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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回奏的措词，却须谨慎，既不宜隐瞒真相，也不宜添枝加叶，免得激怒了慈禧太后。有此理解，说话就慢了，“总怨这场火不巧！”他说，“人心本来就有点儿浮动，这场火一起，好象更有话说了。”
“说什么？”慈禧太后问：“说我不该在颐和园装电灯，西苑不该修铁路？”
“西苑修铁路，他们倒不敢管，天津到通州的铁路，都说不该修。”李莲英说，“有句话，怕老佛爷听了生气，奴才不敢说。”
“不要紧，你说好了！”
“说这场火是，是天怒。”
慈禧太后明白，这是半句话，原来那句话，必是由人怨激起天怒，太和门之灾，是天意示警。这句话听来当然刺耳，可是也无须生气。
“还有呢？”
“还有……，”李莲英觉得有句话瞒不得，“说是这两年花费太多了。”
慈禧太后默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修三海、修颐和园、大婚，再加上兴办海军，花费是忒多了一些，如今重修太和门，又得几十万银子，看来非得收敛不可了。
不过，可怪的是李莲英居然也这样说，虽是转述他人的话，却不妨看作他自己亦有此想法。这倒不能不问一问：“你说呢？是不是多了一点儿？”
李莲英原是一种试探。两大工程，加上总司大婚传办事件这个差使，他也“搂”得很不少了。盈满之惧，时刻萦心，此时特地要试探慈禧太后的意思，果然有收敛之想，也是惜福之道。只不防她有此反问，倒觉得难以回答。
这时候不容他犹豫，更不能惹恼慈禧太后，唯有先作违心之论，“其实也不能算多。”他说，“只为几件大事搁在一起办，就显得花的钱多了。”
这两句话在慈禧太后觉得很实在，“说得不错。”她毫不考虑地表示，“先缓一缓吧！等缓过气来再说。”
“是！”李莲英答道：“老佛爷圣明。”
“你说给立山，看颐和园未完的工程，有什么可以暂缓的？让他写个说帖来我看。”慈禧太后又问：“皇帝呢？你听他说了什么没有？”
皇帝只说过一句话。“早就知道要出事！”此外便只是两副面孔，在慈禧太后面前，勉强装出豁达的神情，背转身立刻就是阴沉抑郁的脸色，而且不断地吁气，仿佛撑胸塞腹，有数不清、理不完的积郁似的。
那另一副面孔，慈禧太后看不到，而李莲英是看得到的。可是，他不敢告诉慈禧太后，并且还严厉告诫他所管得到的太监，包括“二总管”崔玉贵在内，不准到“老佛爷”面前搬弄口舌，否则重责不饶。因为他看得很清楚，宫中从“东佛爷”暴崩以后，便是“西佛爷”唯我独尊的局面。维持这个局面最要紧的一件事，便是安静。倘或无事生非，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搞得鸡犬不宁，那不仅是极傻之事，简直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就因为他是持着这样的想法，所以也跟荣寿公主一样，无形中处处卫护着皇帝，这时当然不肯说实话。但如说皇帝一无表示，慈禧太后也未必会信。皇帝亲政在即，每天批阅章奏，要拿出办法来禀命而行，然则对当前这一连串拂逆，岂能默无一言？
李莲英只有拣能说的说。能说的是国家政事，不能说的是慈禧太后的为了她自己享乐的一切作为，秉持此一宗旨，他这样答说：“万岁爷仿佛对修天津到通州的铁路，不以为然。”
“喔，”慈禧太后很注意地，“他怎么说？”
“奴才也不十分清楚。看意思是觉得北洋衙门管的事儿太多。”
“修铁路是七爷上的折子。”
慈禧太后这话的意思，一下子不容易明白。李莲英听到“七爷”跟“万岁爷”连在一起的事，总是特别小心，想了一下答道：“万岁爷只听老佛爷的话，七爷上折子，也得看他说得对不对？说得不对，万岁爷不一样儿的驳回吗？”
慈禧太后不即答言，脸上却是欣慰的神情，好半天，才点点头说：“他能这么想，心里总算明白。往后有他的好处。”
※ ※ ※
慈禧太后意料中的事，果然发生了。言路上接二连三有折子，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户科给事中洪良品，都有极其率直的奏谏。此外翰林与上书院的师傅，亦都说了话，而且除津通铁路以外，也隐隐然提到兴修颐和园的不足为训。这些折子先由皇帝阅看，看一个，赞一个，然而在慈禧太后面前，他却噤若寒蝉，什么话也不敢说。
慈禧太后也知众怒难犯。好在心里已早有打算，召见军机，接连颁了两道懿旨，一道是就太和门灾，有所晓谕，她承认这是天意示警，应该“寅畏天威”，而在深宫修省以外，也勉励“大小臣工，精白一心”。
另一道懿旨，是根据立山的说帖，决定颐和园的工程，缩减范围，除了正路及佛殿以外，其余的一切，全部停工。当然，正路及佛殿这两个主要部分的工程，究有多大的范围，并未明言。
这两道上谕，是慈禧太后为自己稳一稳脚步，却不能弥补清议对醇王和李鸿章的不满。只是抗章搏击，也还有分寸，不过看起来对事不对人，其实是既对事亦对人，因而醇王的精神又坏了。
皇帝也觉得修津通铁路一事，不能只是将原折交议，迹近拖延，所以悄悄向翁同龢问计。
“师傅，”他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如今该有个决断，自然是以公意为断。可是公意又在那里？老百姓的话，从那里去听？”
“民间疾苦，不易上闻。”翁同龢答道，“臣亦只是听闻而已。”
“你听到些什么？”
“传言津通百姓，呈诉通永道衙门者，不下二三百起，该管衙门不理。向总督衙门申诉，因为是奏定办理的案子，不肯据情入告。据说百姓都含泪而去。”
“岂有此理！只怕李鸿章也不知道这些情形，是他下面的人瞒着他。不然，李鸿章也不能置之不理。”
皇帝太天真了，竟当李鸿章是汤斌、于成龙之流的好督抚。翁同龢不便直言，然而也不能附和，唯有保持沉默。
“怎么？”皇帝醒悟了，“李鸿章是知道的？”
“李鸿章不是懒于理政的人。”
这句话就尽在不言中，皇帝黯然摇头，然后又问：“你知道不知道，百姓的诉状中是怎么说？”
“无非庐舍坟墓，迁徙为难。子孙见祖父的朽骨，岂有不伤心之理？就算公家给价，其心亦必不甘。”翁同龢又说：
“有人引用圣祖仁皇帝的上谕… 。”
一提到康熙，皇帝赶紧起身，翁同龢自然站起得更快，“那时的上谕怎么说？”皇帝问。
“容臣检来呈阅。”
检来一本《十朝圣谕》，翻开康熙一朝，有关河工的谕旨，其中有一条是：“所立标竿多有在坟上者，若依所立标竿开河，不独坏民田庐，甚至毁民坟冢。朕惟恐一夫不获其所，时存己饥己溺之心，何忍发此无数枯骨？”
“圣祖之为圣，仁皇帝之为仁，即此可知！”翁同龢忽然激动了，“转眼就是归政大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风议之辞，近郊有怨咨之口，诚恐有累圣德，更恐埋没皇太后多少年操持的苦心，实在不妥。”
“师傅，”皇帝立即接口，“你何不也上一个折子？”
翁同龢这下才发觉“言多必失”，惹出麻烦来了。可是此时此地，不容他退缩，只能答应：“是！臣想跟毓庆宫行走诸臣，联衔上奏。”
“好！你快办去吧。”
翁同龢下了书房，立刻草拟奏稿。以他的见识、文采，象这样的奏折，原可一挥而就，结果费了一个下午才能脱稿，因为顾虑太多，不能不仔细推敲。
当天便将毓庆宫行走的另外两位大臣请了来，一个是兵部侍郎，也是状元出身的孙家鼐；另外一个是吏部侍郎松溎，他是正蓝旗人，进士出身，但教皇帝读“清文”，在毓庆宫的身分就差了，只是所谓“谙达”。向来师傅们有什么公折，谙达是不列衔的，翁同龢为了壮声势，所以将他亦算上一个。
折柬相邀，专车奉迓，孙、松二人一到，翁同龢拿出折底来“请教”。看上面写的是：
“查泰西之法，电线与铁路相为表里，电线既行，铁路势必可举办，然此法试行于边地，而不适行于腹地。边地有运兴之利，无扰民之害。腹地则坏田庐、平坟墓，民间哗然。未收其利，先见其害矣。
今闻由天津至通州拟开铁路一道。查天津距通州二百余里，其中庐舍相望，桑麻被野，水路则操舟者数万人，陆路则驱车者数百辈，以及村酤、旅店、负贩为活者更不知凡几？
铁路一开，本业损失，其不流而为盗者几希！
近来外间议论，无不以此事为可虑。臣等伏思皇太后、皇上勤恤民隐，无微不至。偶遇四方水旱，发帑赈济，唯恐一夫之失所，岂有咫尺畿疆，而肯使小民穷而无告乎？况明春恭逢归政盛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风议之辞，近郊有怨咨之口，似非所以光昭圣治，慰安元元也。
夫稽疑以卜，众论为先，为政以顺民心为要。津通铁路，宜暂缓办，俟边远通行，民间习见，然后斟酌形势，徐议及此，庶事有序，而患不生。”
松溎先看，看完递给孙家鼐，等他亦看完了，方始征询意见：“如何？”
“比上斋诸公的公折，缓和得多了。”
“不但语气缓和，持论亦平正通达。我谨附骥尾。”
松溎说完，提笔在后面署了名，孙家鼐亦然如此。这在翁同龢自是一大安慰，也有些得意，觉得推敲的苦心，毕竟没有白费。
处理了自己的事，要问问旁人的态度，“上斋诸公的公折，怎么说法？”他问。
“上斋”就是上书房的简称。在上书房行走，亦称为“师傅”，但因为教皇子而非皇帝，所以地位、恩遇，都不及皇帝的“师傅”。但上书房的人多，加以是协办大学士恩承与吏部尚书徐桐任“总师傅”，在这两位卫道之士支持之下，上书房的公折，措词就严峻得多了，语气中明攻李鸿章，暗责醇王。恩承和徐桐虽以地位与翰林悬殊，不便列名上折，却以私人身分写了信给醇王。当然，词气恭顺而论事激切，使得醇王大为不悦。
翁同龢是醇王很看重的人，平时礼遇甚周，就仿佛汉人书香世家敬重西席那样。因此，对于醇王在病中遭遇这种为清议所不容的拂逆之事，他自然觉得难过，同时也有许多感慨和惋惜。
“醇邸完全是替人受过。”翁同龢还有许多话，到喉又止，只付之喟然长叹。
孙家鼐了解他的意思，却不肯接口，松溎的性子比较直，立即说道：“替人受过，也要看值不值？替李鸿章受过不值，替皇太后受过就值得。”
修三海，修颐和园，昆明湖设小火轮，装设电灯，以及紫光阁畔建造铁路，凡此为清议所痛心疾首的花样，说到头来都怪在醇王头上。不是说他‘逢君之恶”，而是本乎春秋贤者之意，认为他不能据理力谏，未免过于软弱。就这一点上，恭王与他的贤愚便极分明，这几乎已成定评。
然而翁同龢却比较能体谅醇王的苦衷，“醇邸的处境甚难。”他说，“要避擅专的嫌疑，就不能不唯命是从，千错万错……，唉！”他又不肯说下去了。
“千错万错，错在不甘寂寞。”松溎说得很率直，“如果不是他静极思动，就不会有恭王被逐，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
到今天，安富尊荣，优游岁月，何来如许烦恼？”
话说得太深了，翁同龢与孙家鼐都不肯再往下谈。做主人的置酒款客，取出珍藏的书画碑帖来展玩品评，而松溎对此道的兴致不高，所以谈来谈去又谈到时事了。
几杯佳酿下肚，松溎趁着酒兴，越发放言无忌，“今上的福分，恐还不如穆宗。”他说，“就拿立后来说，当年穆宗远离中宫，是有激使然，加以宫闱中有‘大力’干预，以致有后来的弥天巨祸。然而穆宗与嘉顺皇后之间，相敬如宾，琴瑟调谐，至少也是一种福分。今上呢，方家园的皇后，未曾入宫，只怕就注定了是怨偶… 。”
“寿泉！”翁同龢唤着他的别号，打断他的话说：“酒多了。”
“我不是醉话，是实话。外面有人说，皇后的福分，也只怕有限。试看，册立未几，有太和门的奇灾，这就象民间新妇妨夫家那样，不是好征兆。”
“偶然之事，无须穿凿。寿泉，来，来，请！这松花江的白鱼，来之不易，别辜负了口福。”
孙家鼐乱以他语，松溎却越说越起劲：“今上实在是天下第一苦人，五伦之中，仅剩得一伦，你想，可怜不可怜？”
“仅剩得一伦！”翁同龢不由得要问，“是那一伦？”
“就那一伦，也还得看将来。”松槻说道，“‘父子’一伦，在皇上最苦，这不用说；虽有‘兄弟’，并无手足之亲，这一伦虽有似无；做皇帝的没有‘朋友’，更何须说；‘夫妇’一伦，眼看也是有名无实的了。”
话是有些过甚其词，但大致与实情不差，尤其是父子一伦，在皇帝是隐痛。所以翁、孙二人，默然无言，静听松溎再往下谈。
“今上只剩下君臣一伦了。五伦的君臣，原非为君立论，圣人垂教，重在勉事君者以谨守臣道。为人臣者，能得君之专，言听计从，如昭烈帝之与武侯，所谓如鱼得水，亦是人生难得的际遇，即使其他四伦不足，“亦可以稍得弥补。”松溎略停一下又说：“我在想，今上实在是虽君亦臣，慈禧太后虽母亦父，母子实同君臣。归政以后，而慈禧太后果然能完全放手，以万寿山色、昆明湖光自娱，优游颐养不顾政务，那么今上的君臣一伦，总算是占到了。然而，今日之下，亦还言之过早。”
这段话说得很深，翁同龢与孙家鼐，都在心里佩服，只是表面上却不能承认他所析之理。而翁同龢又有进一步但相反的看法。
“君则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