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反应不如理想，沈桂芬便又下了一着棋。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商对俄交涉，请旨特派张之洞到场，以备咨商。这样做法，既是笼络张之洞，又是尊重李鸿藻，而且将局外人拉入局中来同尝甘苦，便不能再放言高论，尽出难题，所以这是一着以守为攻的绝妙好棋。
十二月二十六下午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议，未议之前，先看“上头”交下来的折件。言路广开，又是这种人人可以发抒忧时爱国伟论的大题目，所以京官中凡是关心时局而又拿得出见解的，以上折“言俄事”为时髦。官小的照例由本衙门堂官代奏，慈禧太后也看不了那许多，一概发交军机处，由总理衙门并议具奏。
因此，这天三五成群，一面并头看折，一面议论纷纷，乱了好一阵，才得静下来。主持会议的恭王便说：“今日之会，不谈和战大计，只谈改议俄约。总署拟了个稿子在这里，请各位看看！”
总理衙门的建议是，另派使臣，改议条约。这也是正办，大家都无话说，只是奉旨参与会议的张之洞是例外，他说另派使臣，有辱国体，不妨叫驻俄参赞，署理公使的邵友濂，先探一探俄国的意向，再作道理。
“电信往来，大费周折，也怕电信中说不清楚。”恭王从容说道：“事不宜缓，就是另派使臣，到俄国京城，也得两三个月的工夫，不知开议何日。我看，就这样办吧？”
张之洞虽有许多议论要发，无奈孤掌难鸣，而且也不愿过于跟恭王抗争，终于在奏稿上署了名。无形中等于代表清流，赞成和平了结。
总理衙门的会议一散，随即在恭王府又有另一个会议，商量另派使臣的人选。这又是一个难题，要将崇厚已画了押的条约推翻，改立新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清议如此愤慨激烈，谁也不肯担此辱国的罪过。而况俄国在万里以外，苦寒之地，又值隆冬，这趟辛苦，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因而在现在够资格持节奉使的官员中，一个一个地数，怎么样也找不出适当的人选。
本想起用郭嵩焘，以他对洋务的熟悉，应是唯一够格的人，但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由于副使刘锡鸿的事事掣肘，不得不告病辞官。回到湖南家乡，又饱受讥辱，骂他媚外，骂他忘本，因而异常灰心，决不肯再来蹚这遭浑水，还是趁早不作此想，免得白白耽误工夫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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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沈桂芬想到一个人，就是郭嵩焘的后任，光绪四年出使英国的曾纪泽。
“到底找对了！”宝洌缡椭馗海こさ厥媪丝谄罢馐嵌酪晃薅娜耍〔啪摺⒛昙汀⑸矸郑褂兴咸挠嘁瘢憧晒吹贝耸隆！薄�
曾纪泽对洋务的了解，不下于郭嵩焘，年纪也还轻，万里奔波，力所胜任，本人是袭封的一等毅勇侯，足以见重于俄国君臣，交涉比较容易着手。最好的就是所谓“他老太爷的余荫”，曾国藩勋业彪炳，门生故吏满天下，看这份上，将来交涉即令有不如人意之处，大家也不好意思苛责。曾纪泽能够不挨骂，那么总理衙门十大臣，连带也就可以少受责备了。
“好！”恭王也点头，而且有更进一步的看法：“曾家受恩深重，曾劼刚勋臣之后，与国同休戚，想来他明知艰巨，也说不出推诿的话。就照此回奏，上头没有不准的道理。”
“崇地山的罪名如何？”宝洌в炙担骸案鞴挂黄鹂挂椋馇樾我驳萌蒙贤分啦藕茫 薄�
“不好！”恭王很率直地驳他，“‘西边’最讨厌听这些话，以为洋人处处挟制，如果不问到，不必多说。”
“是！”沈桂芬看了宝洌б谎郏俺绲厣缴俨坏孟仁艿阄皇芪笫虏荒芰耍笫乱涣耍膊换嵊惺裁创蠡觥！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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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托徐颂阁跟潘伯寅致意了，”沈桂芬说，“刑部预备复奏，请王大臣会议定罪，这又可以缓一口气。”
徐颂阁就是徐郙，江苏嘉定人，同治元年的状元，现在当詹事府正詹，在南书房行走。沈桂芬用翁同和疏通李鸿藻，以徐郙联络同在南书房的潘祖荫，是南派“连衡”、“合纵”的妙用。
这个年当然过得不轻松，但同样沉重的心境中，毕竟还有区别。一种是沉重得几乎承担不住，只想卸除负荷，好好喘息一会；一种是沉重得精神抖擞，整顿全神要把一副千斤担子挑起来，这就是沈桂芬与李鸿藻，也是南派与北派大概的区别。
年初三，慈禧太后就跟军机见面。清朝以勤政为家法，大年初一办理政务，不足为奇，但总是虚应故事，不甚费心的事居多。这一天不然，从辰初见面，足足谈了两个钟头方始结束。
接着，便连发了好几道上谕，最重要的是派曾纪泽充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这一次崇厚奉命使俄，所议的条约章程，不合朝廷的原意，由曾纪泽将“应办事件再行商办”，宗旨是“期妥协、重邦交”。
另一道重要的谕旨，当然是关于崇厚的。他的罪名经过再三斟酌，定了四个字：“违训越权”。违训则可以作为拒绝批准的理由，越权则表示崇厚所“画押”的条约，只是他个人的私意。定这样四个字的罪名，一方面是便于应付国际交涉，另一方面也是救崇厚。因为他的罪名本来应该是“丧权辱国”，如果是“乾隆爷”的年代，不待崇厚到京，半路上就会遇到钦差，出诏旨立斩。
然而“西佛爷”的权威，也很可观了。正月初三奉明发上谕，根据刑部的奏请，将崇厚的罪名交由亲王、大臣会议，就没有一个人敢为崇厚申辩。复奏说他“违训越权，情节重大”，于是，慈禧太后进一步降旨，交由九卿以上的大臣，直到亲郡王一起会议定罪。
正月初八，李鸿藻朝珠补褂，天不亮进宫递丧服已满，请安报到的奏折。当时召见，慈禧太后面许：“李鸿藻仍在军机大臣上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朝旨一降，贺客盈门。张之洞是早已就有“先知”的，一早赶到李鸿藻家，等到了好消息，义不容辞地为李鸿藻分劳，兴高采烈地替他家接待宾客。
宾客中最为人注目的，自然是沈桂芬。他的气量虽狭，然而城府极深，到李家致贺时，神态极其从容，并且不是道个贺，做到了应酬的礼节，随即告辞，而是闲逸地坐下来，与熟人闲聊，做足了与李鸿藻交情很厚，而且熟不拘礼的样子。
他本籍吴江，寄籍宛平，亦算是顺天和直隶的同乡，所以张之洞与李鸿藻商议，利用山西赈灾的余款，建立“畿辅先贤祠”，他亦是赞助人之一，这时候便正好谈这件事。
“先贤祠去年七月落成，今年是第一个年，”沈桂芬看着张之洞说：“香涛，该有一番举动吧？”
“春秋二季致祭是常礼。今年第一个年，自当别论。”
于是彼此商定，正月里举行一次祭典。
张之洞跟沈桂芬谈“畿辅先贤祠”，谈得十分投机，可是议论时向，就格格不入了。当时，崇厚失职，荐主不能无咎，这些追究责任上的话，张之洞是不会提到的，他所谈的是边防，如何起用宿将、如何购置新式枪械、如何择要防守，口讲指划，旁若无人。而在举座侧目之中，独有沈桂芬不断摇头，间或夹以无声的冷笑，那种轻视的神态，对兴高采烈的张之洞来说，仿佛兜头一盆冷水。
“事非经过不知难。”等张之洞的话告一段落时，沈桂芬接口说道：“局外人的高论，可以拣有理的说，自然动听，局中人不尚空谈，要讲实际。香涛，有一天你执了政，记着我今天的话。”说着，随即起身，神色不动地拱拱手：“失陪了。”
这个软钉子，碰得张之洞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心里好不是滋味。过后思量，越想越不服气，沈桂芬总当清流论政，无非书生之见，纸上谈兵，倒偏要做个样子他看看。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吴大澂。
吴大澂从陕甘学政任满回京，不久因为山西、河南、陕西大旱，奉旨会办赈务，躬历灾区，不避辛劳，救的人很不少。陕甘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山西巡抚曾国荃，都在奏折中说他的好话。慈禧太后决定将他外放，翰林出任地方官，不是知府，就是道员，吴大澂放的是河南河北道，驻河南武陟，照例兼管河务水利。
这个缺分很苦，但东有开封、西有洛阳，南岸就是荥阳、汜水，正是中原古战场之地。吴大澂虽是苏州人，却深慕他的乡先贤，明朝的韩雍。他平时喜欢谈兵，经常与亲兵在一起练洋枪打靶，颇有“准头”，沾沾自喜，所以到了这个地方，斜阳影里凭吊古迹，策马高岗，揽辔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又跟潘祖荫同好，而河南出土的周秦古器甚多，打靶之暇，摩抄碑版金石，颇得意于他自己的那副儒将派头，因而一时也不想求什么升迁。
对俄的纠纷一起，象他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沉默，他跟张之洞意气相投，平时常有书信往来，这时候自是洋洋洒洒，大谈筹边之计。其时由于左侯在西陲的武功所激发，做学问正流行研究西北地理，吴大澂的同乡，也是他同治七年戊辰这一科的状元洪钧，就是专门搞这一套的。吴大澂亦颇有所知，因而论到西北、东北的山川形势，头头是道。张之洞灵机一动，认为吴大澂应可以有一番作为。
他是想到就做的脾气，当时便检出吴大澂最近写来的两通长函，送给李鸿藻去看，要求李鸿藻保荐吴大澂带兵筹边。
慈禧太后此时已经打定主意，跟俄国能善罢甘休，还则罢了，不然就得开仗。所以每天催恭王筹划边防，整顿战备，一等有了成议，下诏求贤，自是当务之急，宿将鲍超，决定起用，连充了军的陈国瑞亦打算赦他回来效力。见此情形，李鸿藻觉得保荐吴大澂，正是人臣事君应有之义，因而一口答应了张之洞的要求。
话虽如此，也不能贸然举荐。李鸿藻虽然名心稍重，但为人诚恳，他觉得保举人才，虽是大臣的报国之道，但亦须为被保举的人，谋一个能够发挥所长，将帅和协的善地，才算尽了提携的责任。
经过与张之洞的一番筹议，李鸿藻为吴大澂找到了一个人地相宜的差使，只待正月十七的会议过后，就可进行。
正月十七在内阁的会议，要议的是两件大事。一件是崇厚的罪名，刑部司官已经过细心推求，拟了一个奏稿作为会议的根据。说他“违训越权”是句笼统的话，到底如何“越权”，如何“违训”？不能不在大清律例上求得一个适当的比附。看来看去有一条“增减制书律”可以比照，对外国的条约，须奏奉钦定，即与“制敕”无异。“增减制书”的行为，自有已行、未行的区别，虽然条约未奉批准，但已画押用印，就是“已行”，而“增减制书已行”者，是斩监候的罪。
看了刑部司官所作的判决，无人提到异议，议罪一事，就算定谳。另一件事是总理衙门所上的一个折子，事宜是“筹备边防事宜”，一共八条，洋洋数千言之多，范围太广，无从议起，而且看一遍就得花好些时间，也没有那么多工夫来细心研究，纷纷画押，草草成议，由内阁具奏，听候圣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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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慈禧太后来说，这个会议筹备边防事宜的奏折，光是看一遍，就是很沉重的负担，因为她从开年以来，精神一直不好，过分劳累和忧急，加上饮食失调，伤了脾胃，以致夜不成寐，并有盗汗，但不能不强打精神，力疾从公。
内阁的复奏是由李莲英坐在她身边的小凳子上，念给她听的。兹事体大，未跟军机当面商谈以前，无法作任何决定，能决定的是崇厚的罪名，不过也得跟慈安太后商量一下。
将“东佛爷”请到长春宫，慈禧太后为她解释，刑部按律定罪，只要是这个罪名，便是“斩监候”，没有宽减的可能。
“崇厚当然糊涂该死。不过既说按律定罪，到底是已行、未行，得要辨一辨清楚。”慈安太后问道：“不是说，条约得要批准了才能算数？那就不是“已行”。你说是不是呢？”
“不是！”慈禧太后的肝火很旺，所以声音僵直，竟是一个钉子碰了回去，“如果是‘未行’，就不会有眼前这么大的麻烦！‘斩监候’还是便宜他的，且莫说雍正、乾隆年间，只怕先帝在日，他都逃不掉‘斩立决’的罪。”
慈安太后默然。过了一会便站起身来，说一声：“传轿！”
连慈禧太后的病情都未问，就回自己宫里去了。
象这样怫然而去的情形，是极少有的，慈禧太后自也不免失悔。
然而那只是出自良知的刹那间事，一转眼看到厚厚的一叠奏折，不由得便把这两三个月来，操劳国事所感到的种种焦急、气愤、忧愁、深夜不寐、彷徨无计的苦楚，都想了起来，觉得自己就算言语失检，慈安太后也应该体谅，何苦如此认真？她不体谅有病的人肝火旺，莫非有病的人，例该受委屈？
这样转着念头，便觉得胸膈之间象有个痞块往来冲突，五中焦躁，怎么样也咽不下那口怨气。
“哼！”她冷笑着，“居然给脸子我看！”
听语气不象自言自语，李莲英便需答话，他趴下来磕一个头：“奴才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什么话？”慈禧太后警告似地说：“你可别也来气我！”
“不怪主子生气，奴才也不服。不过，话说回来，谁也没法儿替主子分劳分忧，国家大事，全靠主子操心，千不念，万不念，只念着天下少不得主子。”李莲英又磕一个头：“奴才嘴笨，实在不知道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