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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康熙二十二年春天，李方远到一个姓路的朋友家去赴宴，同座有位客人，生得仪表堂堂，吐属文雅，很令人注目。主人介绍此人说：“姓张，号潜斋，是浙江的名士。学问渊博，写作兼优，而且精于音律，下得一手好棋，如今是本地张家的西席。”
张潜斋人很谦虚，一桌的人都应酬到，但对李方远格外亲热，殷殷接谈，颇有一见倾心的模样。李方远亦觉得此人不俗，是个可交的朋友。
过了两天，张潜斋登门拜访，送了一把他手写的诗扇，果然写作兼优。就此正式订交，常有笔墨文字的应酬。这样过了半年有余，一天张潜斋跟他说：“我要回南边去一趟，大概两个月就可以回来，特来辞行，还有一件事奉托。家有数口，柴米由东家供给，不过每个月要一千铜钱买菜，不能不乞援于知己。”
“那是小事，”李方远答说：“请放心，我按月致送到府就是。”
原说两月即回，结果去了半年犹未归来。李方远因为会试进京，动身之前关照家人，仍旧按月接济张家。等他春闱及第归来，张潜斋已经携眷回南。如是不通音问有十年之久。
康熙三十五年，御驾亲征噶尔丹，李方远在大军所经的饶阳当知县，奉委兼署平山。军需调发，日以继夜，忙得不可开交，而张潜斋翩然来访。李方远连跟他叙一叙契阔的工夫都没有，送了一笔程仪，匆匆作别。
这一别又是十年。在康熙四十五年冬天，李方远已经辞官回里，张潜斋又来相访。这次带来两个儿子，一个老大，一个老四。直道来意，说是江南连年水灾，米贵如金，不得已到山东来投奔知交，希望李方远替他谋一个“馆地”。
所谓“馆地”，不是做幕友，便是教书，这都是隔年下“关书”聘定的，年近岁逼，来谋馆地，岂非太晚？李方远想了一下，留他教几个童蒙的孙子。从此，张潜斋成了李家的西席。
李家的孙子读《三字经》、《千字文》，所以张潜斋的儿子，亦可代父为师。而张潜斋本人，则经常去看他以前的那个姓张的学生，每去总在十天左右。一次，李方远问他，何不在张家多住些日子，张潜斋答说：“师弟之间，拘束很多，不便谈笑，不如在府上自由自在。”李方远听他这话，越觉亲密。只是总觉得张潜斋的行迹不免神秘，而眉宇之间，别有隐忧，几次想问，苦无机会，也就不去理他了。
第三年的初夏，午后无事，李方远与张潜斋正在书房里对局，棋下到一半，家人慌慌张排地来报：县官带了无数的兵，将宅子团团围住，不知何事？
一听这话，张潜斋神色大变；李方远还来不及询问究竟，官兵差役已一拥而进，拿铁链子一抖，套上脖子，拉了就走。
被捕的是李方远及张潜斋父子，一共四个人。
李方远茫然不明究竟，亦问不出丝毫真相，只知事态严重。因为县官亦只是奉命拿人，抓到以后，问都不问，连夜起解，送到省城。这就表示，这件案子唯有臬司或者巡抚能问。
问的果然是山东巡抚叫赵世显，两旁陪审的是藩、臬两司。除此以外，再无别人。先将李方远带到后堂，等差役退去，赵世显才问：“你是做过饶阳知县，号叫方远的李朋来？”
“是。”
“你既然读书做官，应该知道法理，为什么窝藏朱某，图谋不轨？”
李方远大骇，“我家只知道读书，”他说，“连门外之事都不与闻，那里窝藏着什么姓朱的？”
“你家的教书先生是什么人？”
“他叫张用观，号潜斋，南方人。二十年前在张家教书认识的。前年十二月里来投我家，教我几个孙子读书。如此而已！不知道有什么姓朱的。”
“此人在南方姓王，山东姓张。你不知道？”
“不知道！”李方远重重地说，“丝毫不知。”
于是带上张潜斋来，赵世显问道：“你是什么人？”
“我是先朝的皇四子，名叫慈焕，原封永王。事到如今，不能不说实话了。”
“你何以会在浙江住家落籍？”
“这，说来话长了！”
据朱慈焕自己说，李自成破京之日，思宗先将他交付一个王姓太监，王太监卖主，拿他献给李自成，李自成交付一个“杜将军”看管。及至吴三桂请清兵，山海关上一片石一仗，李自成溃不成军，各自逃散，有个“毛将军”将他带到河南，弃马买牛，下乡种田，有一年多的工夫。其时朱慈焕是十三岁。
尽管凌兆熊与孙一振，稽考史事，互相印证，谈得相当起劲，而郭缙生却不感兴趣，他关心的是眼前的案子，“老夫子，”他问，“谈了半天与目前这桩疑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一问，将凌兆熊的思绪，亦由一百九十年前拉了回来。
“是啊！”他说，“老夫子讲这两个故事的意思，莫非是说真慧寺中的那位神秘人物，可能亦大有来历？”
孙一振点点头，答了一句成语：“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慢来，慢来！”郭缙生急着有话说，“我也疑心是有来头的人物。不过，细想一想，不是！王公亲贵，不准私自出京，果然私自出京，请问又为的是什么？如今不是雍正年间。”
“也不见得是王公。”
“不是王公，难道还是皇帝？”
孙一振不答，亦无表情，凌兆熊却大吃一惊！“不会吧？”
他张口结舌地说，“有这样的事，那就太不可思议了！”
“东翁，我亦并无成见。不过，此事是东翁祸福关头，切不可掉以轻心。这年把以来，常有传说，皇上几次从瀛台逃了出来，又被截了回去；又说，有个英国人李提摩太，跟康有为、梁启超师弟有联络，打算借使馆庇护，将皇上接到南方来另立朝廷；又说，北道上赫赫有名的大刀王五，受谭嗣同的重托，要救皇上。”孙一振略停一下又说，“道听途说之事或者不足信，不过中西报章的记事，都说皇上明妹没有病，偏偏宫里每天宣布药方。这种怪事，又怎么解释？”
“是，是！老夫子分析得很透彻，看起来倒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这倒也不是这个意思。总而言之，不论真假，都要设法弄得清清楚楚，如果证明是假冒，处置得当，东翁过班升知府，是指顾间事。”孙一振又说，“我刚才谈过的乾隆伪皇孙案，此人充军到了伊犁，居然又大事招摇，那时松文清当伊犁将军，手腕明快，抓了来先斩后奏，因此受知于仁宗，没有几年就入阁拜相了。东翁亦该放些魄力出来，果然能证明此人心怀不轨，置之于狱，亦就象当年丁文诚杀安德海一样，既享大名，又蒙大利。”
这一番话，说得凌兆熊雄心大起，跃跃欲试地说：“老夫子，魄力我有！即时动手都可以，只等老夫子指点，应该怎么下手？”
孙一振沉吟了好一会，方始开口：“不宜操之过急！第一步不妨先抓个人来问一问看，第二步应该密禀上头，请示办法。”
“好！就这么办！”
于是，第二天等梁殿臣手下的厨子上市买菜，有个人借故生衅，与厨子发生殴斗，接着将他扭到县衙门里。孙一振即时在花厅中审问，只带被告上来，亦不问斗殴之事，只问他的来历。
“你叫什么名字？那里人？”
“小的叫王利成。”厨子答说，“山东济宁州人。”
“你干什么行当？”
“小的学的是厨子的手艺。”
“是在饭馆里做厨子，”凌兆熊明知故问，“还是在那个宅门里做厨子。”
“是，是跟一位老爷。”
“你家主人姓什么？”
“小的不知道。”
“混帐！”凌兆熊喝道，“那有连主人的姓都不知道的厨子。”
“实在是不知道，小的不敢撒谎。小的只归一个姓梁的管，小的也问过，主人家贵姓？梁总管叫我莫问，只听他的指挥就是。”
“喔！”孙一振又问：“那么，你又是怎么遇见梁总管的呢？”
“是在徐州遇见的。小的本来… ”
据王利成答供：他本在徐州一个武官家做厨子，武官殁于任上，家眷北归，下人遣散。王利成便投荐头行去觅生意。有天有个一口京片子的人来荐头行，说要找个会做北方口味的厨子，结果选中了王利成。那个人就是梁总管。
“以后呢？梁总管带你到什么地方？”
“带到一座道观，住了三天就走了。”
“雇你当厨子，莫非也不让你见主人？”
“是！”王利成答说，“我说要见见老爷，梁总管说不用见。又问老爷的姓，梁总管就答我那几句话。又一再告诉小的，在外面不可以胡言乱语，也别惹事生非，无事不准出门。”
“你居然都听他的？”
“小的是看钱的份上。一个月的工钱五两银子，先给了半年三十两。”王利成说，“梁总管很霸道，小的如果不是贪图他工钱多，早就不干了。”
凌兆熊想了一下又问：“你见过你主人没有？”
“自然见过。”
“怎么个样子？”
“三十出头，很瘦，脸上没有什么血色，也不爱讲话。一到了那里，就关在自己屋子里，不知干些什么？”
“也没有跟你说过话？”
“从没有。”
“你做几个人的饭？”
“做七个人的饭。”
“你家主人吃饭是单开，还是跟大家一起吃？”
“自然是单开。”王利成答说，“都开到他屋子里吃。”
“吃些什么？”
“不一定。都是些普通菜，只不大爱吃鱼。”
“嗯，嗯！”凌兆熊有些问不下去了，想了一会只好这样问他，“你觉得你主人家的饮食起居，有什么地方跟别人不一样？”
“这倒不大看得出来。”王利成沉吟半晌，忽然想起，“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上午十点钟就开午饭，下午四点钟开晚饭。都比平常人家来得早。”
“另外呢？”凌兆熊和颜悦色地，“你倒再想想看，你家主人还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倒想不出。”
“慢慢想，慢慢想！总想得出一点来。”
王利成果然就偏着头想，眼睛眨了半天，突然说道：“我家主人怕打雷。”
“怕打雷？”凌兆熊问，“怎么个怕法？”
“小的没有看见。有一天，记得是在安徽寿州，黄昏时分下大雨、打雷，梁总管几个都奔进去了。事后，才听他们说起，主人家怕雷声，一打雷必得有人在旁边守着。不然，就会吓出病来。”
这番答语，使凌兆熊相当满意，但亦仅如此而已，再问不出别的来了。
“好了！你回去吧！看你家主人的面子，你打了人，我也不办你的罪。你回去不必多说。”
“是！谢谢大老爷。”王利成磕了个头，退出花厅，轻轻松松地走了。
凌兆熊却大为紧张，回到签押房，立刻请了郭缙生与孙一振来叙话，他头一句就说：“只怕是皇上从瀛台逃出来了！”
郭缙生惊得跳了起来，大声嚷道，“有这样的事？”
“轻点，轻点！缙生兄，稍安毋躁。”凌兆熊说，“这里有两点证据，第一，宫里的规矩，上午十点准吃饭，名为‘传午膳’，晚上是下午四点钟传膳。膳后，宫门就下钥了。第二，皇上怕打雷，是慈禧太后去年八月初训政的时候，亲口跟王公大臣说过的。这件事知道的人很不少，决不假！”
郭缙生愣住了，孙一振却很深沉，也不作声。签押房里一时肃静无声，似乎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东翁，”终于是孙一振打破了沉默，“事情愈出愈奇，愈不可信愈可信，愈可信愈不可信。归总一句话，这件案子非在蕲州办不可！”
“此话怎讲？”
“在蕲州办，有福有祸；推出蕲州，有害无益。为啥呢？”孙一振自问自答地说：“这样的案子，这里不发作，总有地方要发作。如果在蕲州信宿即行，固然没有啥关系，如今是在真慧寺逗留多日，寺僧来报，亦曾派人查过，结果一推六二五，送出蕲州了事。请问东翁，如果你是上官，心里会怎么想？”
这说得很明白了，“不错，不错！”凌兆熊深深点头，“上面不会体谅属下不敢惹这大麻烦的苦衷，必是怪我遇到如此大事，竟不禀报，有亏职守。”
“着啊！就是这话。”孙一振说，“要办了，只要处置得宜，不管是真是假，总是东翁的劳绩。说起来，实在是有益无害。”
“话是不错！”郭缙生插嘴，“不知道‘处置得宜’四个字，又谈何容易？”
“也没有什么，”凌兆熊说，“第一，要多派人，明为保护，暗作监视；第二，我今天就到黄州去一趟，面见魁太尊，看他有什么主意，这里就偏劳缙生兄跟孙老夫子了。”
于是草草整装，凌兆熊当天就专程到黄州府治的黄冈，去见知府魁麟请示。郭缙生亦不敢怠慢，与孙一振商量决定，派出知州用来捕盗的亲兵，换着便衣，分班在真慧寺周围“立桩”监视，同时布置了步哨，由真慧寺直达知州衙门。郭缙生本来另有公馆，这天特为搬到知州衙门西花厅去住，以便应变。
这样如临大敌地戒备了一昼夜，幸喜平静无事。等到第二天下午，凌兆熊从黄冈赶了回来，告诉郭缙生说：“魁太尊也觉得很可疑。不过他的看法是，七分假，三分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