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马湖（今四川屏山）知府何源浚也说：
“蜀地民稀。”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人口渐渐多了起来，然全省也只有一万八千零九丁，约合九万多人，“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四川通志》卷七十一）。
当然，还有人没有被统计进来。比如那些为数不少的白毛男白毛女：
“叙州有人避贼，逃入深山。草衣木食既久，与麋鹿无异。后见官兵，以为贼复至也，惊走上山，行步如飞，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南江二野人，能手格猛兽，擘手獐鹿啖之，悬崖绝壁腾上如鸟隼。他们不怕猛兽只怕人。虽家人亲戚召之，疾走不顾也。”
这些返祖的“原始人”不怕什么狼虫虎豹，最怕的倒是两条腿的同类。
当时的四川，已经不像人间景象。当时的官员目击后，在信中说：“自从进入四川，只见荆棘塞道，万里烟绝。荒野之中，只有野兽成群，不见人踪。偶尔见到一两个幸存下来的人类，又都是五官残缺，割耳截鼻，缺手断脚之人，看上去像妖魔鬼怪，让人感觉不是行走在人间。”
时至今日，每逢成都城区改造、挖路修渠，还经常会暴露白骨，现身说法彼时的遭遇。
明末四川之难，已足以使人惊心骇目，不忍卒读。
可是再往上翻检历史，会发现，这不过是少见多怪而已。这样大规模的灾难在四川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元末同样如此。元时四川是主战场之一，战争过后，人口从宋朝的两百五十九万户锐减至十二万户。后来朱元璋大力移民，才逐渐使四川人口恢复。
第四十二节 杀人者和被杀者的共识
据说很早以前，佛祖释迦牟尼的数千释迦族亲族被波琉璃王的大军杀害了。释迦族及弟子们三次求佛救救释迦族的大难，佛也没有答应。大兵过后，佛弟子们对于佛的这次对亲族的劫难不管不顾很不理解，佛祖对大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荒年，有一个村庄的人，到一个大池塘捞鱼。天旱水浅，鱼也容易捞，把池里面的鱼鳖虾蟹螺蚌等，都打捞净尽了。
经过若干年代的轮回转世，今天，那村里的人都转为释迦王族了。你们知道吗？波琉璃国的人就是池子里的鱼鳖虾蟹螺蚌等转世啊，所以生有一股业因怨气，来灭释种以报宿怨。这就是所谓的“定业难逃”。佛也管不了定业呀。
千百年来，中国人对于己身罹受的无数次灾难当然有很多痛定思痛的反思。
老百姓的说法：“平时人做的坏事太多了，老天派人收人啦，咱们这片在劫啊。”“世人多杀生，遂有刀兵劫。”
士人的说法则文雅一些，那个身经离乱的读书人欧阳直晚年在他的《蜀乱》一文劈首写道：明末以来，四川“世风日下，人们越来越奸诈，人心越来越险恶。环顾巴山蜀水，到处是不良之人。川北之人粗暴，川西之人阴柔，川南之人好坏各半。及省会和川东之人，奸狡刻薄，比别处更甚”。
他说：“上天干怒，所以降下凶魔，震赫扫除，竟成劫难。是知劫难之作，皆由人心之不善致之，而蜀中之乱独甚，而祸独惨者，又蜀人之大不善之心，有以自致也。”
他提出避免此类悲剧的方法是号召大家自我反省，提高道德水平。“吾愿凡我蜀人，自今以后各图修省，共回天意。”
杀人者张献忠和被杀者在此达成了高度的共识。
第四十三节 “张献忠崇拜”
中国人历来有崇拜那些暴力神的传统，如河伯之类。他们有无法抵御的残害人类的能力，所以获得了被人们顶礼膜拜的资格。
张献忠在四川时，有一次领兵路过梓潼县文昌庙，因听说文昌君也姓张，遂认此神为祖，并且放过文昌庙附近的百姓不杀。他死后不久，这些没有被杀的百姓感谢张献忠的不杀之恩，在文昌庙中自发地为张献忠塑了像，“绿袍金脸，狞恶狠状”，当作神灵崇拜起来。
直到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张献忠神”前一直香火繁盛，人们每年都来献上丰盛的供品，以求威严强悍的张的灵魂保佑，或者至少不来残害。
据说张神非常灵验，有求必应，远近数十百里的人都纷纷前来进香。由于崇拜的声势过大，终于在乾隆七年，引起了官府的注意，被地方官毁了张献忠神像，并把此像扔到路边，任人践踏。
然而，官人走了不久，当地人民又重塑了张献忠像，重新对他跪拜如仪（《张献忠屠蜀考辨》）。特别是一些地方土匪，或者零星的农民起义武装，对张献忠更为崇拜；他们出去征杀前，都要专程来此，到张像前跪拜，以求保佑。
张献忠神像后来不知所终，然而三百五十余年过去了，张献忠的灵魂仍然游荡在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之中。在张献忠死后三百年，我们还听到过有人宣称，中国死掉三亿人，还剩有一半的人口，还一样能成功。“中国不怕打仗”，“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太平”，这些说法还能屡屡听闻。
“张献忠崇拜”是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一处危险病灶，虽然已被历史之手割除，然而割除得并不彻底，时有复发可能。甚至直到1960年代，我们这片土地上还曾经发生过如湖南道县的集体灭绝和吃人事件。所以，研究张献忠杀人的原因，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实不是一种猎奇，而是一种需要。
第五章 无处收留：吴三桂
第一节 朝野闻名的孝子忠臣
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吴三桂三十一岁。这是一生中最挺拔亮丽的年华。就在这一年，他第一次面对了从未经历的精神重压。
这一年三月，明朝和满洲之间的最后一次关键性战役——松锦之战尘埃落定。明朝辽东经略洪承畴的十三万大军土崩瓦解，锦州陷落，洪承畴被俘。大明王朝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宁锦防线终于被撕破。宁远，成了大明朝在山海关外的最后一座堡垒。
继洪承畴之后，三十一岁的吴三桂统率辽东兵马，成了宁远城的最高军事长官，成了明帝国风头最劲的将领，也第一次成了明清两朝大角斗中的焦点人物。崇祯皇帝和皇太极的目光分别从北京和盛京而来，聚焦在他身上。
来自东西两边的政治、军事乃至社会关系的压力和吸力，揉撕着他。
西面，是前途黯淡的祖国和家园。那里正处在分崩离析前夜的紧张慌乱之中，幸亏山海关那高大厚实的城墙，把饥民的呻吟和叛军的呐喊声严严地挡住，让他享受片刻清静。而东面，三百五十年前，坦荡而蛮荒的辽东平原上，尖声嚎叫着的满洲人潮水般一波比一波汹涌地扑来，冲刷得宁远城摇摇欲坠。
越来越多的人投向满洲，像洪水浸泡下不断崩塌的堤石。其中包括吴三桂的三位舅舅，赫赫有名的祖氏三大将，这座宁远城原本是他们把守。祖氏三兄弟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祖逖（tì），那个志在恢复中原的东晋英雄。他们在辽东建立了自己的功业，并且相继栽培和提拔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以及吴三桂本人。不过，现在，他们不再提及自己那位著名的祖先，他们写来亲笔信，替满洲人劝降。
这些信件娓娓说明，在饥荒和寇贼的侵蚀下，大明朝千疮百孔，气数已尽，识时务者为俊杰。随信而来的，还有皇太极的敕书，那上面写明，满洲人许诺给吴三桂的官职远比崇祯皇帝给的高。
可是，官职再高，毕竟是满洲人的。“投降”这个词，即使是在吴三桂脑海里转一下，也火辣辣的，烫得他神经不舒服。他吴三桂，怎么能和叛变投降联系在一起呢？
自视颇高的他无法接纳这个肮脏的字眼。天朝和异族，从来是两个相互消解的世界。从敌人那里得到的越多，标志着丧失的越多。满洲人给他的地位再显赫，也无法抵偿投降使他付出的人格代价和名誉损失。如果那样，他将日夜承受舆论造成的心灵重压。
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漫漶而无序的世界截然不同，穿过三百五十年来的时空，在关东这片土地上（那时候，这片土地上到处覆盖着不修边幅的森林和无边无际的野草。人类只是在这野蛮豪放的土地的胸膛上，侵蚀出几小块难看的疤痕，作为城市和屯田。整个情景就像皮肤病初起时的症状），放眼四望，所见到的世界却是清晰、坚固、完整的。那是约三百五十年前的先人们心中的世界。
这个世界来有源，去有迹，结构严谨，雄伟壮丽，一目了然。这个世界由儒家的伦理纲常所支撑，几千年来不断有智者为其修补加固，使其成为一处绝好的精神家园。每个人一出生就已被规定了生存的理由和目的，每个灵魂都可以在这个宏大坚固的庇护下安全而慵懒地憩息。这些灵魂都安土重迁，不到万不得已，刀剑相逼，不会另寻他路。
在这个世界里，生命并不属于自己。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生命是祖先的恩赐，它附属于父母和家族。所以，一个人生存的目的，乃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光大家族的基业，延续家族的血统，使之不致断绝。这种责任重于个人的生命利益。这种思维大而广之，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家族，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血缘关系的扩展。
皇帝就是全社会的家长，他因上天的授权而享有至高无上的宗主权，普天之下的一切都被标上皇家的产权，阳光雨露都是皇家的恩典：恩命、恩旨、恩诏、恩赐、恩赏、恩赦、恩准、恩科、恩除、恩俸。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社会成员的一切行为，必须基于两条基本准则，那就是对皇帝的“忠”和对家长的“孝”。这是协调一切社会关系的法宝，如果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把这两种品质充分发扬光大，一切社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治理天下的要诀即是充分培养鼓励人们的忠孝品质。一个朝代如果覆亡，那么，作为本朝恩典的主要享受者的社会上层成员（包括官员和士人），就有义务为他的恩主尽忠殉国（这是光荣的选择），至少也应归隐山林，不再为新王朝服务（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在某种意义上，“忠”和“孝”已经脱离道德规范的范畴，而上升到价值本体的层面。叛徒、投降者、贰臣，他们背叛的不仅是自己的主子，而且是整个世界。他们注定要被世界所抛弃。
翻检图书馆里整架整架发黄的史书时，我惊异于历朝历代忠臣烈士的数量，他们总是于王朝板荡之际集中出现，史书作者总是不得不为他们那些近乎雷同的事迹留出大量篇幅。他们的多数是在并无切身危险的情况下安然自裁，有的还同时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女，甚至贴身仆人，常常是阖门自焚。
他们用这种残酷的自杀方式，为自己的精神生存赢得空间，并因此获得精神上的自足感。这是他们完成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使命的最完美选择。
吴三桂，似乎比别人更有理由效忠于大明朝。
在大明朝，吴三桂是朝野闻名的孝子良臣。他甚至可称得上是这个世界的道德楷模。这起因于一件意外事件。
那是天启末年的事。那一年吴三桂刚刚十六岁，还是个半大孩子，正在舅舅祖大寿的指导下学习武艺，父亲吴襄是祖大寿手下的一个总兵官。那一日，吴襄带领五百名士兵出锦州城巡逻，在辽西荒凉的白山黑水间，例行每天的公事。不过，这一次事出偶然，在城外几十里处，吴襄和皇太极率领的四万满洲兵遭遇。
皇太极为什么带领如此庞大的军队出现在这里，史书未有明确记载，不过吴襄的境遇却可想而知。吴襄急忙撤退，但在锦州城几里之外，还是被如狼似虎的满洲兵团团包围。吴襄带领这五百人左冲右突，无济于事，全军覆没看来是唯一可能的结果。
祖大寿闻讯，带着外甥吴三桂登上城楼观战。两人都心急如焚，吴三桂一遍遍催促舅舅发兵救援。可是锦州城里只有三千守兵，坚守尚且不足，何谈出城救援。无奈之下，祖大寿只好硬起心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
我们无法确知十六岁的少年吴三桂的心理感受，无法确知他的举动是出于父子情深（吴三桂和父亲的感情真的很好，这在那时是并不多见的情形），还是少年人的热血冲动。总之，在祖大寿未加注意的情况下，少年吴三桂带领二十几名家丁驰出城门，杀入了四万满洲兵的重围之中。
皇太极此时想诱明军出战，但是这二十多人的队伍却大出他的意料，这个精明雄武的满洲首领不知道明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少年吴三桂此时把生死置之度外，凭着一股血气，带领二十多名家丁，居然如入无人之境，杀到父亲身边，把吴襄从目瞪口呆的满洲兵中带了出来。皇太极怀疑明军有诈，下令兵丁不要追杀，听任吴三桂父子逸去。
这个传奇性的遭遇，给吴三桂带来的是一生受用不尽的声誉资本。在文恬武嬉的大明王朝，这个十几岁孩子的孝勇之举立刻遍闻天下。连皇太极也对这个后生赞不绝口，称他为“好汉子”，并不无遗憾地说：“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
在以德治天下的社会，对人的道德自觉非常重视。父子人伦，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从一个人对父母的态度，可以推断他对别人对帝国的态度。
“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成了当然的逻辑。当吴三桂带着一身血水汗水杀回锦州城之后，祖大寿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儿不忧不富贵，吾即题请封拜。
之后，吴三桂高中武举。再之后，仕途一路坦荡，年仅二十八岁，就做到了镇守一方的宁远总兵，成为青年将领中的翘楚。在仕途的攀升过程中，他比谁都更深切地感受到道德资源对一个人社会成就的巨大推动作用。
吴三桂十分珍重自己忠臣孝子的社会形象，他习惯于围绕这个形象设计自己的行动。在父母面前恭谨体贴，在朋友圈里轻财好士，在百万军中英勇无双，吴三桂知道社会对他的角色期待，也尽心尽力地完善自己的社会角色。
年仅三十一岁，吴三桂即被破格提拔为辽东提督，总领关外军事，社会对他的回馈不可谓不厚。大明朝对他确实高恩厚德。
确切地分析吴三桂选择中的道义原则和现实利益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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