2）
在以后的几年，生活状况有所好转，萨特同一些文学界的知名人士也有了较多的交往。其中米歇尔•；莱里斯成了他的好朋友，他就是在《法兰西文学》上高度评价《苍蝇》的那位作家。莱里斯曾是超现实主义的先锋分子，通过他，又认识莱里斯的好朋友凯诺。
萨特、波伏瓦、莱里斯夫妇、凯诺夫妇和其他朋友常在一起聚会。他们很谈得来，而且对于战后的事情已经有所设想。伽利玛出版社准备出版百科全书哲学卷，萨特想和几个朋友一起编伦理学部分，并把它变为一种共同宣言。萨特还打算办一个文学评论杂志，组织一个编辑部。在文学和思想领域，他感到自己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
通过这些朋友，萨特又结识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这些朋友在年轻时几乎都是超现实主义者，而萨特年龄比他们要小一些，当年没能进入这个行列。不过超现实主义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无论是其优点和缺点，他都有所继承。
尽管巴黎时时笼罩着恐怖气氛，德国人随着他们的不断失败加紧了对占领区人民的镇压，这一群知识分子仍然有自己寻欢作乐的方式。一次在莱里斯家中组织了一个毕加索的剧本《尾巴的欲望》朗诵会，莱里斯、萨特、波伏瓦等人当朗诵演员，来客很多，毕加索本人也来了。所有的人都向毕加索祝贺。
晚上11点，大多数客人告辞走了，莱里斯请演员和几个要好的朋友留下来。他们打算把聚会延续下去，闹它个通宵。这时仍在实行夜间戒严，他们的行动是对这种戒严的反抗。他们没有跳舞，怕对楼下造成影响。莱里斯拿出几张唱片来放，萨特还唱了两首歌：“夜间的蝴蝶”和“我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加缪和莱里斯朗诵了他们喜爱的戏剧片断。这是对德国人把巴黎变成大集中营的的反抗。以后又有几次这样的欢宴，实际上这种欢乐类似一种酒神精神。窗外是呼啸的警车、血腥的现实，死亡和危险时刻在威胁着他们，但在狂欢的一瞬间，死亡却消失殆尽，在绝望中重新燃起希望之火。
战争期间，萨特还结识了几个在文学艺术界有重大影响的朋友。一个是加缪。在《苍蝇》彩排的那个下午，萨特在休息厅里，一个褐色皮肤的年轻人走上前来自我介绍说：“我是阿尔贝•；加缪。”在此之前，在1942年9月底，萨特为《南方手册》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是关于加谬的小说《局外人》。萨特对它的评价很高，已有很长时间没有新的法国作家能这样强烈地感动他了。在这篇文章中，萨特充分表现了自己的评论特色：通过对写作技巧的分析发现作者想揭示的形而上的真理。荒诞、西绪福斯神话、“本可不写”、闭口不语、玻璃墙后人们无声而显得怪诞的动作、每一个为自身存在的句子、伏尔泰、……萨特风格独具的评论想必给加缪留下深刻印象。而加缪在更早的时候对萨特的《恶心》也作了高度评价。他俩是早闻其名，未见其面。此次会面，大有相见恨晚之叹。
这之后加缪和萨特成了好朋友。萨特参加了加缪主持的抵抗组织的活动，并为他任主编的《战斗报》写稿。他们常在咖啡馆坐着聊天，什么都谈，有时在一起还开一些与性有关的玩笑，这时波伏瓦和加缪的女伴就装出一副听不下去的样子，其实她们并不很在乎。
加缪同萨特一样，也很喜欢戏剧。一次萨特谈到他的新剧本〈禁闭〉，建议由加缪扮演男主角并导演这个剧。开始加缪有些犹豫，他对自己驾驭戏剧的能力还缺乏自信，在萨特的再三劝说下，最后同意了。不久，在波伏瓦房间搞了一次彩排。除加缪演加尔散外，参加演出的有万达，演艾丝黛尔；奥尔加•；巴贝扎，演伊内丝；还有萨特过去的一个学生绍法尔演侍者。加缪在演出时十分认真，这给了萨特留下很好的印象，虽然以后由于情况有变，这一套班子的演出未能实现，萨特和加缪的友谊由此得到加深。
萨特和加缪的交往比较随便，很谈得来，但谈得不是十分深入。他们彼此都有一种感觉：如果涉及某些东西，冲突就会发生，而他们都避免去涉及它们。萨特很喜欢加缪，但知道同他不会走得太远。而加谬也常说，他们实际见面时他对萨特充满着喜爱，但隔得稍远一点他就有许多不赞成萨特的东西。加缪对萨特有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战后加缪没有应萨特的邀请参加萨特任主编的《现代》编辑部，理由是他很忙。但这不是真正的理由。他年龄比萨特轻，有些人把他看成是萨特的门徒，这让他十分生气。战后萨特的名气比他大，他对此非常敏感，他不愿参加到“自家人”的行列中来，而宁可同萨特保持一定距离。逐渐地，萨特发觉加缪变得夸大自负起来，常常以大人物自居，有些言谈举止相当可笑，荣誉和盛名使他冲昏了头脑，听不得别人的批评。原先那个快活随便、挺逗人喜欢的年轻人消失不见了。
1952年，他们的潜在冲突终于集中到一个偶然的事件上爆发。加缪的小说《反叛者》出版后，萨特想找人在《现代》上评论一下，但没有谁应承这事，因为萨特希望评论得温和一点而大家都不喜欢这本书。后来一个叫尚松的年轻人接了这件事，他以一种萨特不希望的方式写了这篇文章，激烈而苛刻地指出这书的缺点。而此时萨特正在意大利旅行。梅洛─庞蒂在编辑部负责，他把这稿子给加缪看，并征求他是否同意发表。加缪看后勃然大怒，写了一篇文章，称萨特为主编先生。加缪的文章没有多谈尚松，而把尚松的一切思想都归到萨特头上，好象尚松的文章是萨特写的。于是萨特写了一篇文章回答加缪对自己的攻击。萨特对加缪的回答是很严厉的，他们的关系就此中止。以后，虽然加缪的政治态度跟萨特完全不同，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问题上，萨特仍然保留着一种对他的喜爱。1960年加缪因车祸身亡，萨特写了一篇情深意切的纪念文章。
战争期间，通过纳塔丽，萨特结识了一位瑞士雕塑家和画家贾科米泰。他人长得很帅，一头乱发，走路拄着根拐杖，腿有点瘸，那是车祸造成的。同萨特一样，他也很喜欢同漂亮姑娘在一起。纳塔丽是他在圆顶咖啡馆认识的。萨特同贾科米泰一见如故，很是意气相投。他们都执着于某一事业而不顾一切。萨特痴迷于文学，而贾科米泰则酷爱艺术。
贾科米泰在雕塑艺术上有自己一套见解。这时他正在为创作人的面部而进行独特的探索，有时感到苦恼。在他看来，人的面部是一个整体，一个统一体，富有表情，有一种意义，而材料的分割破坏了这种整体性。于是他只雕刻很小的东西，最大的也只是像豌豆。他认为，在雕塑人头像时，应注意它的整体和上下关系，应该使人的面部游离于其它部分而单独显现；这样既可以避免主观现实主义的错误又可以避免假客观主义的错误；艺术不应该仅仅用来表现外部的东西，要把想象同现实揉和在一起。萨特对贾科米泰的这些想法很感兴趣。虽然这时他还不怎么懂雕塑和绘画，但他觉得贾科米泰的艺术态度同现象学有共通的地方。“想象”一直是萨特探究的主题，现在遇到有同样研究兴趣的艺术家朋友，他可算是找到知音了。他们常在一起谈论，终日不倦。以后萨特对绘画和雕塑艺术作了专门研究，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贾科米泰的作品是他的重要评论对象。
还是这个纳塔丽，让萨特在巴黎解放后不久同海明威相识。自解放以来，纳塔丽经常同美国人打交道。她常常独自一人在咖啡馆或大街上同那些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搭讪，然后被邀请去喝一杯，吃一顿，最后她带着茶叶、骆驼牌香烟、速溶咖啡和猪肉罐头回到旅馆。就这样，她同一个金发的大个子交上了朋友，后来才知道他是海明威的弟弟。海明威作为一个战地记者来到巴黎，让弟弟来看他。纳塔丽征求萨特和波伏瓦的意见后，向海明威的弟弟提出希望一起去见海明威。
他们来到海明威住的旅馆，海明威身穿睡衣，躺在一张床上，眼睛用一只绿色眼罩挡住，桌子上有一些喝过的苏格兰威士忌瓶子。他一见到萨特，就猛地坐了起来，紧紧抓住萨特并拥抱他，激动地说：“你是一个将军，我，我只是一个上尉。你才是一个将军！”在这种热烈的气氛中，他们一边说话，一边喝着威士忌。海明威患了流行性感冒，仍然精力充沛。最后萨特实在困得不行，在凌晨３点昏昏睡去，而波伏瓦一直坚持着同海明威闲聊到天亮。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存在主义（1）
战后萨特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一、二卷同时出版。他还按照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设想，主编了一个评论杂志《现代》。编辑部成员有波伏瓦、雷蒙•；阿隆、米歇尔•；莱里斯、梅洛─庞蒂、阿尔贝．奥利维埃和让•；波朗等。《现代》出版几期之后，就在评论界和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
萨特开始在社会上有了很大名气，他被人们称为存在主义者。最早给予萨特这个称呼大概是在1945年夏，在塞尔夫出版社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有人称萨特为存在主义者。萨特立即予以反驳：“我的哲学是关于人的生存的哲学，‘存在主义’，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后来这个称呼被叫得越来越响，大家都这样叫，萨特也就接受了它。
萨特的思想被冠之以存在主义的名称，很快就风靡全国，接着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1945年10月28日，萨特在现代俱乐部作一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听众蜂拥而来，许多人无法进场，人们根本听不清萨特的讲话，于是发生猛烈拥挤，几名妇女被挤昏在地。
从这时起，萨特的生活从根本上改变了。拿现在的说法，他成了一个思想明星，成了公众注目的中心，他的一言一行会立即反映到新闻媒介上来。没有哪个星期巴黎报刊会不报道关于他的新闻。只要走上街头，就会有摄影记者对着他照个不停，还有完全不认识的人上来同他们搭腔。人们到处谈论着关于他的逸闻趣事。
萨特对这种境况深感惊诧。他既没有想到、也从不希望在公众中造成如此轰动。在他看来，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是注定要处于孤寂之中的，如司汤达，如卡夫卡。在青少年时代，他设想自己的命运应该是生前不被承认，默默无闻，而死后被人发现，人们终于认识了他的价值。
现在有许多人慕名来看萨特，有的来自世界很远的地方，他们说了许多表示仰慕钦佩的话，但萨特并不特别感动。当他看着人们蜂涌而来听他演讲，女人被挤昏在地，反而有一种十分滑稽可笑的感受。在他看来，这股“萨特热”只是一种荣誉的幻影，一种逢场作戏，一个对他坚持的超验真理没有特别重大影响的经验性事件。这种热闹场面不能真正说明什么。萨特没有被巨大的名声冲昏头脑。
虽然萨特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境况决定的，他本人的思想个性无疑也是获得这一名声的重要因素。法国公众饱经失败之辱、沦陷之苦，痛定思痛，需要对自己的处境进行反思。他们不再相信过去信奉的一切：理性与秩序；但还是需要相信某种东西，以此为精神支柱。他们似乎从萨特那里找到了渴望的东西。
萨特揭示了偶然性是世界的真理，荒诞是人生的正常状况，自由是人不堪其重的负担──人不可能不是自由的。同时他又指出，人的活动、选择、谋划又是给偶然以超越，给荒诞以根据，给自由以本来面目，给非理性以理性重建，人由此而获得拯救，虽然这种获救可能是一个永远不断的过程。贯穿在萨特作品中的一条红线就是，一个人的自由同他人自由的关系，一个人的自由同他所处的境况的关系。而这正是“二战”后广大法国公众迫切需要了解的东西。
人们并没有太懂他的意思，他们如同一群精神饿狼，只要发现一点可供咀嚼的东西，就会连皮带骨头整个地吞进肚里。他们欢叫着，又引来更多的嗷嗷待食者。待到需要回味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好象他们需要的和他们得到的不是一回事，味道有些不对。萨特并没有给他们一种逃避责任的机会，并没有给他们虚假的安全感。萨特比他们所需要的走得更远，远多了，这得使他们赶快从他那里退回来，发现再继续下去是难以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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