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夷，志求珍异。故师出于流求，兵加于林邑，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
以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对杨广总是贬多于褒，或者干脆就是有贬无褒，魏徵这样的说法充其量也就是褒贬相当吧。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术语里，秦皇汉武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穷兵黩武的代名词。但大业天子本来的志向就是要追秦撵汉，魏徵之流的评说别说他听不见，就是听见了也会拿它当了耳旁风，反正他要干的事谁也拦不住。
流求也写作琉求，是台湾的古代称谓，也是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所以不说也罢。
被称作林邑的则是如今的越南中南部一带。早在隋文帝时代就对其有过攻略，只是由于气候差距过大，隋军水土不服，统帅病死，杨广即位后停止了这场战争。但大业天子的目光并没有真的离开南部那片蔚蓝的水域，还有那片浩渺水域中或大或小的岛屿。皇帝的目光如此深邃邈远，所以《隋书》也就有了这样的记载：“赤土国，扶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土色多赤，因以为号。东波罗刺国，西婆罗娑国，南诃罗旦国，北拒大海，地方数千里……不知有国近远。”
既然是那样的一个大国，大业天子当然不会视而不见。后来被派遣率领使团出使南洋的是大隋屯田主事常骏。那次出访前后历时一年之久，既大大促进了大隋与南洋诸国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中国与南洋诸国的海上贸易，同时还招徕了南洋十余国入中土朝贡，当然也就提高了大隋王朝的中心地位，极大地满足了大业天子万王之王的圣王追求。
和东邻日本——当时被称为倭国——的关系也在那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中日关系现在依然是许多国人的心结，那完全是近现代以来几次让国人大感耻辱深受刺激的战争的结果。也就是明朝郑和几下南洋之后，大明朝廷宣布海禁，后来的大清朝廷变本加厉，终于导致“海上已无寸板”的自我封闭的恶果。我们越活越抽抽好像也就是自那以后的事。正像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在他的《发现者》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有充分的技术、智力和资源，足以成为发现者，但是却使自己注定成为被发现者。”
发现者成了被发现者，还有比这更让人尴尬的蜕变吗？后世那些动不动就爱拿康乾盛世说事儿的官员学者，为什么总是对此讳莫如深呢？
当年的中日关系可不是这样，这有至今依然矗立在日本福冈市的徐福塑像可以佐证。带着三千童男童女发现并来到日本，可是公元前二百多年的事呢！后来的汉武帝还在与日本近在咫尺的朝鲜设立郡县，更是直接地影响了日本。此后，不管中国的政局如何动荡，或叫倭国或叫大和的日本都没有中断向中国遣使朝贡。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倭国遣使向隋进贡，在他们只是延续了南北朝时向南朝的中国皇帝进贡的惯例，但对刚统一全国不久的大隋却完全是一次意外。隋文帝这才知道东方大海中有个倭国，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寻访倭国风俗。这中间甚至还闹了个笑话——
情报报告，倭国国王以天为兄，以太阳为弟，倭王天未明时出朝听政，日出后停止理政，说是要把政务交给太阳弟弟去处理。文帝觉得大无道理，居然训令倭王改正工作作风。
杨广的大业时代正是日本高速发展的飞鸟时代。当时执政的圣德太子也和杨广一样年轻有为，对处于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等周边小国来说，日本已经成了一个大国，所以自我感觉颇为不错，在和中国的交往中也开始改换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双方互相遣使互有来往，尤其是日本大量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他们在中国留学少则十来年，多则三十年，许多人直到唐贞观年间才学成回国。也就是说，发生在唐代，被说成是贞观之治成就之一的日本大规模派遣遣唐使的浪潮，其实是大业天子开的头、铺的路。
据记载，当时中日两国的交往，并不完全是中方所喜欢的方式，也就是日本并不承认他们遣使来隋就是前来“朝贡”、请求册封的。这从倭方遣隋使代表倭王递交的国书也可以看出端倪，抬头居然是“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完全是平起平坐的意思。已经被四夷称作是“圣人可汗”而傲视一切的大业天子虽然内心不悦，却并没有过多表露，只是告诉负责接待远夷朝贡的官员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也就是让下面官员将不识礼仪的蛮夷挡驾在外之意。后来要正式接见的时候，又故意将倭国使者和其他朝贡使者安排在一起，也就是依然拿你当进贡者的意思。
但也就仅此而已。
难道大业天子性情大变，甚至能容忍外人对自己至高无上地位发起的挑战？后来的事情表明，大业天子还是大业天子，之所以一反常态，容忍了以前绝难容忍的东西，关键在于他正在酝酿一项事关国家朝廷和自己威望的新计划。为了这个计划，他当然要深藏不露——而这又正是他修炼多年的拿手好戏。
再直白一些说，尽管烟波浩渺的大海围裹着中国东部与南部，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或者说制约了大业天子权杖的延伸以及挥舞权杖的方式，但从来都是高瞻远瞩颇有心计的大业天子当然不会鼠目寸光只知就事论事，远交近攻是策略，树敌过多更是兵家大忌，大业天子瞄准的下一个目标不是别的，正是在辽东与大隋接壤的高丽！
当时的形势是，经过多年的经略，北边也好，西域也罢，甚至包括东南海域都已经是万国来朝，惟独小小的高丽始终不肯遣使前来，他们甚至跟已经臣服大隋的东突厥启民可汗私下交通，却就是不愿意光明正大地寻求大隋天子的庇护，难道他们真以为靠一个突厥首领就能够自保？他们难道不知道，就是突厥的启民可汗自己——也包括他死后继承汗位的儿子——也是靠大隋的庇护才得以安然无恙的？
早在大业五年（609）西巡的时候，堂堂大业天子杨广就已经在启民可汗的牙帐里派人警告过高丽来使：“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
有言在先，当然算不得不教而诛，正是“勿谓言之不预”也。
第六章 贞观之治：李世民的巅峰时刻
噩梦醒来是早晨——贞观之辩与贞观之变——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文成公主及其他
噩梦醒来是早晨
由于性格的差异，更由于破门而出亲执权柄的背景与隋炀帝大不一样，所以贞观天子李世民登上前台后，首先要做的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收拾为攫取政权而喋血禁门造成的人心浮动流言汹汹的局面。
首先需要重新礼葬故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对贞观天子李世民来说，这绝对是一项既可笼络人心又能表白自己政治正确的势在必行的政治举措。
玄武门事变发生于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
三天之后，唐高祖李渊下诏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完全是出自李世民一伙之手的册立诏书，拿皇帝当了他们的肉喇叭和传声筒，以“孝惟德本，周于百行，仁为重任，以安万物”为说辞，来了一番宏大叙事，竭尽全力替玄武门流血事件打掩护，为新太子涂脂抹粉。但包括李世民在内的所有人都明白，白纸黑字写出来的东西绝对掩盖不了光天化日下实际发生的事实，哪怕就是真的如愿以偿当了皇帝，这也依然是贞观天子李世民心中最难化解也始终无法化解开的心结、死结！
满打满算，连头带尾李世民只当了两个月零一天的太子，就即位登基成了大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时间是这一年的八月八日。
再两个月之后的十月，朝廷下诏追封故太子李建成为息王，追封故齐王李元吉为海陵王，前者谥号曰“隐”，后者谥号为“刺”，并依礼重新改葬。已经成了皇帝的李世民还在千秋殿西边的宜秋门痛哭志哀，同时又以皇子赵王李福为建成后嗣。
好像是中规中矩。也好像的确是兄弟情深。
那是不是说李世民自己在和自己掰腕子，今天的李世民在打昨天的李世民耳光？奥妙全在《谥法》：“隐拂不成曰隐。不思忘爱曰刺；暴戾无亲曰刺。”
如此做法，既重申了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又表露了当今皇上的仁爱之心，也就扎扎实实收获了一回亡羊补牢的实效。
其实，意在稳定局势安抚人心的工作早在玄武门事变之后就开始了。例如李建成手下将领薛万彻，事变之时为救主曾带兵攻打玄武门和秦王府，失败后与数十骑逃亡京师附近的终南山，被当时还是太子的李世民派人好言相劝请了回来，理由当然是现成的：各为其主嘛！又如原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立，明知故主遇难大势已去，依然领兵反抗，杀死了李世民的屯营将军敬君弘，他的理由也很感人：“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也就是愿以一死“以报太子”的意思。激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事变时没能舍生取义的冯立第二天就来向李世民请罪，表示愿意悔改，李世民一番慰勉，又任其为左屯卫中郎将。冯将军当即信誓旦旦：“逢莫大之恩，幸而获济，终当以死奉答！”
还有那个在历史上几乎和唐太宗同样有名、被唐太宗作为镜子时时检点为政之失的魏徵。玄武门之变后，为避免杀戮，太子党人纷纷逃匿，只有身为太子洗马的魏徵依然故我，好像没事人一般。当初他可是以秦王为大敌，在故太子面前出了许多主意的智囊人物啊！就是换了谁，也饶不了这样在背后摇鹅毛扇的人。
终于有一天，李世民当众拉下脸来问他：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呢？
在场人等战战兢兢，以为魏徵就要人头落地了，魏徵本人也以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超然，从容不迫地回答：“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
魏徵此言其实是刚中有柔，看起来生死不惧大义凛然，但在表明自己的重要性的同时又主动称臣，就看李世民能不能破解其中的玄妙了。反正他已经伺候过一个太子了，结果意见总是不被采纳，使他空怀壮烈颇感失落；现在他面对的又是一个不仅能决定自己生死，还能决定自己此生能否真的有所建树的主子，若对方不能理解自己的价值，自己此生就真是立言不能、立功无望，那还真不如让人给杀了，起码也能在道德上成全了自己。当时的魏徵很可能就是这么想的，但后来成了贞观天子的李世民却闻言大喜，对他倍加器重，先封其为詹事主簿，后又升为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因为山东、河北一带曾是李建成苦心经营的地区，为了消除政敌的政治影响，李世民又派魏徵前往宣慰，可谓信任有加。
就是这个魏徵，在皇帝重新礼葬故太子与齐王前夕，从山东返回京师，与当初曾为东宫官属、现在又成了新皇手下黄门侍郎的王珪联名上表，认为不仅应该礼葬，而且应该越隆重越好。道理很简单，拿死人做文章，将死了的人再葬一回，原本就是给活人看的呀！
皇帝自然是欣然答应，不仅亲自痛哭志哀，并且命令原东宫、齐王府的僚属统统参加。原本不乏激烈的秦王府与东宫、齐王府之间的矛盾，也就在皇上泪雨滂沱和一场浩大的葬礼后，渐渐趋于平复。
按《贞观政要》的记载就成了这样：“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
好像是接受了教训，新皇同时还册立时年八岁的嫡长子李承乾为新太子。
当然，仅靠一抹淡薄的亮色是绘制不出新皇即位后丽日蓝天云蒸霞蔚的绚烂景象的，所以即位后的新皇一直殚精竭虑苦苦思索，朝廷高层的人事变动自然也是应有的题中之意。
在武德年间长期执掌朝政、深受唐高祖李渊信任的裴寂的下台与下场前边已经讲过，那就让我们再看看其他几位深受先皇器重并也曾让新皇赞不绝口的前朝重臣的结局吧。
记得玄武门血流遍地之时，正陪着唐高祖在宫中湖面悠然泛舟的，除了一个裴寂，还有萧瑀与陈叔达。因为事出意外，望着杀气腾腾持剑而来、名为讨诏实则逼宫的尉迟敬德，当时的李渊只会一连叠声地问怎么办？
事已至此，乖巧的裴寂当然不会再说什么，萧、陈两人的答复差不多就是异口同声，认为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委之国事，无复事矣”。
李世民大功告成后认为裴寂有“佐命之功”；视萧瑀为“真社稷臣也”，并为其题字赐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还在正式登基前就任命其为左仆射；陈叔达更是早在原太子与秦王还没有公开摊牌前就不断在皇上面前为秦王说好话，使李世民不止一次逃过了“贬责”，李世民对此很是感激，封他为礼部尚书时还有说法：“武德时，危难潜构，知公有谠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
怪不得大家都想说话算话，原来顺昌逆亡的感觉就是爽，爽得很！
陈叔达的官甚至都没能当到第二年新皇改元建号，就因为政见不一，与萧瑀在朝堂争辩而被免官。那一次两人都是声色俱厉，萧瑀也“坐不敬，免官”。贞观元年（627），萧瑀又以太子少师为左仆射，但半年后“左仆射萧瑀坐事免”。
这当然只是表面上的说辞，真正的理由应该不难理解，那就是这些老臣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了。当然，这几个人毕竟大有功于新皇，所以能始终得到皇上的礼遇，萧瑀其人更是屡落屡起，在让贞观天子过足了予取予求福祸由朕的天子之瘾后，最后还是得以善终，与裴寂的结局不好同日而语。
稳定了朝廷，还要稳定地方，尤其是山东与河北一带。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当年窦建德战败投降后，还有部属五万余人，其时的秦王李世民将那些人“即日遣散之，使还乡里”，但对大战之后的河北、山东地区并未作出妥善安置，也就没能有效地控制那一带。尤其是窦建德被杀，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