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次，在寺庙中，他开始认认真真地跟老和尚学念经，认识了千把字。
朱元璋一向为人做事的特点是认真敬业。从他登基后仍然对佛教保持了浓厚的兴趣这一事实看，他在三年和尚生涯中，对佛教经典确实是下了点功夫的。《皇明本纪》说他从此“始知立志勤学”；《剑桥中国明代史》说“在这时他似乎开始学习认字并简单地研修佛教经文。他的理解力很好，记忆力也很强”。他认认真真地学习做道场，吹法螺，这是和尚收入的最大来源。后半生他有几种可能的选择：也许是继续做和尚，也许积点钱买几亩地还俗做农民，也许会学门技术，做个木匠或者瓦匠。只有军人不在选择之列。“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军人是风险最大的职业，实在不符合他谨慎的本性。
然而，身在乱世，人的命运就是如此离奇，你越怕什么，什么就偏偏会来到你身边。朱元璋重做和尚的第三个年头，农民起义的烈火烧到了皇觉寺边。
白莲教和朱元璋的专业——也就是佛教——关系很深，或者说，是佛教的一个变种。它本是源于佛教净土宗。
天下事物，只有足够“低幼”才能流行，这是永远不变的规律。要说正宗，中国佛教当然要以千辛万苦从印度取回真经的三藏法师创立的唯识宗为正宗。然而事实是，唯识宗因为经典太浩繁逻辑太细密，不适合普通人的智商而迅速湮灭。中国特色的净土宗却因为它超出寻常的简便易行而大行其道。
净土宗比方便面还要方便。它不需要你钻研什么佛经，也不需要你苦苦修行，它只要你会说“阿弥陀佛”四个字就可以。它的理论是，一声“阿弥陀佛”可以免除几十亿劫的罪过。只要你不停地念佛，积累的功德就越来越多，等到阿弥陀佛被你烦到不行了，就得把你救出苦海，往生净土。
所以它迅速深入民间，南宋之后，“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底层信众完全被它垄断，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是天下万事的常态。
释迦牟尼天上有知，一定会晕倒在莲花宝座上。
白莲教是净土宗的一个变种。它的教义也同样简单，只不过它的组织比较严密。净土宗虽然也结社，但社内关系松散，众生平等。而白莲教将平等的关系变成严格的师徒关系，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严格的师徒网络，成为政治动员的有力武器。当腐败蔓延、统治力衰微之际，往往是这类民间宗教兴盛发展的时期。一旦势力成熟，起义就不可避免。
大元王朝自建立以来，政治从来没有稳定过。蒙古贵族没有学会汉族立嫡以长的继承制度，为了攫取最高权力，政治高层不时发动宫廷政变和武装冲突。从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元世祖去世到元统元年（公元年）元顺帝即位，四十年之间居然换了九个皇帝，平均不到五年就发生一次政变。统治集团忙于内斗，对民生大计无心过问。白莲教势力因此轻松席卷了大江南北。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人率三千白莲教众斩白马乌牛起事。他们宣称教首韩山童是宋徽宗的第九世孙，应做皇帝。刘福通是天上派下来辅佐韩山童的大将。起义军头裹红巾，身穿赤衣，被称为“红巾军”。
大元王朝已经成了一个烂透的梨子，只等一声震动就会掉落下来。刘福通一呼百应，各地无数底层豪杰应声起事，大半个中国沸腾起来。农民大起义的浪潮，很快波及朱元璋的家乡。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二月，濠州出现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
原来，至正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安徽定远的大地主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人借白莲教声势起兵，也以红巾为号，“衣巾皆绛”。附近农民几万人“弃农业，执刀器”，纷纷前往投奔。二月二十七日，郭子兴等五位“节制元帅”率领这支队伍，一举攻占了濠州，皇觉寺所在地区被纳入农民军的势力范围。
乱世里没有清静之地。起义军三天两头来庙里搜粮食，找吃的。不几天，元军又驻扎到附近。他们不敢与农民军正面交锋，每天到各村抢劫，见人就抓，当做“乱民”送到长官那里报功领赏。朱元璋登基后在《纪梦》一文中描述当时的情况说，红巾军“陷濠城而拒守之，哨掠四乡，焚烧闾舍，荡尽民财，屋无根椽片瓦，墙无立堵可观。不两月，越境犯他邑，所过亦然”。而官军则“声攻城而逡巡不进，惟是四掠良民，得之则以绛系首，称为‘乱民’，献俘于上，请给其功”。在这种“造反军”与“反造反军”的拉锯战争中，最倒霉的就是既不“造反”又不“反造反”的广大平民百姓。
用朱元璋的话说，就是“良善者生不保朝暮”。和尚们在庙里成天提心吊胆，看这样子，保不齐哪天就被官兵抓去充当“乱民”，被砍掉脑袋。没办法，白天只好揣个饼子，躲到山里，等太阳下山了，再回来睡觉。
岂料在两军夹缝间，如此苟且偷生都不可能了。那天和尚们下山，庙已经没了。原来农民军来庙里找吃的，一粒粮食也没找着，一生气，一把火把庙给烧了个精光。
朱元璋彻底走投无路了。再出去流浪吧，烽烟处处，天下已经没有安静的地方。兵为刀俎，民为鱼肉。看来在这个武力决定一切的时候，只有拿起武器，反而有可能活下来。可是，当什么兵，也是个问题。“出为元兵，恐红巾至，欲入红巾，畏元兵至，两难莫敢前。”他在《纪梦》中这样描写自己当时的心情：“予当是时，尚潜草野，托身缁流，两畏而难前。欲出为元，虑系绛以废生；不出，亦虑红军入乡以伤命。”
在残垣断壁里忍饥挨饿躲藏了几天，他意外地收到了同村的一个哥们汤和给他捎来的纸条。原来这个哥们已经加入红巾军了，说现在在军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活得很，劝他也快快参加。
他还是拿不定主意。谨慎的天性让他一次次拖延，不到最后关头，绝不选择军人这个职业。这时，命运给了他最后一次推动力，大师兄告诉他，红巾军给他捎信的消息已经被人知道了，有人想向官军举报他呢。
事已至此，他还是没下定决心。他找到了尊没被烧坏的菩萨像，想让神佛给出出主意。点上香，磕了头，拿起神案前的两块木片，按老和尚教给他的卜卦法卜算起来。
朱元璋在《纪梦》中这样描写自己的占卜过程：于是祷于伽蓝，祝曰：
“……民人尽乱，巾衣皆绛，赤帜蔽野，杀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予尤恐之。特祝神避凶趋吉，惟神决之。”
看来朱元璋对农民起义军的看法确实不怎么样。这完全是一群强盗嘛。
所以第一卦是问应该逃走还是继续当和尚？如果是应该逃往他乡，那么两块木片落在地上应该都是正面。如果继续当和尚，就一正一反。
很显然，他的头两项选择里没有当兵。
摇了半天，扔到地上，结果是两块木片都是反面。看来这两者都不为神佛所赞同。
那么继续算吧。“祝曰：莫不容予倡义否？若是则复阴之。以珓掷地，果阴之，方知神报如是。”
就是说，难道神是要我参加红巾军吗？如果那样，应该是反面。一扔，果然是反面。
一个伟大农民起义领袖的命运就这样被两块木片确定下来了。革命与反动之间就这样一念之隔。不过这个一念之差一直让朱元璋感觉不好意思。后来，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
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忽至，误入其中。”（《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在《皇陵碑》中又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那些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也没什么好东西）。”这固然是因登基即位后为维护皇朝统治不得不以造反为非，也未尝不是他参加革命大业时的部分真实思想反映。
第二节 从和尚到亲兵
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初一日，一个穿着破烂袈裟的年轻和尚来到濠州城下，向守门的士兵要求进城去参加红巾军。这和尚身材高大，黑长脸，大鼻子大耳朵大下巴，双目炯炯有神。守兵觉得他身上有点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面对雪亮的大刀，这个人沉得住气，并不害怕。鉴于城外元军密布，守兵认为面前这个人有可能是元军的奸细。发一声喊，几个人按住朱元璋，五花大绑，拉到护城河边准备砍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是形势的需要。在这些初级阶段的革命者看来，可以随便杀人也是起义者的一种特权。
选择了当兵就是选择了风险，这朱元璋早有心理准备。没有想到的是还没当成兵就可能先成了刀下鬼。不过朱元璋并没有惊慌失措，他的第一反应是声嘶力竭地呼喊，试图吸引更多的军人来围观，也许会有人出来制止这几个守兵的野蛮行径。
这个做法救了他。正在城外巡视的义军元帅郭子兴听到了他的呼喊，驰马赶到，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郭子兴从这个二十四岁的小和尚眼里看到了一点与众不同的内容。冰凉的刀片贴在脖子上，这小和尚的眼睛里，却看不到慌乱。从这个心灵的窗口，你能看到他的大脑在紧张地旋转，迅速地做着各种判断，以求拯救自己于危局。他沉着地回答着郭子兴的问话，神态恭敬，语言流利，逻辑周密，三言两语就使郭子兴确信他不是间谍。
否极泰来。护城河边这意外的一遇，开启了朱元璋成功的序幕。郭子兴对这个机智勇敢的年轻人留下了如此深的印象，不久，他就把朱元璋调到元帅府做了自己的亲兵。
郭子兴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不断发现珍贵的品质。郭子兴发现这个年轻人头脑异常清楚，说话条理清晰，做事谨慎周密。在他身上，一点也没有年轻人常有的轻浮鲁莽，有的是这个年龄段的人所缺乏的沉着老练。使朱元璋注定出类拔萃的品质是——不管做什么事，只要着了手，他都会全心全意地做好。既然选择了军人生涯，他就强迫自己竭尽全力，去做一个出色的士兵。郭子兴交给他几件事，都办得妥妥帖帖。出兵打仗的时候，这个年轻人也很勇敢，“从旁翼卫，跳荡无前，斩首捕生过当”，出色地履行了亲兵的职责。郭子兴尝试着叫他带小队出征，每次打仗朱元璋都身先士卒，而得到了战利品，从不独吞，总是和大家平分。时间不长，就成功地在小队里树立了威信。
郭子兴知道他碰到了一个难得的人才。渐渐地，他有些事，开始找朱元璋商量，让这个年轻人帮他拿拿主意。朱元璋的意见常常出他意料之外，然而经朱元璋分析解说之后，郭子兴又觉得确实很有道理。起义之初，集权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濠州城中，义军五位元帅名位相当，不分高下。传统中国人天生没有享受“民主”“平等”这些“普世价值”的习惯，五位元帅明争暗斗，各不相让。郭子兴在五位元帅中排位本来最后，却心高气傲，“素刚直，不屈人下”，和其他四人关系都很僵，有时甚至赌气不参加元帅会议。
每逢这个时候，朱元璋就耐心劝解，说大事初起，大敌当前，军心不稳，一旦真的内斗起来，起义肯定失败。此时此际，只有委曲求全，小心翼翼维持合作局面，等实力壮大了再想办法。再说，多参加元帅会议，有事大家一起商量，接触的机会多了，矛盾也就慢慢可以化解了。郭子兴听了，觉得还真是这么个理，于是就又穿戴整齐，出门会议了。
时间久了，郭子兴对朱元璋越来越欣赏，以至于把自己的干女儿马氏许配给了朱元璋。这个赤贫农民的儿子，前流浪汉和和尚，现在成了义军元帅的女婿。
第三节 从士兵到军官
虽然成了首领的干女婿，但初入义军的朱元璋当然只是一个小角色。不过这个小角色很快就发挥了大作用。
至正十二年九月，原来占据着徐州的一支农民起义军被元军击败，在首领赵均用、彭大的率领下投奔濠州。名为投奔，这支队伍的兵力却远超过郭子兴部。而且赵彭二人起兵较郭子兴他们为早，在白莲教中的辈分更高，在教徒中的名气也更大，所以“鸠占鹊巢”，郭子兴等五人反倒成了配角。五位领袖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一团乱麻，这又来了两个外来者，而这两个外来者本身也不团结，结果更是乱成了一锅粥。
在没有用枪杆子一决高下之前，中国式的合作者只会在无穷无尽的猜忌、内斗、纠缠中煎熬。每当元军围城紧急之际，城内诸支起义军合成一气，共同对敌。形势稍一好转，就展开水深火热的残酷斗争。五位元帅暗暗分成两派，分别依附彭赵二人。郭子兴对脾气火爆的彭大比较服气，对看上去木讷内向的赵均用不那么看得起。不想赵均用面蔫心狠，怀恨在心，趁郭子兴出门上街之时，派人把他绑架了，秘密关押在郭子兴老对头、五位节制元帅之一孙德崖的祖父家里，准备好好收拾一顿。
郭家一家上下闻听这个消息，慌了手脚，他们不知道郭子兴是被谁绑走了，也想不出到哪里找。大家聚在一起商议了半天，仍然大眼瞪小眼，谁也拿不出什么主意。
朱元璋此时正率兵在城外打仗，闻听郭子兴失踪，急忙连夜赶回城里。
郭家上下一见他，一个个牵衣痛哭。还是朱元璋头脑清楚，听他们说完情况后一下子判断出是怎么回事。
朱元璋说：“我公素厚彭而薄赵，祸必赵发，此非彭不可解。”那意思是，郭子兴平时亲近彭大，疏远赵均用，赵均用一定是绑架案背后的黑手。
朱元璋说，只有利用彭与赵之间的矛盾，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天一大早，朱元璋带上郭家人找到了彭大进行投诉，又找出例证对彭赵关系进行了一番挑拨。彭大果然大怒，说：“我在此，谁敢尔！”立刻呼唤左右，带上亲随以及朱元璋等，四出寻找郭子兴，最后找到了孙德崖祖父家里。朱元璋率人爬上屋顶，揭瓦掀椽，下到屋里，只见郭子兴脖子上套着木枷，双脚系着镣铐，浑身已被打得皮开肉绽。几个人七手八脚打开枷铐，把他背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