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丛妩小姐不失时机递上了几张纸，并轻轻像是吹气一样在谭冠耳畔耳语。一股诱人的法国香水味冲进谭冠的大蒜头鼻子，他下意识地嗅了嗅，丛妩的一小络鬓发已垂到他的耳廓上，痒丝丝的。
丛妩轻轻地说：“谭厅长，这郑东在古都书店的讲课，我们已做了一个摘录，供您参考。”说完她递上了几张稿纸。
谭冠只是瞄了一眼，就不屑一顾地翻着眼白说：“那是狂犬吠日，螳臂挡车，我们完全可以不理睬他。不理睬他，但不是不重视他。要警告古都市那位经理，要报告仲月清让她制止郑东的胡说八道，待到省委、省政府和北京方面首肯了本集团公司他再发出不和谐音，就说他是反对省委、省政府，那就是反党分子，对反党分子，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他在恶恨恨地说。心中想，郑东这个口出狂言的家伙就是春秋战国时的少正卯，对于这种“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搏，顺非而泽”的五恶之徒，人人应得而诛之，这古都市的老兄竟还请他去讲课，反倒使我谭门弟子“三盈三虚”，是可忍孰不忍也。可惜我不是当年孔子，否则我非宰了这个大逆不道的家伙不可。
他愤愤地想，脸上却装成满不在乎地说：“郑东者，不可怕也，
可怕的是出版社的那些老总和省文化系统，乃至各市的大大小小的县、市级行政官员。这次发行集团的组建，直接涉及到利益的调整。因此在他们面前一定要谨言慎行。嘱咐底下弟兄不要轻言收权，免得在未获得上级支持前，引起反弹，使我集团大业中途而废。
对于收人权或财、人两权统一的问题，应当由省委、省政府发文进行，我们不可莽撞行事，要不到火候不揭锅，关系要处好，但对下面要说从现在起人事权就要冻结，以便下一步发行结构的调整。所以对下该瞒的要瞒，这是一个时机问题。这些地方系统以组织形式造成的阻力要比郑东这头小蠢猪、小野猪的能量大得多。郑东者不足惧也。可惧者是出版系统内部、文化系统外部和地方行政系统的干扰，所以集团目前的操作要在绝密状态下进行。对，也就是由少数人暗箱作业，让多数人蒙在鼓中，等我鼓锤做好，再重锤击鼓，震它个翻江倒海。这是我讲的第五点。至于操作方法嘛，先领导层内部统一思想，使党组形成决策。后争取体改委的理解支持，再后由省委、省政府发文宣布，逐步的由后台走上前台，由隐蔽走向明朗。只是这样的战略部署有如排演一场有声有色的话剧，
不会一帆风顺，但操作得当，只要我们内部精诚团结，同心同德，不受干扰，形成坚强的核心层，再努力争取上级的支持，求得上下的理解，是完全可能成功的。大功告成之日，在座诸位皆为功臣，我想崔牛牛厅长是会论功行赏的，至于我嘛，功成身退，回去抱孙子了。”
“最后一点，我再强调一下，至于仲月清说是要贯彻北京的意图把课本与一般图书的分离，我们一定要慎重，这课本涉及我新华书店8千子弟的口粮问题，不能轻言分离，上级的要求有时要学会周旋，可以搞搞调查研究应付一下，有的问题拖拖就不了了之了，
不必当真去实施的。”
他慷慨激昂地结束了自己带有战略性的发言，他轻轻地吹开浮在杯面的茶叶，润了润干得冒烟的喉咙，会场中发出一阵轻微的掌声。崔牛牛宣布散会，会议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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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茅琳小姐抬起她那张文质彬彬的脸，用赞赏敬佩的目光看着尊敬的谭冠厅长魁梧的身影在崔牛牛及魏铭利一帮人的簇拥下昂然离去。她陷入了沉思。
谭冠这一番振振有词的发言着实精彩，不愧为官场老手，话说得冠冕堂皇，滴水不漏，意思表露得淋漓尽致，可谓老厅长第二个八大战略。一言以蔽之：“一是以求正名，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二是以逼宫手段达到正名目的，逼党组表明态度；三是借助主管部门之努力，求得上级强劲支持，以借助势力扛大旗做虎皮；四是造成声势而形成有利舆论，在话语权上占上风；五是以瞒天过海之术，以求铸成事实，使左邻右舍相关部门接受现实而无力回天；
六是排斥异见，去其内部阻力，形成一边倒之势；七是总体规划，分步实施，逐步到位；八是形成强有力的以谭冠为核心的分利集团，
荣犀共当，利益共享。而这一切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以贯彻党的“十五大”路线为掩护的穿新鞋走老路，搞计划经济翻牌公司使资本权力化的结果。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多灾多难，产权问题是一个突不破的怪圈啊。经营权和所有权又怎能分离呢？她是个聪明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她必须挂在谭冠、崔牛牛的战车上冲锋陷阵。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局出发，打着谭记色彩的翻牌公司行政集团对新华书店的根本利益究竟是祸是福是难以预测的，且看郑东是如何评说的，她打开被谭冠不屑一顾的郑东讲话记录仔细阅读起来。
郑东关于新华书店建立企业集团的一些言论
当“二渠道”即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新华书店以外的全民、集体、
个体书刊经营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崛起，根据市场的需要逐步按照市场价值规律，以财产关系为纽带而形成事实上的规模经营、集团模式向书刊市场挺进时，某些新华书店的改革却在事实上陷于停顿。
我讲的事实并不是某些同志表面上天天讲，日日讲的“改革和开放”这一被借用的神圣口号。而是指严格按照党中央所提出的建立在“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职责分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法人主体之上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体制性和制度性创新。某些新华书店发行集团的操作实际是背离上述原则的南辕北辙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说只是某种为了继续维护垄断而放弃市场化改制的“淮桔成枳”现象。
那种借助西方发达国家股份制企业形式，将原来行政管理官衔或委托经营者身分变换成董事长、总经理一类现代名词就算完成了改革的作法，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欺世之谈。须知所谓董事长、总经理是建立在现代产权制度上由所有者、经营者严格按市场化规模经营的程序化产物。也即全体股东拥有产权，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产生董事长，董事长有责任使股东所拥有的产权保值、升值而享受红利。因而可以受股东大会的委托在经理市场雇佣经理人员来经营企业。这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任命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现在的某些集团董事长只是某些策划者口袋中的纸牌，是某种分利集团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产物。这种形式的实质与党委的任命制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没有区别，这种改革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有意义的则是以一种改革的名词换去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名称。这就有如把一头毛驴牵来，在身上画上道道斑纹，然后说这头毛驴已改革成斑马了。如此而已，不是“指鹿为马”又是什么？
上述作法的目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继续维护市场的权利化、行政化、官僚化。是某些分利层不愿放弃由垄断利润而带来的巨大既得利益，维护分利集团小团体利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的产物。因而这种政企不分的集团只是过去高度集权计划经济的产物，是为了把第一阶段在试行放权搞活后下放的权力再集中起来。这种集权的归宿只能是穿新鞋走老路，皈归于计划经济由行政官员主导经济的巢穴中去。
可以试想，在全球市场化大潮中继续以“改革”形式推行这种变相计划经济会给新华书店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不言而喻，只能是灾难性的。虽然这种整体的灾难可能会是渐进的、缓慢的。然而，在这种长时间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状态下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国有资产的有形或无形流失，失之于分利集团的瓜分，失之于行政于预下的盲目投资。这种模模糊糊的产权无疑给分利集团的少数人带来意料不到的个人利益，使他们在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在最后的回光返照中辉煌起来，发达起来，致富起来。他们这些借助于第二轮改革巧妙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官员们，将在暴富后退出历史舞台。届时传统的新华书店如果顽固地拒绝市场化改制的尝试，将在整个国家完成市场化改制后，逐步在历史的长河中消亡。崭新的图书流通体制可能会在艰难中诞生；这种新体制的催生者或者说旧体制的掘墓人，必然是日益推进的改革开放新形势，
还可能就是体制内的分利者阶层本身。这几乎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种从根本上无视书店广大职工根本利益的集权改制，无论其打的旗号多么神圣、庄严，只能是一场近乎荒诞的闹剧。闹剧终场，主角们腰缠万贯成为新时代的暴富者，有的人现在实际已跻身于暴富阶层。而新华书店这块曾经闪耀着**传统的名字，将伴随着计划经济的消亡而走向历史的尽头，这将是历史的遗憾。因为这类集团公司只是继续维护行政垄断，以垄断性产品如中、小学课本带来的巨大利润为基础的行政性翻牌公司，以手中掌握的行政管理权力，搞行政壁垒、行政保护，顽固地拒绝、排斥、堵塞书店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手段，多种流通渠道的发展。继续在事买上维护图书发行的垄断渠道而坐收垄断利润。诚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现在的机构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设立了许多公司，实际是官办公司，用公司的形式把放给下面的权力又收上来。
机构多，人多，就找事情干，就抓住权力不放，下边搞不活，企业就没有积极性。”小平同志还说：“你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当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改制问题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必须解决“产权’’这个瓶颈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产权问题也即所有权的问题，深化经济改革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新华书店作为图书发行的“主渠道”无疑是被打下计划经济深深烙印的。这是图书长期以来作为具有浓厚意识形态性特殊商品，执行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为政府计划垄断的必然结果。然而当图书改变了为政治服务的惟一功能，而扩大其内涵，变为具有文化消费、文化积累、美化生活、社会适用等等多方面促进社会文化科技发展的多重功能，进入市场努力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层次、全方位的健康需要后，新华书店就应当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而追随时代的步伐，努力去拓展自己的广阔领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效益的体现在于图书市场的接受程度，公众的需要程度，并不仅仅单纯依靠政府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因而在图书发行体制改革中市场的要素流动是不容忽视的。市场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在图书市场正确的政治导向规范下，也是难以排斥的。图书市场的发展对于出版资源按市场价值规律的流动这一客观现实是不容回避，
也无法回避的。这些均非政府权力能够强行干预和垄断的。强行干预垄断的结果是出版业的自杀。眼下诸多图书工作室这类准图书出版机构的崛起，正是社会力量介入图书出版分享资源的先兆。
而对社会力量大规模地介入出版、发行业，我们采取什么对策，确实关系到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生死存亡问题。这种社会现象必然引发人们对图书出版发行体制的反思，在反思基础上走体制创新，机制重组之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下，在法制规范制约下大踏步地向市场挺进，才是唯一的选择。
因此，新华书店在保持和发扬传统优势和传统特色的同时，绝不能拒绝市场化的改制，这就必须在产品结构上把属于政府计划垄断的中、小学课本从经营机构中剥离出来单独核算，应特别注重把侧重点放在一般图书的市场占有率上。这种剥离是痛苦的，但是是必需的，这是断奶之后走独立自主之路的必由途径。继续靠垄断利润去安享富贵，只能养成懒汉式依赖作风，使新华书店的市场化机制不断萎缩退化，乃至几乎无法独步市场之惊涛风险，陷于困顿和退却之中。
其次，新华书店由于长期依靠计划经济的垄断经营，省级店与市、县店、发货店与销货店产权关系极不明晰。由于传统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利润上缴，由省店统一计划分配的格局，而导致发货店与基层店的所有权模糊不清，在事实上就很难使基层店成为独立自主的法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其法人主体资格是不完全的。在第二轮经济体制改革中，应对各级新华书店的资产进行评估，使基层店成为真正的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法人主体。省店与市县店不再具备行政的隶属关系和上下级关系，而是以资产为纽带的经济契约关系的联合体，并非行政统属关系的集合体。在此基础上的公司制改革，走集团化道路才是符合党的“十五大”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而不能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再回收人权，只能使基层店带着双重的镣铐去参与市场竞争，在事实上束缚了新华书店的自我发展的步子。这怎么能和夫妻亲友就可能成为法人的集体和个体书店相抗衡，去占领一般的图书市场呢？
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县店统一向省店上缴的利润，再由省店统一下达留利分配指标发展网点，建造门市大楼，其间个别领导人的分配资金的主观随意性极大，往往根据亲疏好恶的“内部人控制”的原则去决定资金的流向。那么，在这次产权评估中，就应当实事求是地将广大基层店职工创造的价值作为资产评估进去，
明确界定产权的界限，不能全部都算成省店的份额，而对几十年来广大基层店创造的利润和价值加以无偿掠夺。这是一种以行政性手段的巧取豪夺和无情的鲸吞。从本质上讲是违背市场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
现在，有人提出省店的产业是省政府所属的国有资产，其潜在的意思是产权改革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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