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不断地打电话吩咐伯平先生注意几个副手的动向。
他没有料想到的是，家里真的是发生了“政变”。
山东大汉郭斌长得方头大脑袋，大块头、大眼睛、大下巴、大鼻子、大嘴，总之他的一切都比别人大一号，一脸很有正气的样子。
早年在部队是小有名气的军旅作家，转业回A省后，除做好案头工作外，业余时间却一门心思，有点走火人魔般地写他的武侠小说，这几年行销于市，很受读者青睐。坊间流传的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草上飞”就是此公，此公白天沉浸在一篇篇台湾言情小说中，用他的笔装饰编辑那些缠缠绵绵的情节，声情并茂地演绎着一个又一个真真假假的爱情故事。他取名“田路”专写台湾走红作家“红绢”的评论，搞得一些女中学生神魂颠倒地总是给“亲爱的田路小姐”写信倾吐衷情，红绢者就是台湾著名军旅作家张丽姗女士丈夫的笔名。红绢谜一样去世后，他又着手编辑蓝晴的言情小说和季笑呆、冷如水的武侠小说。几次编辑与作者会面后，小读者们才知识这位脉脉含情与他们通信，为他们初萌的绵绵爱情解疑答难的“田路”原来是一介赳赳武夫。武夫晚上沉浸在刀枪剑战之中，苦心钻研武术套路，描写那些侠义疏财，劫富济贫的好汉，先后有《铁弓射灰狼》、《拔剑舞狂风》、《挥拳镇地龙》等武侠小说问世，最近又在炮制《成吉思汗》三卷本历史长篇小说。不知是武侠书写多了，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现实生活中他也喜欢打抱不平，很有点“二杆子气”。当年北徐市女杂文家因写文章揭露文化局长为情妇贿买京剧“红花奖”得罪了文化局长，局长以诽谤罪诉到法院。他出面声援，最后女杂文家竟打赢了官司。把个文化局长搞得灰头土脸，
只好去职另就了，因此他又有了“大侠”的绰号。对邬历的言行他早就不满，不过憋了一肚子气而已。
别看那个平时不着声，不着气，长得矮矮小小，文质彬彬，白白净净的副社长李白舫，他可是社里有名的大才子，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是国内少有的几名研究鲁迅的专家之一。写有专著《鲁迅的性格和人格》，对鲁迅先生的杂文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愣是说现在是少有鲁迅的年代。在这个新旧体制交替时期，价值变异导致人性变异，拜金主义盛行，而使腐败蔓延。现今的时代要呼唤鲁迅精神，要有鲁迅杂文对时弊的彻底批判精神。大陆的杂文家都害了**，都去当什么周作人，钻进乌龟壳里去养花种草，躲避崇高去了。真正的杂文家却跑到台湾去了，那个弹丸之地冒出柏杨、
李敖、龙应台一类惊世骇俗的杂文家，他们才是“士志于道”的传统人文精神的传承者，其他的杂文家都是伪杂文。伪知识分子，真附庸风雅的骚客而已。
曾经是工人作家，现为扬子社副总编辑的华倡诚，长得倒像是一个工贼，二八开的小分头像是电影里的汉奸，薄薄的嘴唇上常年胡子拉碴的，又不太修边幅，自称这是工人阶级本色，人倒也是极有正义感，待人极诚恳的。他最近正在潜心创作他的第十部长篇小说《下岗之后》，其原因是他的老婆最近下岗。摆了地摊，其中酸甜苦辣，自以为比别人品尝得多得多。老婆叫他想想办法找一个体面的工作，他摊摊手，用汉奸似的微笑安慰老婆：“我说姑奶奶，
这摆地摊也挺好，免得看人眼色，受人之气，自自在在的，多自由，
我不缺你这几个钱，不想干了回家歇歇，我养你。权当帮我体验生活，提供素材。”
一个崇尚行侠仗义的赳赳武夫，一个呼唤鲁迅精神的学者，一个深知低层工人辛酸的作家，3人聚在一起自然对邬历的所作所为就多有牢骚，这3个臭皮匠就凑成了一个诸葛亮了。于是准备着北伐中原，向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奸臣曹操发难。至于邬历的小兄弟，另一位挪用公款为自己买房子的黄副总编，是邬历的小铁杆。他在主编《南方名人》杂志，这小于在暗中买卖刊号，出了一个双胞胎的刊物，也即假借杂志名义拉取广告，另外印了1000本带广告的杂志，去欺骗企业。这1000本杂志，除广告外还夹着一些性暴力、性犯罪之类的小文章，而正规出的刊物却像他的外表那样儒雅，是那么纯情脱俗，他的杂志一堆滥账说不清楚。这时的编委会已几年未开会了，社里的财务情况全部蒙在鼓里，邬历和“二渠道”书商“买卖书号”的事，只有邬社长与发行部主任宋玉卿小姐知道，而经理部经理谭伯平更是只知自己捞钱，旁若无人地我行我素。值此以邬历为首的大爷们挟谭冠厅长之余威，把个出版社搞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社里的党支部也是名存实亡。邬历兼书记常年不开支委会，支委早已超过任期。党员呼吁改选，邬历怕把自己选掉，也就充耳不闻，而5名支委中有4名对邬历心怀不满，从党、政两套班子的角度来看，邬历已成独夫民贼。这独夫民贼被忍无可忍的社委会、支委会罢免已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时间恰逢年终，这回邬历还在京城做着副厅长的美梦。赳赳武夫代行社长职权，组织那一年一度的考核，武夫、才子和工人作家以社委会名义一合计竟召开了4次考核预备会，考核预备会开得空前热烈而认真。
这位说：“社委会成员对全社人员的政治学习、法制教育抓得不紧，长期不进行思想教育，应提倡群众对领导使用权力实行监督，提倡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最近老干部拒缴党费就是对社委会的警告。”
那位说：“群众有事，社委会成员一问三不知，这很不正常。社委会成员为什么不过问本社的经济活动？为什么不过问选题情况？为什么不过问‘买卖书号’的问题？邬社长一人卖了多少书号？这种一问三不知的社委会要它何用。”
张三说：“管理上软懒散，一把手不管，二把手闭眼，三把手看，
四把手、五把手躲得远。社里职工自己开书店，下海、经商、炒股、
闲逛不正之风不及时处理，姑息养奸。”
李四讲：“宋玉卿与邬社长关系不正常，自己当着发行部主任个人还开了一个书店，好卖的书拉走自己店里销，不好卖的再拉回来送回仓库，她的账目一直不清，为什么压住不查？”
王五道：“本社四不透明：经济不透明，选题不透明，‘买卖书号’不透明，财务不透明，买茶叶还要社长亲自出马，我们发的茶叶全是过期的陈茶。社长座车一年的保养费、汽油费七、八万元，几年下来又够买一辆新轿车了，里面到底有什么名堂？社里为什么把几万本好销的长效书《中外历史演义》承包给谭伯平，这是变相对谭厅长贿赂，是社内买卖书号问题，听说谭大公子承包此书净得四、五十万。要向农村基层政权学习，不要不如农民。”
钱六言：“社里有没有小金库？建社10周年得了多少社会捐款？用了多少，余了多少，钱在哪里？图书库存3000多万到底什么原因？有的书商‘买书号’出了书，不好销，社里为什么又把这些烂书买回来，是不是得了书商什么好处？要向群众交待。”
群众七嘴八舌，赳赳武夫、文弱书生和工人作家听得触目惊心，汗流浃背，生怕大家再说什么出格的话来，于是先打住。写报告给厅党组，名曰《A省扬子出版社年底考核前四次座谈会纪要》，
报告了谭冠厅长。谭冠厅长看了《纪要》，狠狠批道：“这次会是谁组织的？为什么不在社委会内部交换意见，对群众的意见要分析，
要正确引导，等邬历同志回来，社委会内部交换意见。”
这回武夫、书生、作家不让了，竟然以社委会和党支部大部分成员的双重身份对群众的反映进行了调查，不过这次的调查他们不再报告谭冠厅长了，他们对谭冠厅长已失去了信任。
调查的结果，邬历的问题比群众反映的要严重得多。于是这些文字好手们分别执笔，写出举报信一封，叫作《举报：A省扬子江出版社社长邬历串通发行部主任宋玉卿、出版社经理谭伯平，勾结个体书商、个体照排商从事非法出版活动、非法经济活动，结成盗窃、贪污团伙，私设金库，大肆侵吞国家财产》。
“邬历原任古都文化艺术管理委员会主任，1990年调任A省扬子江出版社社长。上任以来，邬历起初较收敛，一俟地位稳固即开始藐视党纪国法，置新闻出版政策法规于不顾。1992年，邬以2．4万元价格将30种图书的再版权转让给不法书商李冬平。继而得G省书商周某贿赂，卖书号给他出版夹杂有**内容的人体画册《欢乐园》，后被查禁。1995年，又以11万元巨款卖书号给书贩大*自己胡编的《稀奇古怪集成》（大*因非法出版活动受到G
省公安厅通缉）。特别恶劣的是，他串通发行部主任宋王卿、经理部经理谭伯平勾结个体书商、个体电脑照排商买卖书号，非法出版，发行图书，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构成盗窃、贪污团伙，私设仓库，
私设金库，大肆侵吞国家财产。近几年，这个犯罪团伙越来越明日张胆，越来越猖狂，经我们调查，已到了令人发指、忍无可忍的程度举报信，条条有理有据，洋洋万言，措辞严厉。
正在这时，根据谭冠厅长的提议，省委宣传部、组织部的干部考核小组一男一女、一胖一瘦的两人到了出版厅。原本只为了考察优秀后备干部，厅局级跨世纪人才邬历同志的。待到把郑东和武夫、书生、工人作家一帮人分别找去一了解，却成了邬历罪行的揭露会。郑东甚至于不顾礼貌，直指这一男一女说：“现在最大的腐败就是干部路线的腐败，也就是吏治的腐败。对于谭冠、邬历的问题，我们在考察干部时反映过多次，你们充耳不闻，为什么不调查处理？我们对你们已失去了信任。”
当然，组织部、宣传部的男女胖瘦两位同志修养极好，虽然脸有愠色，却还是耐心听完郑东的指责，他们还是负责任地把广大干部的反映和举报带到了上面。邬历的副厅级干部美梦从此破灭，
就再也没有圆过。以后每况愈下，虽未被绳之以法，却也无法春风得意起来，这说明我们的党组织还是听得进群众意见的，这又使郑东看到了希望。
上级是闻过则喜的，叫查处邬历的问题。谭冠厅长却说：“言过其实，没有这么严重，这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前的扬子江出版社要安定团结，一切服从稳定，郑东、武夫、书生、作家的意见是感情用事，我们还是要依法办事嘛。”于是拖着不查，又想拖拖拉倒。
这回是武夫们不让了，全体党员大会改选了支部，罢免了邬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重组的党支部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积极响应江总书记的号召，领导全社开展反腐败斗争，与社委会召开了联席会议，建议厅党组织撤销邬历的社长兼总编辑职务。这边建议尚在起草过程中，那边谭冠厅长一纸免职令，先免去了邬历的社长职务。免职令送到了组织部、宣传部，就是对上级组织有了交待。至于罪行嘛，“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邬历那天调离扬子社时热泪涟涟，痛苦万状。
晚上宋玉卿、谭伯平等人为他送行，他竟泣不成声，颇有点当年南唐后主国破家亡“挥泪对宫娥”的凄凄惨惨戚戚。那是在太阳红酒店的雅座包间里，那天，大家都喝了许多酒。邬历又是喝得酩酊大醉，最后一次钻进了大宇王轿车去了乌龙大酒店，那晚宋玉卿陪了他一晚，他们谈了一夜的知心话。
不过，邬历这种悲惨的境地没有持续多久。那年头是大讲干部体制改革的年头，谭冠厅长得改革风气之先，率先改干部的任命制为聘用制，邬历在宣传部、组织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又被谭冠聘用为扬子图书进出口贸易公司总经理。官复原职了，于是邬历又抖了起来。经过这一次有惊无险的挫折，他成熟了起来，他窥透了现行体制的弊端，这是机制性障碍，只要谭冠不倒，这有点类似金字塔的厅、社人事架构就不会散。抱着谭冠大腿向上摸，准能摸到那生命之宝，有这生命之宝壮阳，他就能重振雄风，再展宏图，因而有点有恃无恐。以后再看到武夫们他就不再感到低声下气了，而是在鼻孔里冒出有点得意忘形的“嘿嘿”冷笑。那意思是，
怎么样，你们折腾了半天，老子又官复原职了，你武夫想当社长，没门。现在我还是正的，你还是副的，没准你个狗日的还先于我下台，叫你们搞动乱，只要谭冠不倒，这是非曲折还不是他一人说了算，别看你郭斌嘴巴长得比别人大一号。他还是那样得意忘形，有恃无恐。宋玉卿小姐被新的社委会免去发行部经理职务，正在接受审查时，却被扬子图贸公司聘为进口部经理，她高高兴兴履新去了。至于她留下的那一堆烂账，让社委会那赳赳武夫们去搔头吧，
老娘是一去不复返了。
此时武夫也只能徒叹无能，书生只是愤愤地说，可惜鲁迅只是一个杂文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有时政治家与政客是很难分得清的。工人作家却骂道：“狗日的谭冠，狗日的邬历，还是等老子我写小说来揭露吧。”
邬历赤条条地躺在温暖的热水中独自回忆着过去，他时而暗自饮泣，时而独自狂笑。哭过，笑过，他爬出了浴缸，戴上眼镜，擦去身上的水珠，披上浴巾，甚至对着眼前镜子打量了一下自己，镜子中的小男人，还是那副白白净净的模样，尖尖的下巴，高耸的鼻梁，还是挺英俊的。心中暗想，男儿有泪不轻弹，勉从虎穴暂栖身，
小不忍则乱大谋，还是忍得一时之气，方解万年之忧吧！该出手时就出手是一种活法，该缩头时且缩头又是一种活法，现在是人在篱笆下，不得不低头，上了李一帆的贼船要下，也就难了，别无他法，
只有听吆喝。于是想到了那些大人物忍唇负重的典故，想到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的段落：“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