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在这里用的是孔老夫子的典。当年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老先生也曾信誓旦旦：“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魏徵是在劝皇上一定要有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信心。
皇上频频点头，显然是已经认可了的意思。
但时任右仆射的封德彝也引经据典，从夏商周三代一直说到秦汉，结论是：“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并指责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
意思很明白，封大宰相等人主张用严刑峻法的高压政策，罔顾民间百姓人心欲静人心欲安的现实。
面对指责，魏徵再次援古引今，也从三皇五帝说起，论证“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反复说明大乱后达到大治的事例多得很，指出社会其实就是在一乱一治乱中求治里得到发展的。否则的话：“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因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
持反对意见的人这才哑口无言。
但类似的争论并没有就此平息。如果说魏徵、房玄龄等人是当时的少壮改革派的话，那么封德彝、萧瑀等人就是当时的元老反对派。哪怕就是在封德彝去世之后，接替他职务的萧瑀也依然坚持己见。尽管皇上鼓励争论，但大政方针不容分歧，元老派最终还是淡出了政治舞台。《旧唐书》有一段话记载了萧瑀后来的落寞之态：“与宰臣参议朝政，瑀多辞辩，每有评议，玄龄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弥怏怏。玄龄、魏徵、温彦博尝有微过，瑀劾之，而罪竟不问，因此自失。”
千万不要看轻了当时那场争论，其实际上牵涉如何正确地总结历史、把握机遇的大问题。正是因为有了这场辩论，才确定了后来“抚民以静”的与前隋大相径庭的贞观之变。《贞观政要》的编撰者正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才有了一段长长的感慨，其中几句是这样说的——
帝王兴治之道，在观时而为之。观时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则理无不通，至公则事无不正。通于理，故能变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观魏公之论，诚得圣人之意。文皇能纳其言，力变时弊，以行王道，呜呼明哉！大乱之后，兴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时太平，德流于后，呜呼公哉！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这话是贞观天子李世民自己讲的，时间在上节讲的廷辩之后一个月。原话当然不止这八个字，但一样明白畅晓如同大白话：“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满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话是大白话，道理也浅显明白似乎不用多讲，但就是这么浅显的道理，前朝后代的许多帝王却就是搞不明白，这才显得贞观天子鹤立鸡群远见卓识。正是有了这样的远见卓识，以“存百姓”为宗旨、以“清静”为特征的治国方略才被确定下来，也就由此形成了贞观年间“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的国泰民安的景象。
引号里的话是贞观天子自己说的，原文前后相接的是这样的句子：“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至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一次次引用当年的皇帝语录，实在是因为贞观天子李世民那时总在实话实说，显得颇为可爱可敬。难道不是吗，在此前此后太多太多打着各种旗号、以各种名目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自吹自擂自我膨胀的帝王中，贞观天子难道不是个难得清醒的异数吗？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能明白其实不是百姓离不开帝王，而是帝王离不开百姓的皇帝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啊！
那个上古时期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的老者是这样唱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继他之后，承上启下的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你当然可以说那是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农耕社会的原始理想。但你又该如何解释，甚至就是在物质极其丰富、科技高度发达、成就日新月异的今天，许多发达国家所奉行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方针呢？
和先人们相比，今天的我们其实并没有聪明多少。真的没有。
话扯远了，还是继续说贞观天子“安人理国”的贞观新政。
简简单单就是四条。
一曰“去奢省费”；
二曰“轻徭薄赋”；
三曰“选用廉吏”；
四曰“使民衣食有余”。
用现在的话说这就叫“以人为本”。
因为当时是农业社会，所以重点就放在乡村。因为要以民为本，发展生产，所以贞观天子不但颁布了“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二十、女十五就应该“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已过丧期的鳏寡“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同时又以身作则，先后于武德九年（626）和贞观二年（628）两次释放宫女出宫，“任其婚娶”，总数达三五千人之多。考虑到当时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的现状，贞观天子此举既可贯彻去奢省费、不滥用人力财力的原则，又可以让宫女们返回人间，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真可谓一举多得。
应当承认，尽管“轻徭薄赋”已经成了“安人理国”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但由于贞观初年社会积累不够，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其实并不是减免租赋，而是在于防止隋炀帝滥征民力的行径，反对劳役无时。《唐律疏议》特地规定：“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
这就叫以法治国有法可依。未见薄赋，却见轻徭，隋炀帝时代那种动不动就全民皆役全国皆役的弊政算是被革了命。
尽量不让百姓服徭役的目的在于劝课农桑。自西晋以后，中原分裂，战火绵延，加之统治北方的多是恃强斗狠的马背民族，早已有之的天子亲耕籍田的古代礼仪也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现在，贞观天子又将这种古老的仪式恢复了。以帝王之尊，躬耕耒耜，亲祭先农，其象征意义当然远远大于实际作用，所以贞观天子还特地颁布了《籍田诏》，大造舆论。施行之日，自然是盛况空前。《旧唐书·礼仪志》说：“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耕耒耜，籍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
“骇跃”连用，实属新鲜：欢呼雀跃、跃跃欲试之“跃”不难理解；那个“骇”字却大有讲究，围观的官员与百姓显然是颇感新鲜与吃惊，以至于“骇”。据史书记载，隋末唐初，长期战乱动荡不已，不事稼樯“人多浮伪”已成流习，以至于为了贯彻朝廷劝课农桑的旨意，不少地方大员要令属下严加巡查，“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
要想彻底扭转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实在不是朝夕就可立见功效之事。贞观天子也并没有做完籍田秀之后就以为大功告成，他依然不断地派遣使臣去各地劝课农桑，并且亲自在苑囿里种了几亩庄稼，用意依然在于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贞观四年（630），他在接见即将分赴各州考察农桑的使臣时，又一次以自己为例：“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亲力亲为躬耕田亩，贞观天子当然会觉得累，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会觉得疲乏不堪，“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
昔日公子，今日天子，从落地之日就锦衣玉食高高在上的李世民能有如此感悟实属不易——还记得那个听说百姓无以为食只能靠草根树皮充饥，居然傻兮兮地问那为什么不吃肉饼的西晋混蛋皇帝司马邺吗？两相比较，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深知民间疾苦、农人不易，贞观天子还再三强调从中央下到州县的使者一定要深入田间地头，“不得令有送迎”。理由极其现实：“若迎送往还，多废农业，若此劝农，不如不去。”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和体会，才有了《贞观政要》里记载的贞观二年（628）“京师大旱，蝗虫大起”，贞观天子诅咒而吞之的举动。贞观天子的咒蝗之辞是这样的：“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此有一段不乏轻松诙谐的议论：
太宗是一位非常自觉的帝王，深切关心他留给后世的形象。我们知道，他企图改动实录关于唐朝创业的叙述和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以提高他的历史形象。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毫无疑问，太宗具有做出戏剧性和炫耀性姿态的才能。
他当然是在作秀表演，但依然是心里还装有百姓的表现。身为皇帝而知道邀好人心邀好百姓，总比拿百姓不当人只当工具好得多吧？
还有贞观五年（631），为不违农时而特意将皇太子的行冠礼改期举行的事件。当时有关部门选择的日期是阴阳家认定的上上大吉的二月，但二月正是万物复苏的春耕大忙季节，贞观天子以“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为由，下令“改用十月”。
既然是以农事为本，当时的土地政策也就有必要交代两句。
唐高祖时期曾颁布过计口授田“丁男、中男给一顷”的均田令。当时的政策是，“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也就是说，每户十分之二的田地是可以继承的，剩下的部分则根据家庭人口的变化不断重新分配。这种政策出台的大背景，是隋末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地广人稀。荒闲之田当然好分，人多地少的“狭乡”又该怎么办？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的土改，所以又有了鼓励农户由“狭乡”迁往空荒地较多的“宽乡”的政策。并且还有宽乡占田逾限不作违反律令论处，以及适当免除赋役的配套优惠条件。
千万别看轻了这些在贞观君臣手下才开始切实施行并逐步完善起来的政策，要是没有真真切切想要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的拳拳之心，你会连想也想不到这些似乎并不复杂的举措。上世纪80年代初，多年动乱之后，我们的共和国也面临着百端待兴百废待举的局面。因为真正开始脚踏实地考虑民生问题，也才有了建国后最为纯粹的、不以政治为说辞的、由政府出面组织并实施的区域性移民。那次被动员迁移的是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甘肃定西、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农户，当时被称为“两西移民”。
那次“两西移民”让许多农户至今受益无穷。
贞观年间当然也是这样。
更何况贞观天子之时还有兴修水利、设置义仓等的善举善政。
总之一句话，贞观年间尤其是贞观初年（大约以贞观十一年左右为前后分界）的贞观天子绝对是一个兢兢业业忧勤惕厉不忘百姓的好皇上，所以也就有了出自《贞观政要》的贞观盛世图——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
那么，人心究竟是怎么得到的呢？原因就在于“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
就这样，短短几年之后，“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今两广之地），自山东至于沧海（东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路，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粮价一跌再跌，现在的人们免不了有谷贱伤农之慨叹，但联系到当时曾有物以稀为贵的斗米匹绢的高价，此中变化，反映的不正是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的现实吗？当然，“马牛布野，外户不闭”云云显然是一种已成经典的老套夸张，但出门在外的行商旅人不用背着干粮，还能一路热汤热饭地解决肚子问题，显然真的是社会安定富庶的一种象征。
贞观天子李世民自己则是这样说的：“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
很难说踌躇满志的贞观天子是在表扬他人还是在表扬自己，但事实如此，谁不服气也不行，对吧？还有，即使是到了一千多年之后的现在，贞观天子李世民用来表扬和自我表扬的理由也依然可以成立，尤其对于那些手握重权、能够决定他人升迁荣辱的人来说，让不让并且听不听别人说话也依然是个让人挠头的问题。现在的人们把这叫做一言堂、家长制，还有忠言逆耳之类的说法，也提醒我们此类封建遗风并未完全绝迹。贞观时期之所以能迅速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就李世民来说，也真的不乏傲人傲世的极为充足的理由。因为他真的明白，并且真的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公平地说，不管是在李世民之前还是之后，摆出一副虚怀若谷的模样求谏纳言的帝王实在是算不得少，有的甚至还信誓旦旦，例如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就一再鼓励属下放胆直言，申明自己一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结果却是许多说了真话的人在他手上掉了脑袋，而他自己也最终因为自堵言路而走投无路，落得个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