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从未到国防部长或总统那里去说：“照这样打法，这场战争赢不了。”我们那一代许多人，经过那场战争锤炼的职业上尉、少校和中校们均曾发誓说，等轮到我们发号施令时，我们决不会一言不发地默许为了美国人民不理解或不支持的肤浅理由而去打一场半心半意的战争。倘若我们能很好地实践对自己、对文官政府领导及对国家许下的诺言，那么，我们在越南的牺牲便不会白费。
1969年6月15日，离期满还剩几周时间，我收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来的信。我已被政治与工商管理学院秋季班录取。那天早上，我出去到一个着陆区观看步兵连巡逻返回情况。士兵们疲惫不堪地爬上山，身体前倾，把帆布背囊的重量全压到背上，胸前挎着M…16步枪。又活着过了一天，并在日历上又划掉一天。这是越南战争中又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当日历翻到某一特定日子时，你就可以走了。
我和阿尔玛早就计划好了，我回国后，我俩先单独过几天，然后再去伯明翰与孩子和岳父母团聚。我俩计划在亚特兰大住几天，阿尔玛到时开车到机场接我。事先我曾写信给阿尔玛，告诉她我希望她梳什么发式，穿什么衣服，而且衣服的颜色希望是橙色与黄色。我们头脑中孕育着一种稀奇古怪的幻想。我想一走下飞机便能幻想成真。阿尔玛没有让我失望。我们开车进城，住进了饭店。那天夜里，我做得很不合时宜，早早就入了梦乡。虽然阿尔玛费尽心机，可就是不能使我醒过来。她不住地拉我的耳朵，边拉边叫我看电视，因为宇航员正在月球上行走呢！那天是1969年7月20日。可我疲惫不堪，不单是因为时差关系，而是疲惫到了极点，想睡掉一年来在越南积累的身心两方面的疲劳。我们才独处了一天半，阿尔玛就知道我更想要什么了，我要赶回家去看孩子们。
第七章 白宫研究员（1）
我挂起戎装，开始在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上学，重新回到了阔别11年的校园。自从迈出学校大门以来，我一直生活在军队这片小天地里，穿的是军装，受的是军队规章制度的约束，交往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军人。今后，我实际上要过老百姓生活了。
我和阿尔玛即刻着手找房子。我们从来没有住过属于自己的房子。迄今为止，不是暂住军营宿舍，就是临时寄居亲友篱下，再不然就是在军营附近租公寓住。对于花钱买房子，我们并不惧怕什么，问题只是选择什么样的房子好。在海外服役期间，我们已设法积攒了近8000美元。在老家伯明翰，最好的房子售价才3万到3．5万美元，完全可以买得起。我们找到一家房地产代理商，便开始在弗吉尼亚北部郊区寻觅。因为军人家庭一般都聚集在那一带。看了大约十处外形极为相似的狭小三居室住宅后，我问那位代理商：“在这里3。5万美元就只能买这样的房子吗？”他对我们说，欢迎我们到华盛顿房地产世界再走走。一位朋友向我透露说，在弗吉尼亚的伍德布里奇有一处新住宅区，叫做戴尔镇，名声不是很响，房子外观区别也不大，所有的树都被推土机清除了。不过，房地产投资开发商为住户提供的是空间，宝贵的空间，5间卧室，3间浴室，总共才3。152万美元。我们用抵押贷款买下了戴尔镇德索托街14605号，现付了20美元押金，以后每月付259美元。
我们买房的消息很快就在纽约的亲戚们中间传开了：“你听说了吗？科林自己买了所大房子，在首都华盛顿。”“这么快呀！”“他承受得了吗？”我们刚刚搬进去，亲戚们就不期光临来看房子，要检验一下科林的判断力如何，同时，既然已有地方落脚，不妨顺便到首都来逛一趟。
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第一学期，我经历了一次信心危机。陆军给了我18个月时间要我拿到工商管理学数据处理专业硕士学位。开学前，我到系主任那里去报到，系主任J。 麦卡锡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绅士。他一边翻阅我的大学考绩记录，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嗯嗨，没学过数学；嗯嗨，没学过统计学；嗯嗨，没学过经济学。”他拿起电话，接通了步兵人事处。我听到麦卡锡说，他从我的学历上看不出我有获取工商管理学硕士的可能。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不过后来他又补充道：“至少在18个月内不可能……是的，我知道，在步兵学校、指挥与参谋学院都成绩优秀，但那些都不是研究生院。”麦卡锡建议步兵人事处给我两年加两次暑期班的时间，他说这样我就有希望拿下来。我很幸运，陆军领导居然同意了。
在做学问方面，我的确感到力不从心。功课吃力不说，我32岁的年龄在多数班级里都是最大的，这一点更不能让我感到轻松。跟我一起上学的其余6位军官都各有所长，他们全是管理型或金融型的人才，经济学和计算机对他们早已是轻车熟路。当教授们把我们一头按进统计分析和微积分（我在纽约市立学院时后者就不及格）之类的课程时，宛如跟我说斯瓦希里语一样。我开始体会到盛名之下，其实难负的滋味了。我到这里干什么来了？我不属于这里。他们录取我是一个错误。
不上课的时间，学生们都泡在学生会办的自助餐馆里，边喝咖啡边打牌。在那里闲聊时我发现一条真理：在盲人班里，一只眼睛的就是王。其实，不单是我们军官学生，就连大多数工商专业的学生也和我一样如坠入五里雾中。我的学监，管理学教授M。 韦夫赛把我拉到一边给我鼓励。他说，他对我完全有信心。结果，我第一学期的成绩全是A。这可着实使我感到鼓舞。
情况就这样一直发展下去，直到碰上计算机逻辑那门课时才又触礁。课终考试要求我们画一张软件程序流程图，以显示计算机是如何作出判断的。我又一次遇到了圆锥体在空间与一平面相交是什么情景的难题。期中考试，我的成绩是个D，这门课期末考试时勉强捞回来了个B，也许是老天爷帮忙吧！
第七章 白宫研究员（2）
近日来，我经常仔细地翻阅《陆军时报》，查看哪些人可能晋升中校。我是在拟晋升名单上的，可我的序号还没见报。我之所以急于晋升这一级，不仅是出于职业发展的考虑，而且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当时我每月拿回家的才大约900美元，而且还吃力地支付着每月259美元的抵押贷款。晋升，意味着从年薪12999美元提高到16179美元。7月初，我打开《陆军时报》，看到有下个月将晋升中校者的号码，我的序号列在其中。这次不是提前晋升，不过，我干得还是不错的，比同批的人要早几年。我设法和华盛顿军区一名上尉取得了联系，问他如何办理正式晋升手续。他说：“长官，我怎么会知道。”
我想总该搞点仪式庆祝一下。于是，我把孩子们都召集到德索托14605号家庭娱乐室里解决了这个问题。阿尔玛出去了，我在家看孩子。我坐在地板上一堆乱七八糟的玩具中，当时已7岁的迈克尔？鲍威尔把一副标志中校的银色橡叶形衔徽钉在我的运动衫上。证人有5岁的琳达，还有我们家的最新成员安妮玛丽？鲍威尔。她从婴儿坐椅上以最漠不关心的态度注视着这一幕。
安妮玛丽是两个月前于5月20日出生的。阿尔玛抱着襁褓中的她从医院回家那天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我用在越南一家军人服务社花10美元买的电影摄影机为子孙后代记录下了这一时刻。阿尔玛走下车时，迈克激动而好奇地冲上前去，琳达漫不经心地扫了这位最新的公主一眼，脚跟一旋就走了。姐妹关系处于这种状况是很普遍的，以后的20年间，她们俩的关系一直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安妮玛丽美丽绝伦，研究生院自由支配的时间又多，因而我喜欢抱着她在德索托玩耍，专等邻居们出来赞美她。到这时，我们已有了3个健康漂亮的孩子，于是决定不再给世界人口加重负担了。
那年秋季，我返校去上学。一个职业军人呆在处于反战运动顶峰的校园里，从大学生同学会宿舍楼旁走过时，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宿舍窗户上挂着涂写有和平标志和反战口号的被单，临时演讲台上的演说者谴责着我曾打过的战争。每当我穿着丝光黄斜纹宽松长裤和运动衫到处走动时，觉得自己就像个化装潜入敌营的密探。不过，在这些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者中，参加焚烧旗子活动的修读销售管理和工商会计课的学生为数寥寥，因此我与反战抗议者几乎没发生过摩擦。我的同班同学像我一样，更为关心的是好好温习功课，应付下次考试及完成硕士论文，而不是政治。他们是后来的雅皮士，尽管当时尚未出现这个叫法。
在我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学期，华盛顿沸腾了。4月24日，20多万反战者拥上国会山，给国会施加压力，要求从越南撤军。从乔治？华盛顿大学到国会山，一路上都闻得到催泪弹的气味。在国会山，我看到“反战的越战老兵”有数百人，他们把绶带和奖章奋力朝国会大厦掷去。我理解他们的辛酸。自从我离开越南之后，又有5000多名美国人死于那场混乱的冲突。但是，我永远不能同意示威者的做法。我依然相信，在美国，奖章应该是骄傲的源泉，而不应当是耻辱的根源；军装应该受到尊重，而不是侮辱；武装部队是国家荣耀的一部分，而不是受其排斥的异体。
那年5月，我没有自找麻烦去参加毕业典礼。考虑到校园里的反战情绪及我是个已婚且有3个孩子的男人，我觉得没有必要参加什么典礼、仪式，或者是抗议。我去教务长办公室领取了学位证书。在读研究生的两年里，除了计算机逻辑一门课得了一个B外，我其他各门功课都是A。我的导师韦夫赛博士鼓励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陆军也许很有可能批准，但是我自己对自己心中有数。我是个好学生，但算不上什么学者，当兵比当学生更合适。我渴望回陆军部队去。
白宫、国会、联邦政府各部门、法院、记者和院外活动成员等构成了一个连锁权力网，人称“环内”，五角大楼也是该网络中的一环。1971年7月，我带着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证书来到五角大楼，被分派到陆军助理副参谋长办公室工作。陆军助理副参谋长威廉？E。 德普伊中将虽个头矮小，却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号称越南出来的最厉害的将军之一，以毫不留情地解雇人出名。一次，他解释自己为何如此厉害的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眼看着无能的指挥官使多少年轻的美国人送了命。”他往往对新来的人说：“按照你的标准，你也许算是能干的，但是按照我的标准，你还不行。我会辞掉你。在别处你也许干得不错，在我手下不行。”
第七章 白宫研究员（3）
当时，为了使战争越南化，尼克松总统已开始撤回美国部队。撤军过程中，有一份秘密文件开始影响军方的思想。那是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陆军军事学院搞的一项调查。调查对象为450名中校军官，他们几乎都在越南服过役。调查结果犹如一个炸药包。答卷人猛烈抨击陆军不能直接面对自己的失败。遭抨击最厉害的是高级领导层的诚实问题。被调查的军官谴责了虚假的战备情况报告、不择手段地追求名利、提升老同学、颁奖过滥、虚报尸体数等所有自欺欺人装潢门面的东西。上级令他们失望，他们直言陈述。正如那份报告所说：“大家普遍感到，陆军造成了这样一种环境，只要有点成绩，哪怕是无足轻重的短期表现，都会受到奖励，而长期的道德品质的培养却被置之脑后或受不到鼓励……”
该报告的撰写者们没有试图从陆军之外寻找替罪羊，他们指出：“没有证据表明，财政、政治、社会或管理方面的外在影响是酿成这种不良氛围的主要因素。而公众对越战的反应，陆军的迅速扩编，或是当前的种种反军表现，也不是陆军偏离职业行为标准的主要原因。”陆军的混乱局面是它自己造成的，报告对最终应负责任者亦直言不讳，“因此，变革必须始于陆军最高层。”
卡莱尔调查泄露出去后引起了一场争吵。不过，它并未被漠然处之。有些将军，如W。 斯威特摩兰、G。 福赛思、B。 罗杰斯、C。 艾布拉姆斯、W。 “荷兰人”？克尔温，还有B。 帕尔默等都行动起来了。我的新上司，德普伊将军，站在这些改革者的最前列。他既不满意我们的作战原则和体制，又不满意领导，也不满意越南失败后陆军的道德风气。他鄙视腐蚀军队的一味追求名利的把戏。这位三星将军赋予自己的任务是改革或者至少可以说是重新思考整个陆军的作用和结构。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他能找到的头脑最敏锐的中校，并让他们成了他所信赖的私人智囊团。
因为陆军送我去研究生院主要学的技术是搞计算机系统，我以为肯定会让我在助理副参谋长办公室搞那项工作。然而，生活往往会突然遇到转机。刚到五角大楼报到时，信息管理局准将局长与我谈的话。他让我等了半小时，接着就不停地叫我“福勒”，我客气地纠正了之后他依然如故。他和我谈的全是华盛顿的房地产生意，以及如何从中赚钱。我只有听从命运安排了。鉴于是陆军出钱供我受的教育，我只好违心地在这里干了。
后来，一位令人钦佩的军官救了我。他就是计划与规划分析局局长赫伯特？麦克里斯托尔少将。该局属于德普伊的精锐部队之一部分。我被叫到3楼第六走廊的“陆军区”，去见麦克里斯托尔的副手F。 G。 “大鹅”格斯林上校。格斯林对我说，他认真阅读过我的档案，认为我不应该去绘制计算机流程图，而应该上这儿来帮助德普伊将军设计明天的陆军。我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为自命不凡、不替他人着想、得过且过的人工作，另一个是为一个有远见的人工作。于是，我直接从格斯林的办公室来到步兵人事处，恳求他们把我从前者的控制下解救出来，并交到后者的手中。步兵人事处同意了。就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