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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生涯，境况艰苦，打渔以外，不能不另谋副业，好在船是现成的，不妨兼做载客的买卖。严子陵钓台所在地的“九里泷”一带，风光胜绝，骚人墨客，寻幽探胜，自然要讲舒服，所以“江山船”也跟无锡的“灯船”，广州的“紫洞艇”一样，极其讲究饮馔。久而久之，又成了珠江的“花艇”，别有一番旖旎风光。
江山船上的船娘，都是天足，一天两遍洗船，自然不宜着袜，跟男子一样，穿的是浅口蒲鞋，但制作特别讲究，鞋头绣花，所以浙江人称这些船娘，叫做“花蒲鞋头”。
宝廷是旗人，喜欢天足女子，所以一上了江山船便中意。那只船的“花蒲鞋头”名叫珠儿，有旗下大妨娘的婀娜，兼具江南女儿水样的温柔，宝廷色授魂与，将量才的贽敬，作为藏娇的资斧，量珠聘了珠儿。只是这桩韵事，既玷官常，亦干禁例，所以跟船家约好，他自己由旱路进京，船家自水路送珠儿北上到通州，再由他出京来接。结果人船俱杳，是根本不曾北上，还是中道变计，化为黄鹤，根本无法究诘。更无法报官，算是吃个极大的哑巴亏。
这一年典试福建，闱中极其得意，解元郑孝胥的诗笔，更为他所激赏。带着门生的诗卷，取道浙江，由蒲城到衢州，归浙江的地方官办差，坐的自然是江山船，便遇见了这个长身玉立，有几点白麻子的檀香，纳之为妾。
由于上一次的教训，宝廷这一次学得乖了，江山船到了杭州，另外换船循运河北上，带着新宠一路同行。不过也不便明目张胆地同舟共宿，变通的办法是，自己坐一号官船，另外备一条较小的船安置檀香。一大一小两条船，衔尾而行，到了海宁地方遇上了麻烦。
麻烦是派在小船上照料的宝廷的听差自己找的，办差的驿丞不知道这条小船也算“官船”，不加理睬。那听差仗着主人的势，大打官腔，彼此起了冲突。等宝廷出来喝阻时，驿丞已经吃了亏回衙门申诉去了。
海宁知州是个“强项令”，闻报大怒，料知宝廷自己不敢出面来求情，便下令扣留小船。说主考回京复命，决无中途买妾之理，冒充官眷，须当法办。
这一下宝廷慌了手脚。他也知道平日得罪的人多，倘或一闹开来，浙江巡抚据实参劾，丢官还丢面子。倒不如上奏自劾，还不失为光明磊落。
打定了主意，上岸拜客，见了知州，坦率陈述，自道无状。海宁知州想不到他会来这么一手。到底是现任的二品大员，不能不卖面子，不但放行，还补送了一份贺礼。
宝廷倒也言而有信，第二天就在海宁拜折，共是一折两片，条陈福建船政，附片保举福建乡试落第的生员两名，说他们精通算学，请召试录用。这都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另外一个附片，才是主旨所在。
附片自劾，亦须找个理由，他是这样陈述：“钱塘江有九姓渔船，始自明代。奴才典闽试妇，坐江山船，舟人有女，年已十八。奴才已故兄弟五人，皆无嗣，奴才仅有二子，不敷分继，遂买为妾。”又说：“奴才以直言事朝廷，层蒙恩眷，他人有罪则言之，己有罪，则不言，何以为直？”
象这样自劾的情事，慈禧太后前后两度垂帘，听政二十年还是第一遭遇见，召见军机，垂问究竟，没有人敢替宝廷说话。李鸿藻痛心他为清流丢脸之余，为了整饬官常，更主张严办，因此交部议处的逾旨一下，吏部由李鸿藻一手主持，拟了革职的处分。
这是光绪九年正月里的一桩大新闻，其事甚奇，加以出诸清流，益发喧腾人口。当然，见仁见智，观感不一，有人说他名士风流，也有人说他儇薄无行。已中了进士的李慈铭，除去张之洞以外，与李鸿藻一系的人，素来气味不投，便斥之为“不学”，而且做了一首诗，大为讥嘲，用的是“麻”韵：
“昔年浙水载空花，又见船娘上使槎。宗室一家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义女弹乌柏，惯逐京倡吃白茶。为报朝廷除属籍，侍郎今已婿渔家。”
这首诗中第二联的上句，用的是弹劾贺寿慈的故事，下句是说宝廷在京里就喜欢作狎邪游。这是“欲加之罪”，宝廷处之泰然，但檀香却大哭了一场。说起来是为了“江山九姓美人麻”的一个“麻”字，唐突了美人，其实别有委屈。宝廷虽一直是名翰林，但守着他那清流的气节，轻易不受馈遗，所以也是穷翰林。不善治生而又诗酒风流，欠下了一身的债。债主子原以为他这一次放了福建主考，是文风颇盛而又算富庶的地方，归京复命，必定满载而归。谁知道所收贽敬，一半作了聘金，一半为檀香脂粉之需，花得光光。
如果宝廷还是侍郎，倒也还可以缓一缓，不道风流罪过，竟致丢官，债主子如何不急？日日登门索债，敲台拍凳，口出恶言。檀香见此光景，不知后路茫茫，如何了局，自然是日夕以泪洗面了。
宝廷却洒脱得很，虽革了职，顶着“宗室”这个衔头，内务府按月有钱粮可关，本旗有公众房屋可住，便带着两个儿子，携着“新宠”迁往西山“归旗”。山中岁月，清闲无比，每日寻诗觅句，他那部题名《宗室一家草》的诗稿，亦经常有人来借阅，最令人感兴味的，自然是那首《江山船曲》：
“乘槎归指浙江路，恰向个人船上住。铁石心肠宋广平，可怜手把梅花赋；枝头梅子岂无媒？不语诙谐有主裁。已将多士收珊网，可惜中途不玉壶。”
但最后自道：“那惜微名登白简，故留韵事记红裙”，又说：“本来钟鼎若浮云，未必裙钗皆祸水”。隐然有“祸兮福所倚”之意，就大可玩味了。
于是有人参悟出其中的深意，认为宝廷是“自污”。清流已如明末的“东林”，涉于意气，到处树敌，而且搏击不留余地，结怨既多且深，祸在不远，所以见机而作，仿佛唐伯虎佯狂避世似的，及早脱出是非的漩涡，免得大风浪一来，惨遭灭顶。此所以“故留”韵事，“不惜”微名，而裙钗亦“未必”都是“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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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大正月里又一件为人引作谈助的“怪事”是，军机忌满六人的传说，“不可不信”。有人指出：从同治以来，军机两满两汉，加上恭王，一直是五个人。光绪二年三月，景廉入值，不久就出事：文祥病殁。光绪五年年底，李鸿藻丁忧服满，即将复起，预定仍旧入值军机，等于又是六个人，而除夕那天，沈桂芬突然下世。以后左宗棠进军机，幸亏不久就外放到两江，得以无事。年前王文韶罢官，翁同和、潘祖荫翩入枢廷，当时便有人担心要出事。果不其然，潘祖荫迎养在京的老父潘曾绶，好端端地忽然一病不起，潘祖荫只当了三十多天的军机大臣。
这一下，刑部尚书的底缺，亦得开掉。汉侍郎之中，没有资望恩眷都可以升为尚书的人，而慈禧太后很想用彭玉麟作兵部尚书，因而将张之万调到刑部，新补兵部尚书彭玉麟未到任前，派户部尚书阎敬铭兼署。
潘祖荫闭门“读礼”，自然也要思过。回想任内两件大案，一件云南报销案，倒是每一步都站得住，另一件王树汶的冤狱，就不同了。从头想起，先办得不错，中途走了歧路，几乎铸成大错。
这一案的变化，起于涂宗瀛的调任湖南巡抚，河南巡抚由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继任。任恺跟李鹤年的关系很深，便抓住机会，想靠巡抚的支援，维持原案。李鹤年本来倒也没有什么成见，只因河南的京官，为这一案不平，议论不免过分，指责他偏袒任恺，反激出李鹤年的意气，真的偏袒任恺了。
但是王树汶不是胡体安，已是通国皆知之事，这一案要想维持原谳，很不容易。因此、任恺为了卸责，又造作一番理由，说王树汶虽非胡体安，但接赃把风，亦是从犯。依大清律：强盗不分首从，都是立斩的罪名，所以原来审问的官吏，都没有过失。
一件冒名顶替、诬良为盗的大案，移花接木，避重就轻，变成只问王树汶该不该判死罪？正犯何在，何以误王为胡？都摆在一边不问，言官大为不满，纷纷上奏抗争。于是朝命新任河东河道总督梅启照复审。
梅启照衰病侵寻，预备辞官告老了，当然不愿意再得罪人，而且所派审问的属员，亦都是李鹤年在河督任内的旧人，因而复审结果，维持原案。复奏发交刑部，秋审处总办赵舒翘认为前后招供，疑窦极多，建议由刑部提审。奉到上谕：“即着李鹤年将全案人证卷宗，派员妥速解京，交刑部悉心研鞠，务期水落石出，毋稍枉纵。”
这一下李鹤年和梅启照都不免着慌。杨乃武一案是前车之鉴，浙江巡抚杨昌浚和奉派复审的学政胡瑞澜，所得的严谴，他们当然不会忘记。于是商量决定，特为委托一个候补道，进京游说。此人是潘祖荫的得意门生，居然说动了老师，维持原谳。
但赵舒翘不肯，以去留力争，公然表示：赵某一天不离秋审处，此案一天不可动。潘祖荫劝说再三，毫无用处，而就在这相持不下之际，潘祖荫报了丁忧。
办完丧事，预备扶柩回苏州安葬，此去要两年以后才能回京，在京多年的未了之事，要作个结束。细细思量，只有这一案耿耿于怀，因而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张之万，坦然引咎，说为门下士所误，赵舒翘审理此案，毫无错误，请张之万格外支持。
就为了有这样一封信，赵舒翘才能不受干扰，尽心推问，全案在二月底审问确实，王树汶得以不死，而承审的官员，几于无不获罪。镇平知县马翥革职充军，李鹤年和梅启照“以特旨交审要案，于王树汶冤抑不能平反，徒以回获属员处分，蒙混奏结。迨提京讯问，李鹤年复以毫无根据之词，晓晓置辩，始终固执，实属有负委任，均着即行革职。”
冤狱虽平，但这一案并不如杨乃武那一案来得轰动，因为一则案内没有小白菜那样的风流人物，再则云南报销案峰回路转，又是一番境界了。
被革了职的潘英章，由云南的督抚，派人解送进京，一到就被收押，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但一关好几天，并未提堂审问。这因为张之万不如潘祖荫那样有魄力。期望分担责任的人，越多越好，要求加派大员查办。军机处问了惇王的意思，奏请加派户部尚书阎敬铭，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会同办理，因而耽误了下来。
当然，审问潘英章，并不需他们亲自到堂，各派亲信司官，连同赵舒翘，一共是五个人会审。
“潘英章！”赵舒翘问道：“你跟崔尊彝等人，是何关系，先说一说。我可告诉你，你是革了职的，不说实话，就会自讨苦吃。”
在用刑的威胁之下，潘英章非常知趣，“我一定说实话。崔尊彝是云南善后局总办，同官一省，向来交好，周瑞清是世交。”他说，“龙继栋原是我当知县的时候的幕友，知县交代，亏空了一笔公款，是龙继栋拿他的住屋借了给我抵债的。”
“李郁华呢？”
“李郁华到云南做过考官，因为是同乡，彼此有过往来。”
“你跟崔尊彝是怎么起意，进京来游说云南报销案的？”
“崔尊彝为报销案很着急，急于了结以后，预备辞官回家。去年我补了永昌府，奉旨进京引见，崔尊彝亦要进京，当时便托我替他帮忙，找周瑞清托户部司员代办，较为省事。这完全是因为怕户部书办有意刁难的缘故。”
问到这里，赵舒翘先看一看由顺天祥、百川通两家查出来的帐目，记明崔尊彝由云南汇到京里的银子是十八万五千两，另外借用顺天祥两万八千两，总数二十一万三千两。这笔巨款的来路去向，一直不明，此刻弄清楚了潘英章的人事关系，便得从这里入手，查问究竟，案情就容易清楚了。
于是他问：“汇到顺天祥的银两总数，你知道不知道？”
“当然知道，共计十八万五千两，公款只有十万七千六百两… 。”
这笔公款是预备办报销津贴部里用的，此外有崔尊彝、潘英章私人的款子，以及代云南官员汇到京里的私款，总计十八万五千两。编列三个字号：福、恒、裕。如果是公款开支，便用“福记”名下的存款，而这个户头，最初只支用了五万两。
“到京以后，我就找周瑞清谈报销的事，周瑞清不愿意管，再三恳求，他才答应… 。”潘英章仿佛有些碍口似的，停了下来。
“答应了怎么样？”
潘英章想了一会，终于老实招供，“周瑞清到户部去打听，这个案子归云南司主稿孙家穆承办。正好龙继栋跟孙家穆同司，所以托他跟孙家穆去商量，讲定津贴八万两，先付五万。
后来在周家付了孙家穆四万五，余款… 。”
“慢点！”会审的沈家本打断他的话问：“说定五万，怎么又变了四万五？”
“是这样的，”潘英章很吃力地说，“我请周瑞清扣下五千两，等到兵、工两部议准，手续都清楚了以后再付。”
“那么，其余的三万两呢？”
“其余三万两，等崔尊彝到京，结案以后自己付。”
“既然这样，扣下五千两在情理上就不通了。如果你认为孙家穆没有办妥，兵、工两部未曾议准，可以扣住那三万两不给，为什么先扣五千两？”沈家本问道，“你想想看，是不是情理不通？”
他问得含蓄，赵舒翘却是直揭其隐，“这五千两，”他问，“是不是给周瑞清的酬劳？”
潘英章早就在路上便接到警告了，千万不能牵涉到周瑞清跟他以上的人物，所以用斩钉截铁的声音答道：“决不是！”
“然则所为何来？好了，这话暂且也不问你。”赵舒翘说：
“你再往下讲。”
“到后来我就不大问到这件事了，一来要忙着引见，二来，水土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