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的时候，我主动和他打招呼，打算请他一起吃晚饭。
他头也不抬，说要加班写一下绵阳那个case的草案。
到了第二天，王建南的怒气虽然平息，还是不主动和我说话。
好几次，我从老板椅上站起来，在他办公桌前走上几步，他低着头写写划划，正忙着绵阳那个CASE，假装没看见。
快到中午了，王建南还是对我不理不睬。看来那笔欠款的事不解决，他娃真要和我绝交。
我看着王建南瘦削的背影，对他产生了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厌烦情绪。
要不是为了周家梅，我根本不想理会这种瓜娃子。我估计，唯一的希望是王建南这几天能够觉悟——这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我坐回老板椅，拿起电话。
“哪一个给官卫红打传呼。”一个男人大声武气地问：“打错了！这是诚东文化公司。”
刚放下电话，电话又响起来。
“前天下午哪个找官卫红嘛，就是这个号码！”还是刚才那男人说。
操TM我胡总正在思考经济大事，这莫然其妙的瓜娃子又来骚扰，让我气不打一处来。
我正要骂他两句，突然想起，前天下午我确实打过一个传呼找红姐，要落实一下周家梅当年的口红事件。
这官卫红可能就是红姐，我跟着王建南一起叫她红姐，却从没问过她的全名。我确认了一下她的号吗，然后说的确打过，有工作上的事要找一下她。
这个男人骂骂咧咧地说：“这瓜婆娘不晓得死到哪个旮旮头去了，传呼丢在屋头，娃娃的饭又不煮，昨天一整晚上到今天中午，还没看到这逼婆娘的影影儿！”
我对他说，你老婆回来跟她说一声，就说广告公司的胡总找她。
到了下午，红姐老公又来电话，问我究竟找她有什么事，说老婆到现在还没回来，他在电话里面的声音特别着急，话也说不伸展，好像认为这件事跟我有很大干系。
我说：“官卫红上个月我们公司来应聘，放了一份材料。”
我刚放下电话，王建南就主动跑过来搭话了。
“向东，你刚才和谁在说官卫红？”王建南问。
王建南终于主动开口和我说话了，让我松了一口气。
一句话而泯恩仇，王建南的脸上也轻松了不少。
我说前天打红姐传呼，她一直没回，现在她老公也在找她了。
王建南说，这不是红姐的习惯做派，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马上回拨了过去。
自报家门过后，王建南拿着电话听那男人说了好一阵，突然焦眉烂眼地说：“你马上，立刻！到大慈寺茶馆来，把这两天的事仔细跟我讲清楚。”
我有点佩服王建南了，一个“绞家”（成都方言，对奸夫的中性称谓）居然敢命令人家的老公，这世界简直颠到了。
我强烈要求陪王建南一起去大慈寺，会一会红姐的老公。
朋友之间刚刚言归于好，当然让我觉得珍惜，再说，王建南毕竟给别人戴了绿帽，我担心万一红姐的老公闹出什么事来。
和王建南在大慈寺茶馆坐了20分钟，一个五官还算端正，但气质相当委琐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
他就是红姐的老公，坐下后，他把最近一段时间家里的事大致说了一遍，说得来东拉西扯，完全没说到点子上，让人听不出红姐有一点点离家出走的理由。
王建南问他最近打牌手气好不好？
他吞吞吐吐不敢回答。
别人一看他的样子就会觉得，他最近手气肯定霉到家了。
王建南脸上的眉毛全部锁紧，我也觉得事情可能不妙，马上问他：“去‘砂轮厂’找过没有？”
他说红姐现在年纪大了，很少去“洞洞舞厅”。然后补充说，他老婆虽说在“砂轮厂”上班，但从不卖淫，从不随便在外面过夜，他还说这一点王建南可以作证，她肯定不会跟别的男人跑——
王建南打断了他的喋喋不休，告诉他：“现在马上去找！一家一家舞厅挨到找！”
这男人刚把屁股抬起来，马上又坐下，扭捏了半天才说：“王哥，这回你看是不是再表示几个嘛。”
王建南从裤包里摸出几张钞票，这男人把钱一揣，屁颠屁颠地走了。
我现在终于搞懂，王建南为什么可以把红姐的老公码干吃尽。
王建南看他背影消失过后，对我说：“可能要报案才行。”
“开啥子玩笑，清平世界，国际化大都会，还会有人把她吃了？”我安慰他说，“再说一个女人出走两天很正常，当年周家梅夜奔成都，也是过了几天才给家里打的电话。”
已近黄昏，太阳越来越歪，大慈寺里的茶客越来越少。
红姐的老公还没回来，电话也不打一个，我和王建南越等越冒火。
这时，上回那个算命先生又在我们桌子前晃来晃去，看起来他今天的生意更惨，一副穷凶极恶，饿慌了的样子。
他走过来站在我面前说：“哥老倌，你的面相好得很哦，鼻大嘴大，相貌不是一般化。”
“快爬远点，你这些老一套。”我说。
想我胡总今年财运滚滚，即将发一笔10万元的大财，你娃居然也没有看出来。
“看不准不要钱！哥老倌，你左眉高右眉低，家有贤妻，外面还有暗妻。”算命人又讲了一堆套话。
我正要骂他胡说八道，算命人接着说：“你屋头的那位贤妻呢，最近有点问题，她肯定不在屋头，你们闹了矛盾，我看矛盾还深沉得很呢，我给你们俩个算一算。”
这几句话还比较受用，我“屋头的”当然就是周家梅，就算现在不是将来一定是，虽然现在我和她矛盾确实深沉，不过很快就可以摆平。
我瞟了一眼王建南，对算命人说：“你看看他的面相如何。”
算命人仔仔细细端详了王建南半天，最后说：“两位哥老倌，今天我要是算准了咋个说，照顾一盘生意，给几个烟钱好不好！”
“你算准了再说。”我说。
王建南心不在焉地看了我们一眼。
算命人故作高深，盯着王建南沉默了很久，终于慎重地说：“这位眼哥的面相长得稀罕，我这辈子没遇到几个，别的我不好说，有一点我可以批死，你下面有一颗痣！”
“下面是哪个地方？”我问。
算命人说当然就是命根嘛，还说如果我们不信可以马上找地方验证。
真是稀罕事，这也看得出来。我隐隐约约记得，上次我们在花水湾更衣室我好像见过。
我还想再确认一下，对算命人说：“你不要走，我们找地方看看，如果你说对了给你一百元。”
王建南坐着不动，他抬起头对算命人说：“不用验证，你娃这是狗咬虱子碰端了，不过你还是没有算准，不是一颗痣、是三颗。”
我问是真的？王建南点点头。
我摸出50元钱给了算命人说：“算你说对了一半。”
然后我问这表示什么。算命人一副装神弄鬼的样子，看着王建南敏笑不已，然后说：“这位眼哥自己心头明白。”
但是我不明白！
我想起一直以来，我对王建南的一些猜测：首先，他和刘至诚一样从不嫖妓，刘至诚当然是有女人送上门来，完全没有必要，王建南却是不想也不需要；上次把婷婷发给他后再没有半句下文；还有他和沈秋之间的事，更让人觉得十分古怪。
他在隐私方面真有问题？还是他是情圣？抑或两种都不是？男女感情世界里有我未知的领域？
算命人正想走，我赶紧抓住他袖子说：“你把话说清楚，我再给你50元。”
算命人附在我耳边，悄悄说出了两个字。
听到这两个字，我心头一震，如遭雷击，差点把耳屎震出来一大坨。
在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中，都会遇到几次如遭雷击的震撼。这样的震撼可能是幸福的，幸福得昏头转向、魂不守舍。比如说我读高一那年，第一次看见沈秋在舞台上跳双人舞，我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如此美妙的东西可以让人黯然消魂；再比如我在师大礼堂第一次见周家梅，她青春的身体、美丽的容貌确定了我当年的奋斗目标。
但有时候这种震撼是痛苦绝望的，记得上幼儿园时，有一天我穿着开裆裤，蹲在街边小便，屙完尿提上裤子就问老妈：“毛主席爷爷上不上厕所屙尿尿？”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老妈脸上痛苦和绝望的表情，那不是痛苦的修辞学，是地老天荒的痛苦，也不是修辞意义上的绝望，是绝望本身。好像一个女人同时失去一百个亲人，又被一百个男人同时强暴。
那天以后老妈对我如避瘟神，整整一个月不敢抱我一下，不久毛主席去世，老妈榨干了最后一滴眼泪花，终于把思想搁平，既然要逝世，那上厕所肯定免不了。
但我今天受到的震撼，与幸福或痛苦无关，与希望或绝望也无关，它只是一种惊讶！
简直可以说，算命人刚才告诉我这两个字，改变了我对友谊、对爱情的一些看法。
我认为大家都是成年人，谁也不比谁傻，这两件东西如此简单，我们早就理解了，不可能有任何值得我们惊奇的地方。但不得不说，正是这天下午的惊奇，以及随后在我和王建南身上发生的事情，让我必须把这段生活忠实记录下来。
回到茶座上，我很久没说一句话。
王建南正在读报，版面上有一行醒目的标题，说的是警方又破获了几起拐卖妇女儿童的大案。
显然他正在为红姐的事忧心重重。
平生第一次我意识到，在我与王建南的朋友关系中，我比较自私。所谓自私，就是只关心自己JB，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尽管每一回泡妞前后，我都对王建南说，粉子面前人人平等，其实平等常常是以朋友的谦让为代价的。
我想起了去年夏天在卡萝酒吧门外，趴在府南河边上呕吐的敏敏。那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她狂吐的样子像是放声悲歌的样子，她痛哭的样子现在想来真让人撕心裂肺。
我后来完全搞不清楚，这样的事算不算得上犯罪？
现在，我知道了王建南更隐秘的事以后，我很难为以前很多事心安理得。
像王建南这样的人，算命人后求说他这种类型的男人是千里挑一，对此我深信不疑，我知道古人说：“百岁之狐为美人，千岁之狐为淫妇。”意思是说，一只狐狸精修炼一百年可以成为美人，修炼千年才成为淫妇。虽然是封建迷信，但也说明，不是随便那个娟娟素芬、阿猫阿狗都可以当淫妇的。
看来，我以前对王建南的猜测全部错了，他既不是性无能，也不是情圣。他只是一个光棍，一个很普通，又很不普通的什么棍。
我个人认为，王建南没有去坐台，已经是人才的极大浪费，我居然还抢他的粉子，确实很不公平，对女人更不公平。
当然，从我的愿望出发，让王建南去“坐台”当然很好，但从现实角度上看，也不太合适，甚至还不如在广告公司搞文案策划。
这个行业最近几年竞争越来越激烈，要赚大钱很不容易，除非卷走某个富婆的细软逃跑到沿海。我估计，以王建南的自身条件，如果要包装成“青春偶像”型，好好装酷打扮一下勉强算是一个帅哥，但毕竟已是30出头的老男人；如果要走“知识型”路线，本身才华虽然绰绰有余，但现在是一个文凭社会，连贪官都有博士文凭，他那点本科学历远远不够。而且我听说，最近上海那边的一些“富女”同志，对“小白脸”的要求越来越高，除非是老外，她们才不论高矮胖瘦、黑白美丑一网打尽，欧美亚非拉兼收并蓄。如果是中国帅哥，要求就不一样了，就算达不到“才如余教授”，外表也要“貌比谢霆锋”。
最后我觉得，从王建南的自身条件出发，最适合走一走“实力派”路线，但那种夜生活特别辛苦，和养猪场的配种猪差不多，对以后的感情生活会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当然，这一切只是我的白日作梦，坐台当“鸭子”首先就过不了精神文明这一关。在现实生活中，我根本想不出一条具体的措施，可以弥补多年来我对朋友的惭愧之情。
天色暗了，我和王建南抬起坐麻了的屁股，走出了大慈寺。
王建南说：“红姐的老公可能靠不住，必须亲自去找。”
我说人家的老婆你比人家还着急，然后我想起了以前的事，问他：“咋个你后来不和红姐来往了？”
“前年我们吵过一架，我不该逼她”王建南的表情明显有一丝愧色。
他把事情仔细跟我说一下，听他说完后我才知道，原来红姐的家庭情况非常糟糕，她在地下舞厅一个月“砂轮”下来，挣的钱只够老公打麻将，还有女儿的学费和老人的医药费。所以王建南一再坚持要给她钱，红姐坚决不接受。她说如果她接受了，她就成什么了？那王建南不就成了什么什么？
最后王建南威逼她说，如果不接受，那以后就不必再来往了。没想到这女人性子很烈，果然一年多不和王建南联系。
王建南说，在红姐和他的感情之间，红姐总是要拼命维护自己唯一的自尊，的确是红颜命薄。
没想到新世纪了，还有这种“方脑壳”的女人，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自尊，让别人干着急。难怪当年“口红门”事件时，王建南在周家梅面前编的故事那么感人，没想到他说的话全部都是真的，除了那支口红以外。
我提出和他一起去找，我们分了工，一人左一人右，在顺城街两边的“洞洞舞厅”分头找。
到了晚上，我们在办公室碰了头，都一无所获。
深夜终于接到红姐老公打来的电话，也说没找到。
最后，我和王建南只好报了案。
第二天了，红姐还没有消息。
中午吃盒饭的时候，我和两个客户代表聊天，说起东郊一个下岗女工两天不见了，老公很着急，找到我们公司来了。
小叶说：“哎呀，可能只有到跳蹬河去找啰！”
王建南一听，打了一个冷战，说：“不可能！”
小叶莫然其妙，急忙说：“是你们熟人嗦，我这张臭嘴巴打胡乱说的？”
我也认为绝不可能，我想红姐总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