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就是汉王杨谅的叛乱，结果“月余而败”；
同年十月十六日，杨广将父皇安葬于太陵，庙号、谥号一应俱全；
半个月之后的十一月初三，他就大驾光临洛阳，并于十多天后发布了营建东都的诏令，开始了他执政后的第一个大动作。
声势浩大的杨谅叛乱被平定后，除杨谅被“屈法恕死”，除名为民，绝其属籍，不承认其为皇家血脉之外，官吏臣民受株连获罪被处死和流放的多达二十余万家，其中大部分被强令迁徙到洛阳附近，以便集中监视控制。
类似的大规模迁徙流放在杨广之前和杨广之后都算不得新鲜，当时叫做“迁虏”和“谪戍”。例如秦始皇就有过将大批“山东迁虏”也就是统一战争中抓获的六国俘虏迁往蜀地，又将内地数十万曾经逃亡过的贫民、罪犯还有商人迁往南越之地的举措；后来李唐王朝的前期也曾将数十万高丽人迁往内地。但为什么杨广要选择洛阳，而且还要在那里营建新都？
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在这里又一次用了《春秋》笔法，放着信史收录的原件不用，另采野史《大业杂记》传闻，把杨广此举归结为迷信图谶之说，使得杨广刚一上台就显得昏聩颟顸贻笑大方，注定是个天生的昏君王八蛋。按司马光的说法，还是那个当初曾力谏隋文帝不该再去仁寿宫，否则将有去无回、“是行恐銮舆不返”的章太翼做的怪。
面对新皇，他这次是这样说的：“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
结果就是：“帝深以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阳。”
事情当然不是这样，或者不仅仅是这样。
坐落在黄河中游中原腹心地带的洛阳早就有王城之谓，西周时的首都是镐京（长安），东都就是洛阳，到东周时洛阳更成为王朝都城。就像强行大规模移民其实并不是杨广的独创一样，实行两京制，也都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东汉是长安、洛阳两京制，李唐王朝除了京师长安，在东都洛阳也有一套“东京宫”，大名鼎鼎的武则天不就是在洛阳坐朝、君临天下的吗？明朝后来也是北京、南京两京制，满清则是北京、盛京两京制，那为什么杨广营建东都就成了昏暴之举呢？好就好到如贤如圣，坏就坏到全身流脓，或者全好，或者全坏，就是到了今天、到了现在，这种绝对化的思维模式依然还有影响和市场，实在不能不说是祖宗留给我们的“负遗产”之一。
尽管本意也许真的只是要将杨广之“炀”强调到无以复加，以使后人有所警戒，但司马光毕竟不能也无法一手遮天。杨广营建东都的诏令《隋书》全文有录，所以杨广营建东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依然能在后世许多学者那里得到印证和阐释，也使得我们明白，即位之初的新皇亮相的第一个大动作里，究竟有着怎样不乏深远的含义。
营建东都，首先是出于政治与军事的需要。由于京师在长安，作为国家军队的府兵大多集中在京畿关中一带，遇有内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由长安调兵，往返费时，不利于迅速作出反应。刚刚平定的杨谅之叛对刚刚即位的新皇的刺激实在是太深了，直到三年后的大业三年（607）杨广北巡河北时，依然对此念念不忘：“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地大物博的山东之地实在是关乎整个帝国的安危，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主观上想的也是王朝永固，但实际效果却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奈何？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一心要当个好皇上的杨广才在营建东都的诏令中这样说道：
乾道变化，阴阳所以消息；沿创不同，生灵所以顺叙。若使天意不变，施化何以成四时；人事不易，为政何以厘万姓。《易》不云乎：“通其变，使民不倦。”“变则通，通则久。”“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朕又闻之，安安而能迁，民用丕变。是故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若不因人顺天，功业见乎变，爱人治国者可不谓欤！
大业天子在这里引经据典，表露的也是为皇施政者的拳拳之心，总不能因为他最后功败垂成死于非命，我们就闭起眼睛连这一点也不肯承认吧？因为是出于公心，向往的是天下长治久安，他又进一步具体阐释了自己要重建饱经战火摧残的洛阳的款款心曲：
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惟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
公告天下的皇上诏令能与百姓交心到如此程度，所凭借的，哪里只是一支生花妙笔？洛阳自古就是形胜之地，哪里只是到了大隋才让人如此割舍不下？既然我大隋如今九州一统、府库充盈，难道还不该付诸行动吗？既然谈到经济原因，那就索性再就经济问题多说两句：
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故《传》云：“俭，德之供；侈，恶之大。”宣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俭。”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为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官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
大业天子在这里表明的，是对未来东都的设计和营造的原则要求。他要求有关人员要本着“民为国本，本固邦宁”的先王之教，要听从宣尼公孔子注意节俭的要求，“务从节俭”，如此才能“称朕意焉”。
东都洛阳的正式营建开始于改元后的大业元年（605）三月，并组成了一个由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等宰相重臣参加的工作班子，这几乎就是当初为隋文帝杨坚修建了仁寿宫的原班人马。这些人也真算是摸透了为皇为帝者的心态，早在修建仁寿宫时就搞得富丽堂皇极尽奢华，以致隋文帝面色不快，但很快又在独孤皇后的劝说下，欣然笑纳并对有关人等大加赏赐。这次他们也是这样，尤其是作为新都建设总设计师的将作大匠宇文恺，更是不相信自己马屁能拍到马腿上，结果就是：“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帝大悦之。”
大业二年（606）正月，东都洛阳的营建工程正式竣工，前后历时十个月，在中世纪创造了一项几乎是匪夷所思的大跃进奇迹。
由于宇文恺此前就有修建隋都大兴城的经验，又有仁寿宫建成后大获皇上奖赏的实践，东都洛阳的确是一座精心设计、规模宏大的城市。据后来的考古发现，新都洛阳虽然比京师大兴小三分之一，但依然是明代西安城的七倍。而且，新都洛阳的城市布局大体与长安大兴城相仿，也是由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组成，同时更突出了皇城和宫城的至尊地位，显示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体现了大隋王朝包容天下的气势。
为使新都尽快繁盛起来，工程完工后的第二个月，新皇就下诏令“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实”，同时还“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
大业二年五月，又“敕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
大业三年十月，再“敕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
皇权就是律法，如此不容置疑雷厉风行，如此全国一盘棋、全国总动员，骂声肯定是有的，不满乃至星星点点的反抗也在所难免。但在新皇建造新都、并很快就使之追撵京师、以至两京并存、整个国家似乎都焕然一新的新气象之中，绝大多数的人们都欢天喜地，肯定也是真的。
那是一座怎样的都城啊！抛开宫殿林立金碧辉煌的宫城和衙署齐备警卫森严的皇城不说，单就看看遍布着百官府邸和百姓街坊、被称做郭城或者罗城的东京城区吧——
有贯通南北的被叫做天津街或干脆就叫天街的大街。街宽一百二十余米（按现在的标准不知是几车道），长约四公里，是全城中轴线上的主干道。两旁种有樱桃、石榴、榆树和柳树，夹道成荫，流水成渠。
那条叫洛水的河穿城而过，将洛阳分为南北两个区；为连接南北，在洛水上建有天津桥、通济桥、利涉桥等四座桥梁。城内除洛水外，还有瀍水、伊水，并凿有几条漕渠，使得洛阳新城的水陆交通远比京师大兴更为方便。既然是傍着可以行船的河渠，还有可以卸货的码头，于是又有了南、北、西三个商贾云集人流熙熙攘攘的市场。据记载，北市“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贩贸易，车马填塞”，周围还有众多的酒店旅馆，可以说是洛阳的繁华之所；南市则“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
在上春门外，还建筑了诸郡邸舍百余所，是接待各郡长官朝见天子的住所；建国门外则有四方馆，以接待外国和少数民族使者，相当于现在的钓鱼台国宾馆吧。
那时候的欧洲在干什么？写了那本《马可·波罗游记》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是在几百年以后的元代来的中国，记载的自然也是元朝的景况，可即使那样，马可·波罗笔下神话般的中国还是让欧洲人大跌眼镜，以至认为写书的那家伙八成是个骗子。
要是他们知道早在他们看到那本书以前的几百年，在古老的中国就有个皇帝的年号叫大业，还有个城市叫洛阳，并且繁华如此，他们又会说些什么呢？
现在的人们都知道，在权力高度集中，执政者、施政者无法被有效监督的体制下，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或者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头头脑脑们，不仅能决定那里阴晴雨雪的小气候，也能决定那里的发展方向和风格。置民心国力于不顾，一味求大求全，一味大干快上，一味拼死拼活，力求面面俱到，实则面面俱失，最终好事变成坏事，可以说是杨广一朝最大的失误所在。执政之初，大业天子就表现出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端倪，这端倪在以后的日子里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大隋如同一支长势强劲全线飘红的股票，突然一下就头朝下倒栽葱来了个全面崩盘。但恶果在当时还没有显现，后来的事情不要说别人，就是杨广自己也无法预料。当时的他只是一味沉浸在自己为大隋勾勒的宏伟蓝图里，一边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一边不时被如同电光火石般涌出的灵感驱使着，这里那里地添加着、描抹着，目的是要使自己的大业宏图更加完美和完善。
和东都新城同时兴建的，还有规模大大超过长安皇家禁苑大兴苑的新的皇家禁苑——西苑，也叫会通苑或显仁宫。关于显仁宫，《隋书·食货志》记载：“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
除营建东都之外，大业天子还在全国许多地方修建离宫别所——包括对前朝行宫离院的修缮扩建，如北齐的晋阳宫、中山宫、汾阳宫，北周的同州宫、长春宫、蒲州宫等，在数年内建立起以洛阳为中心的宫殿群。据记载，那时候全国各郡有宫室二十六所，还有一个数字说是四十余所。这些当然都可以看做是营建东都的配套工程，也是杨广好大喜功的例证。
前边刚刚说过，兴建东都洛阳的工程是在大业元年（605）三月开始的，就是在工程已经开始之后，杨广下诏论政刑得失、考课虚实等事时，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提到兴建东都的目的：“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
躬亲庶政、好做巡游一直是杨广的执政风格和特色。他在这里强调的是从洛阳出发，或西走关陇、或东达海岱、或北通燕赵、或南至江淮距离都大体相等的地理优势。也就是说，在杨广看来，经营洛阳，实际上也是在经营天下，他是拿这里当了他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啦。果然，由洛阳出发，分别向东西南北四个不同的方向巡视，在杨广几乎成了年年必做的功课。他实在是太喜欢在祖国大地走来走去看来看去现场办公了，以致无法理解南北朝时期成年累月泡在后宫女人堆里的陈后主等人，曾纳闷地问自己的大臣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
得到的回答是：“此其所以不能长世。”
既然如此，就是为了大隋江山能传世久远，大业天子也不能不更加乐此不疲兴致勃勃。
说到这里还应该有个补充，南陈亡国之君陈后主是在杨广甫一登基的仁寿四年（604）十一月中旬死的。杨广追赠他为大将军，封长城县公，立谥号曰“炀”，充分表达了杨广对荒淫无度只知诗酒风流于国家全无建树的昏君陈叔宝的无比蔑视。
但天道无常，正像宋元之际的史家胡三省后来在《资治通鉴》有关条目上所做的批注那样：“谥法，好内怠政曰炀，帝（指杨广）谥陈叔宝曰炀，岂知己不令终，亦谥曰炀乎！”
此种现象按唐代诗人杜牧的话说就成了令人痛心疾首的感慨：“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堑壕驰道与长城
与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一样，堑壕驰道以及长城都是颇能说明杨广大业年间执政实绩的颇有影响的工程项目，体现的也依然是杨广“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的治理家国天下的理念。
大理念自然是大手笔。
大境界自然是大事业。
在后来成了“隋炀帝”的杨广当时的构想里，筑长城也好，修驰道也好，甚至也包括开凿大运河，其实都是一个统一国家密不可分的整体部署整体战略。
作为这个战略的第一步，早在仁寿四年十一月，就有了大业天子杨广即位后的第一个大工程，“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