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上书,实际上成了东林群臣对魏忠贤发起总攻的动员号令。六、七、八月,弹劾魏氏的奏折蜂拥而至,竟多达七十余章。从大学士、尚书,到普通的京官,都加入了这一行列。一时间,紫禁城上空乌云密布。
第一十节 政治金钟罩
见到这些铺天盖地的奏折,“担当能断”的魏忠贤心中真的惶惶无主了。一方面,他感觉委屈,自己一心一意为大明朝做事,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也越来越心虚,毕竟,他也知道太监干政,历来都是不合正统的。
朝臣们的咄咄逼人,让他无比明确地感觉到了自己头上的危险,一旦身败名裂,等待自己的必然是最惨的下场。然而,权力的滋味让人一旦尝了,就绝难舍弃。
魏忠贤是个凭本能生活的人,维护既得利益的本能毫不犹豫地控制了他,他立刻找到了客氏,一起到皇帝面前去乞求庇护。
和历朝皇帝一样,天启帝对这些朝臣们绝无好感,也不信任。在他眼里,这些成天板着脸的大臣既陌生又可怕,同时还讨厌。而魏忠贤的忠诚他从不怀疑,这个在自己身边侍候了几十年的老仆像狗一样驯服听话,善解人意,对他关心备至。主仆二人情深谊厚,这种情谊是几十年共同生活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绝难打破。
因此,在魏忠贤和客氏“日夜哭诉”之后,他坚定地站在魏忠贤一边,同意魏忠贤把杨涟的奏折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答复。同时以皇帝的名义颁旨表彰魏氏的忠与贤,维护魏忠贤的权威。在以后的日子里,皇帝对魏忠贤的信任从未动摇,他与魏氏风雨同舟,义无反顾地做了魏忠贤的坚强靠山。
对于皇帝的庇护,慷慨激烈的东林党人毫无办法。他们可以对皇帝直言不讳,可以一针见血,可以指责,甚至可以讽刺,但对皇帝的决定却不能不执行。毕竟,皇帝是他们的主人,他们是皇帝的附属物。虽然皇帝昏庸,然而大明天下是皇帝的私产,他要怎么处理,奴才们无权干涉。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冒死进谏而已。
皇帝的庇护就像金钟罩、铁布衫,刀箭不伤。对于这一发现,魏忠贤满心惊喜。没想到满朝“正人君子”黑云压城气势汹汹的攻击最后竟然没损及他一根毫毛。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惊魂初定。然而,他没想到的事还在后头呢。
执政之初,除了皇帝的信任之外,魏忠贤在朝中并没有政治基础,所有人都对他的能力和合法性表示怀疑。在东林党人向魏忠贤发起攻击之初,满朝大臣都拭目以待。东林党人的一次次无功而返,让朝廷的政治天平发生了不知不觉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魏忠贤的地位不可动摇,因此,许多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立刻转变风向,果断地向魏忠贤投靠。
把人分为君子、小人本来是孔子一个不高明的发明,然而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奇妙,自从发明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之后,士人果然就分成了君子与小人两个团体。明朝士大夫争相标榜道德,崇尚气节,忠臣辈出,为历朝之最。然而,有明一代,士大夫中卸去所有道德负担,不要任何廉耻的人也比历朝多。
东林党人是前者的典型代表,而所谓的阉党则由后者组成。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春,内阁大学士魏广微第一个敏锐地感觉到魏忠贤势力已成,急忙以同乡兼同姓的身份交结魏忠贤。头一回得到文臣的支持,魏忠贤受宠若惊,对魏广微也相当感激尊重,两个人一时间打得火热。魏广微上书给魏忠贤,封面上都写“内阁家报”,公私合璧,可谓一大发明。
天启四年八月,巡按御史崔呈秀由于贪污受贿,被革职查问,将被惩以重罪。危急之下,他通过熟人的引见,趁夜告访魏宅,痛哭叩头,一面申诉自己受了东林党人的排挤,一面要求做魏忠贤的养子。“当是时,忠贤为廷臣交攻,愤甚,方思得外臣为助。得呈秀,相见恨晚。”两人一拍即合。崔呈秀很快复职,以后又迅速上升为左都御史、少傅兼太子太傅,成为朝廷重臣。
很短的时间内,一批大臣就聚拢在魏忠贤身边,而且形成了滚雪球效应,越聚越多。
明朝中叶以前,阉寺(宦官)之祸虽盛,士大夫还是耻于公然与之为伍,到了末世,他们连这一点廉耻也不要了。内阁首席大学士,身份相当于丞相的顾秉谦,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对魏忠贤叩道:“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拐弯抹角地硬要给魏忠贤当儿子。而另一位曾以兵部侍郎衔总督川贵的张我续手法更高明,他因有一个女仆是魏忠贤的本家,于是“加于嫡妻之上,进京八抬,称‘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爷自居。
史载所谓“十孩儿”“四十孙”,大部分都是两榜进士。做了魏忠贤的儿子或孙子,对他们来说,就等于给自己的前程加了一个保险。这些人都是饱读诗书之辈,明朝及其以前各朝的依附太监者,无一不身败名裂,这一点他们不会不知道。
然而,巨大的现实利益让他们顾不了太多了,这群末世赌徒,把自己的一生赌注都押在了魏忠贤身上,一旦拥有了权力,就急不可待地贪污纳贿,卖官鬻(yù)爵,安置私人,挟嫌报复,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为自己赚足利息。至于国势如何衰微,政局如何混乱,那就与其全然无关了。一个帝国在魏忠贤集团的领导下,不论怎样天昏地暗,大概也不值得奇怪。
第一十一节 九千九百岁爷爷
天启年间那些奇怪的政治现象与魏忠贤的个性息息相关。
在小农社会,信任的基础来自血亲关系,只有自己的家人亲戚才是最亲近最可靠的。出身农民的魏忠贤在组织自己的集团时,本能地想到了模拟血亲关系,所以他大认干儿、义孙,这样他才能对这些人放心使用。对他的“儿孙”们,他尽心尽力地照顾栽培,许多人都获得了火箭式的提升。
只要投奔他,他就立刻给予回报,做事大刀阔斧的他气魄宏大,来者不拒。东林党攻击之初,他惶恐不已。然而此时,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有那样多的心腹给自己出谋划策,“担当能断”的他更加有恃无恐。很快,魏忠贤就向东林党人发起了进攻。
事实证明,这些大义凛然的东林党人其实不堪一击。魏忠贤在他谋士的指使下,寻找各种借口,组织人对东林党人进行弹劾,然后再以皇帝名义加以罢免。东林党人好面子,有的时候,不用魏氏罢免,遭到弹劾的大臣自己就提出了辞职。这样,数月之间,东林党人就已被清洗殆尽。
面对失败的政敌,魏忠贤没有一点大政治家的胸襟,而是恣意发泄自己心中的积怨。御史周宗建在弹劾魏忠贤时说魏氏“目不识一丁”,这句大实话让魏忠贤恼羞成怒,在反击之时,周宗建被无端下狱,活活折磨死了。在拷打周宗建的时候,魏忠贤的亲信爪牙还厉声骂道:“复能詈魏上公一丁不识乎?”
对于那些曾经指责自己的统治不合法、能力低下、出身卑贱的人,魏忠贤报复起来残酷无比。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都被他百般折磨而死。杨涟死前,经受了多次惨绝人寰的毒刑,死时被铁钉贯脑,身无完肉。魏忠贤之所以如此恶毒,就是因为他确实出身卑贱、能力低下、统治不合法。
魏氏执政之后,人们很快发现魏忠贤有个近乎病态的爱好:爱讲排场,爱听恭维,无论怎么过分的吹捧他都能欣然接受。于是,恭维魏忠贤就成了朝中大小官员的一个升官捷径。
魏忠贤的“政绩”实在可怜,然而这毫不妨碍官员们发挥聪明才智。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闰六月,京师中府草场失火,自夜至晨,损失不小。
魏忠贤带着太监,参加了扑救。对于这场火灾,主管官员薛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位薛贞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从光明面去看问题。他汇报时不是把重点放在“灾”上,而是放在“救”上,全力突出魏忠贤的表现,说魏氏“尽心竭力,别具一应变之才而布置安排”,并且就此大发了一通议论:“可见天下无难事,特患无实做事之人耳。使人人皆能如引实做,何遽谓天灾不可挽回哉?”一下子,这个报告就有了高度,也有了深度。
魏忠贤读了,心里舒服得无与伦比,在别人眼里,他魏忠贤只不过半夜起来救了场火,而薛贞居然由此看出他“别具一应变之才”,这是何等不凡的眼光!而且后段的引申,足见此才可以安邦定国。于是,薛贞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很快被提升为刑部尚书。因祸得福,薛贞因而被朝野上下称做“火逼尚书”。
还有一些人,干脆把阿谀拍马当成贿赂,直接开价来讨回报。延绥巡抚朱童蒙丁忧,按规定应该离职守孝三年。然而他贪权恋位,于是上书大吹魏忠贤的功德,并暗示自己不愿离任,于是朝廷降旨,要求他不许回家守孝。有一个朱姓中书舍人,为了升官,专疏大捧魏忠贤,称他“内辅得人,师济在列”,肉麻无比。而他居然就因此而蒙特旨准予考选,后来还得到了升迁。
凡是魏忠贤所做的事,不管大小,一律是英明睿智,无人能比。由于魏忠贤实在没做过什么大事,人们只好任何一件小事都不放过。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东厂太监抓到了一个后金奸细。这本是一件寻常之事,但由于东厂是魏忠贤主管,于是就被升华到异乎寻常的高度,文臣们起草的圣旨说魏忠贤:“赤心为国,殚力筹边,前此屡著奇勋,今又潜消大衅,不烦亡矢遗镞之费,可比斩将搴旗之功,劳在封疆,赏宜超格。”
“捷音里报于边塞,胜算实出于庙堂。”袁崇焕守卫宁远等功劳就这样算到了魏氏头上。为了酬答这样的奇功,朝廷特封魏氏之侄魏良卿为肃宁伯。
魏忠贤主持重修了皇极殿,这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在朝臣那里变成了经天纬地的大事:“(魏氏)心忠捧日,志切补天。焦劳靡闲于晨宵,率作几忘乎舄履。故能承累朝之堂构,成不日之经营,一人有攸跻之安,万邦仰垂堂之象。”简直如同再造帝国的大功一样了。既然如此大功,当然要加官晋爵,于是魏忠贤被晋为上公。这是明朝外姓大臣所能得到的最高爵位。
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开始,朝臣们对魏忠贤的赞颂越来越多,很快变得铺天盖地。朝廷也因为魏氏的一桩桩大功不断加以封赏。从伯而侯而公而上公,他很快达到了最高爵位。
同时,在魏家亲戚中,一人封伯后又封公,一人荫为正一品大员,一人从一品,四人正二品,三品以下不计其数。赤贫的佃户魏家如今笏满床,转眼成为天下最显赫的家族。魏忠贤先被称为千岁,后被称为九千岁,再后来居然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爷爷”,离万岁之有一步之遥了。
如此狂封滥赏,并不是完全出于贪欲,最主要的心理动机,还是魏氏心中那深深的自卑。在意识最深处,魏忠贤一刻也不能忘了自己出身至卑至贱,每天都在怀疑自己的能力,坐在这至高的权位上,他其实无时不在忐忑。
虽然表面上赫赫扬扬,但他心里总是没底,深夜做梦,他经常梦到自己被人褫(chǐ)去权位,又成了一个赤贫的农民,回到早年住过的那三间破草房里,原来的哥们儿们又来取笑他,又叫他“傻子”醒来后,经常惊出一身冷汗。
人贵有自知之明,庸人所缺的,恰恰是自知之明。魏忠贤一直期望自己能出人头地,他绝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甚至还认为自己颇为杰出。登上权力顶峰之后,最让他迷醉的,还不是锦衣玉食,高官显位,而是别人对他能力的肯定。别人的恭维一次次灌溉了他干涸已久的自尊心,一次次帮他稳定住了心理平衡,让他确信自己果然不凡。他渐渐上瘾了,对别人的恭维越来越饥渴。如果没有这些恭维,他无法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
这种上瘾和毒瘾是那样相似,只有剂量越来越大,才能满足他不断增长的要求。于是,恭维之词越来越夸大,越来越离谱。由于缺少文化,那些在别人看来夸张得可笑的言辞他却受用无比。他生怕别人发现自己的底细,其实他也生怕自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底细,于是他只好变本加厉地虚张声势,构建一个高大完美的自我。
然而,这种外来的支撑毕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魏忠贤不是彻底的白痴,所以他的内心经常在两极之间摇摆。有时他觉得自己真的像别人所说的那样无所不能,天生聪明,洞察一切。有时他又觉得自己其实一无是处,不过是个废物。
和他的谋士们比起来,他明显感觉自己脑瓜不够用。这种情形多么像一个酒精中毒者的表现,他们一会儿可能上了云天,摆出一副崇高的姿态,做出许多宏伟的许诺,可是过了一会儿就可能变得怯懦绝望,卑躬屈膝。
有一次,他的心腹不小心说了一句“外官诌哄老爷”,竟引得他“垂首冷笑,长吁短叹,切齿曰‘原来天下人都是诌哄虚誉我’”,并且因此数日称疾不起。仆人一句不小心的话竟然就打破了无数次赞颂支撑的心理平衡。
由此可见,魏忠贤的内心其实是何等的脆弱。
第一十二节 造神运动
为了拯救自己,魏忠贤采取了两种策略:一种是继续加大剂量,服用恭维;一种是全力镇压反对者,草木皆兵。
明朝的特务组织在历史上是极为著名的,这是由于明朝皇帝大多具有病态的好奇心,喜欢窥视臣民们的隐私。为此他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由东厂和锦衣卫组成,人数多达十数万。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魏忠贤出任东厂提督太监,在这个位置上,他才真正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干得有声有色。
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统治的不合法性,意识到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对力量,所以他把特务组织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是为了在全社会制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让所有人都不敢乱说乱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用无孔不入的侦察手段深挖潜在的政敌,防患于未然。
有一个故事广为人知:朋友四人在密室饮酒,其中一人喝多了,大骂魏忠贤。另三个人不敢附和,仅瞠目而已。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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