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全在街上慢慢地踱起步来，他也说不清自己是什么心情。走到街口，又走回来，回到小洋楼门口，无意间抬头看看星星，突然发现，金城的房间还亮着灯。
江全走上二楼，敲金城的房门。
金城打开门，一见是堂主，吃了一惊，忙让进房里，边关门边问道：“堂主还没睡？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只是睡不着。”江全在书桌旁的椅子上坐下来，看看金城，“我担心你出事。”
“多谢堂主。”金城为江全斟上茶，在书桌前面的靠背椅上坐下。
江全指指书桌上摊着的广东省地图，问道：“你在谋划？”
金城笑笑：“是。”
“你实话对我说，你打算怎样做？叶流老兄遇难，我真的担心你也会出事。”
“我仔细想过了，若非真的已无计可施，我不会在张南天的地盘势力里行刺他。他既然在里岗镇一手遮天，我和一同去行事的兄弟就很难走得脱，为杀他而又再赔上几条命，何必！”金城轻拍一下桌面上的地图，“我已大致想出了个方案，那就是利用省城四周的绿林。”
“你打算利用别的绿林来杀张南天？”
“不，我不打算直接的借刀杀人，那样太冒险，万一被对方出卖，那就不但会打草惊蛇，而且可能还会反遭暗算。
我只打算利用他们把张南天引出来，使他离开自己的地盘，调虎离山，再看准机会下手。“
“具体怎样做？”
“现在还未能具体确定。”金城目视江全，“堂主，我要请教你有关省城四周绿林活动的情况。我知道堂主跟很多绿林人物有交情，可否跟小弟详细说说有关这方面的事？”
江全点点头，他知道金城办事谨慎，心思细密，哪怕不得不冒险，也会在冒险前做足准备功夫。就算自己现在不告诉他，他也会亲自去调查，便道：“好，为了使老弟行事更有把握，我确实应该把有关这方面的事详细跟老弟说说。就从民国前几年说起吧，至今也不过是这十来年的事，这样老弟更易于明白江湖上的来龙去脉。”说完，喝口茶，看窗外正夜色深沉，确是好友间长谈的最佳时刻。
在辛亥革命前几年，广州四周地区与珠江三角洲一带，绿林活动已是相当活跃。所谓“绿林”，源于西汉王莽篡位时，新市王匡等起兵于湖北当阳县绿林山中，号称“绿林”，后世人便把劫盗称为“绿林豪杰”。至于后来在省城及各乡流行的另一个词“大天二”，则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在省港报纸出现的，含义是指霸占一定地盘进行打劫勒索的土匪，跟原来“绿林”的含义又有所不同。
光绪皇帝还在时，珠江三角洲早已有势力强大的绿林队伍。
在三水县，有陆兰清、陆兰福、黎志荣等纠合五百多人，称霸地方。在1906年，陆兰清率数十名手下，在三水县马口附近骑劫了行驶于香港至梧州的货轮，打死船上的一个外国医生。搜劫后，他把自己的名片交给该轮的买办，声明由他负责，可多出花红（奖金）来缉拿他。此事当时轰动省港。后来，他还寄信给广州沙面各洋行，每家洋行打单（勒索）一万元。猖厥至此。
在番禹县的绿林，以大塘乡的李福林为首，手下也有五百多人，在广州河南一带活动。李福林后来成为福军首领，1926年当上国民革命军军长——当然，这已是后话——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有名人物。
在南海县的绿林，以上淇乡的陆领为首，纠合有一千余人，在南海一带活动，主要是向富家勒索钱财。在1938年日寇侵粤后，陆领当了珠江三角洲游击司令，两年后又做了汉奸的伪军长——这些也是后话了。
在香山县的绿林，以刘世杰为首，全县共有三百余人（香山县即今中山县）。
在新会县的绿林，以天河乡的谭义等为首，全县约共五百余人。
此外，在顺德县的绿林，有龙江乡的张炳、龙山乡的邓刚、王会、陈村镇附近的胡新、大罗村乡的黎成、良教乡的何江、何梦、桂洲乡的王敬宽、马齐乡的麦报等，全县共约千余人。
当时这些所谓绿林好汉的主要活动，一方面是以首领个人的名义发出信件，向富户和大商店打单（勒索），要他们一次过送数百以至上千元的“保护费”，如有不从或禀告当地清军，就必以暴力报复，以示言出必行，树立威信，并警戒其他敢反抗的人和店铺。另一方面，是抢劫大墟镇市场及当押铺（大的称当铺，小的称押铺）。当时大墟镇市场都有清军巡防营驻防保护，这些绿林人马就先以突袭手段将驻防军消灭，然后抢掠当押铺，将所有当押一元以上的衣物劫尽，一元以下的押品则任由当地百姓拿走。这种活动直至辛亥九月十九日（公历1911年11月9日）广东宣布脱离清廷独立，各县绿林首领率领队伍参加起义做了民军统领，才停止下来。
民国建立后，政府开始着手清理这些绿林军队。1912年秋冬，广东都督胡汉民先遣散以陆兰清为统领的兰字营，后来除李福林的福军及少数民军另行改编外，其余民军都被陈炯明遣散。
结果，这些农民出身的所谓民军，除了那些曾任标统以上军官职位的以外，其余大都因回乡后无地可耕，无业可就，以至顿感生活无着而又重新走上绿林老路。渐渐地，珠江三角洲变得遍地皆匪，各墟镇及富裕的村庄常发生抢劫，来往商旅常遭劫掠。身为都督的陈炯明不得不下令围剿。但各乡各处地势复杂，河道纵横，一些是桑园稠密，更有些是山丘丛林，结果是此剿彼窜，兵来匪去，无法清剿；更有些是匪是匪来兵亦匪，地方治安更是一片混乱，只是苦了当地的平民百姓。
1914年后，龙济光主粤，他把各地民军统领及其以下官兵均视为乱党，下令格杀。这样，有钱的民军统领有些便逃往澳门暂避，其他民军官兵大都再加入绿林队伍。他们为了联合起来对抗龙济光，也为了解决绿林生活并避免当地民众的反感，议决组织了“两粤广义堂”，推选陆高满（即陆满）为首领，并订立了十项以劫富济贫、对抗龙济光、保护当地百姓为主的冠冕堂皇的守则，当时参加两粤广义堂的绿林达二千余人。
随后，又出现了几个有名的堂口：以南海县莲塘人陈庚为首领的广龙堂（这个堂口在林风平创立自己的广龙堂时早已没有了），有绿林一千余人；以顺德县大都乡人梁林（四叔林）为首领的天顺堂，队伍约有一千人；以顺德县甘竹滩人余基仔为首领的伏虎堂，有七百余人；以顺德县道教乡人张裕为首领的龙胜堂，有九百余人；以顺德县马宁乡人麦报为首领的广东堂，有一千多人；在新会台山赤溪等县交界的古兜山有以吴成为首领的奉天统带自由队，有千余人。
此外，还有以南海小榄乡罗荣等为首领的绿林人马一千余人，以香山县梁德等为首领的绿林人马约二千人，以高明县人雁山严燕为首领的绿林人马三百余人，以花县毕村乡毕锦为首领的绿林人马一千余人。
两粤广义堂在当时是势力最为强大的堂口，以收行税和保护费为主，而以绑富豪的票和抢劫富商为辅。收行税的对象是各丝厂、各江木排、各轮渡及轮拖货船；收保护费的对象是各砖瓦窑、茧行（即买卖蚕茧市场）、当押铺及各大市常为此他们还订立了“收费标准”；绑票对象是有五万元以上家财又有现金的富户，一般要其家财的一成为赎票价钱；丝厂以缫丝位数（即工人坐位）为定额，每位每年收十元；轮渡每月收其货客费的百分之五，轮拖货船收其拖费的百分之十；砖瓦窑大的每年收三千元，中的收二千元，小的收一千元；西江木排每年收二十万元，北江绥江木排每年收十五万元。
当年两粤广义堂的“收数”办法是先以广义堂的名义送信通知，向被勒索者讲明数目，并声明言出必行，如此便能收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当年他们做出的最轰动的一件事是在1914年八月。当时顺德县乐从墟有五只丝船自恃武力充足，拒绝向广义堂缴纳行税，并说如果陆高满敢来打劫丝渡，定必将其击退。这就把陆高满惹火了，他为了保持威信，使出了霹雳手段，先在顺德南海交界的奇搓大都河面用木排堵塞，使渡船不能进退，随即用大炮向五只丝船轰击，各船打手当即大叫饶命，放下武器投降，船上武器、白银被悉数劫掠。但这一战后，陆高满也因之陷入了困境，因为这五只丝船是由顺德运丝到广州经纶商会，再由广州运白银回乐从墟买茧及发给各丝厂工资的，被截劫后，广州经纶商会就出花红五万元来缉拿陆高满，连同以前龙济光等所出的花红，共达六万五千元。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使陆高满不得不大大收敛。
其他堂口，有的以收行税及保护费为主，有的以抢劫为主。如南海、顺德、番禹等县的绿林抢劫勒索富商巨贾，香山县梁德等则收沙田禾标（每亩沙田每造收保护费十斤谷称为禾标），高明、花县等地绿林则收取耕牛及人口保护费，而古兜山绿林除抢劫财物外，还抢掳附近少年妇女回山后转卖给妓院。
不过，尽管“绿林好汉”组织起来对抗龙济光，但他们中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还是在龙济光主粤的数年间被捕杀和击毙，到1917年陆荣廷的桂系军阀占据广东时，绿林势力已比以前大为减少，很多堂口也没有了。对这些剩余的绿林人物，陆荣廷采用了“招安”的政策，予以收编，以扩充自己的实力。这样，一部分绿林又成了官军，其余多数则另谋生路或从事农业，还有一部分青年绿林继续活动，再纠合上一些挺而走险的贫民无产者。
江全把上面有关绿林的早期情况洋述了一遍，喝了口茶，感叹道：“自古兵匪一家，到了现代，仍是如此。陆兰清现在是陈炯明属下的司令，李福林是福军首领、许崇智下属的司令，他俩在当绿林打家劫舍，被人追杀得无路可走时，哪想得到有今天的风光？”说到这里，江全对金城笑了笑，“你可知道李福林为何有个绰号叫‘灯筒’？那是在光绪三十年，他在两广总督衙门当号手，犯了纪律被开除，生活无着，他就在广州河南偷窃和抢劫番摊馆。有一次，他用墨涂黑了玻璃灯筒当手枪行劫，竟获成功，这事在江湖上留传一时，他也因而就得了这个绰号。”
“果然有趣。”金城也笑起来。
两人笑了一阵，江全的脸色慢慢回复凝重，道：“我们广龙堂要想称霸省城，看来光靠自己的力量已远远不够，以后要想办法攀上政要权贵，才能有大作为。”
金城从江全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精明，内里蕴藏着阴沉。
金城沉思了一会，道：“堂主，两年前陆荣廷已被陈炯明赶出了广东，那么现在各地的绿林情况又是如何？”
“现在的情况大致是这样，”江全一边指点着书桌上的地图，一边道，“南海九江是吴三镜、梁祺、陈根的地盘，他们手下有三百余人，分据九江墟及附近乡村，主要是收保护费和包烟包赌。
“罗格围紫洞墟一带是罗金、罗勤的地盘，他们手下有百余人，在附近河面收各渡船行税和抢劫沿途商旅。
“佛山镇附近大沥、大范、罗村、市头等地是吴佳的地盘，他手下有百余人，开烟赌，收行税，绑票及行劫。
“石湾是陈钵的地盘，他手下有五十余人，主要是包赌及抢劫。
“深村奇槎一带是刘登的地盘，他手下有百余人，收行税，劫行商。
“南海县平洲乡是高根、高彬、唐松等人的地盘，他们手下有约二百人，占了大生围二千多亩沙田，分租给农民收租，并包了平洲墟的烟赌，收各渡船行税，抢劫商旅。
“南石头附近河面和从花地口往佛山等处河面是何坤的地盘，他手下有三十余人，暗中抢劫往来船艇和收省城至佛山等地的渡船行税，抢劫商旅。
“番禹县禹北是谢活萤的地盘，他手下有二百余人，主要是抢劫财物。
“禺南是曹荣的地盘，市桥是李辅群的地盘，沙湾是何端的地盘，南浦乡是卢满明的地盘，石楼乡是陈铭的地盘，屏山乡是简坚的地盘，他们都有一百几十个手下不等，这些绿林都是以霸耕沙田为主，辅以收行税、保护费，有时也抢劫。
“顺德县桂州乡是胡八的地盘，南沙乡是麦布的地盘，大洲乡是苏炳、苏汉的地盘，勒留墟是廖忠的地盘，陈村镇一带是钟添的地盘，龙江乡是陈培的地盘，江尾乡是欧阳培的地盘，这些绿林也是手下有一百几十人不等，大都是在本地区附近收行税和保护费，绑票和抢劫。
“三水县南岸乡是邓福、邓考的地盘，芦包乡是区芳、区东的地盘，他们手下都有几十人；增城县是袁华照的地盘，手下有三百多人；东莞厚街王恒组织了红白堂，有三十余人，王大嘉等组织了新红白堂，有四十余人；道教乡刘发仔等组织了公立堂，有百余人；宝安县吴东权手下有四百余人；这些绿林基本上在本地区活动，收行税和保护费，包烟包赌，抢劫绑票，其中吴东权还走私包私，因为宝安县与港九相连，所以他便包走私货。
“香山县海洲乡是袁巩的地盘，手下有五十余人；小榄乡屈仁则手下有百余人，梁祥等还组织了广东堂，有六十余人；港口吴金仔手下有三十余人；旺角乡是张升的地盘，手下有二百余人；潭州一带是梁苏仔、梁振刚、潘惠等的地盘，他们手下有百余人，井组织了猛虎堂；十区埠墟一带是梁自带、黄祺仔的地盘，手下有四百余人；二区萧天祥、萧景兆各有五十余人；八区梁渭祥有百余人；黄森、黄球、黄祥等有三百余人，三灶岛吴发仔有百余人；这些绿林人物在当地一带以收禾标为主，并收行税或抢劫。”
说到这里，江全顿了顿，一指在省城西北面的里岗镇，道：“张南天以前也是个绿林，但现在他弟弟当上了镇长，他已从官家找到了靠山。”
江全讲述时，金城拿着笔，边听边在地图上作记号，写下以上绿林人物的名字、他们的地盘范围、手下人数、主要活动方式等。
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