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泛亚主义，他开始时曾鼓吹黄种人团结起来反对白种人帝国主义者。但他很快就把着重点转换了，不再强调肤色，而是强调被压迫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压迫者。他同朝鲜人民站在一起，反对日本吞并就是一个实例。
至于现代化，他钦佩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向西方学习并大步前进。但他谴责日本也学了西方的殖民主义，并认为中国永远不应该走这条路。
最后，同那些从外国主子那里得利自肥的反动分子截然不同，孙中山从来没有为自己取过一分钱。他始终过着极为刻苦俭朴的生活，他是一个淳朴无私的爱国者。①
①关于孙中山在日本的朋友和关系（从一直进步的老朋友宫崎寅藏到后来改变立场或本来就别有用心的那些人），在马里斯·詹森所着《日本人和孙中山》一书中有很丰富的材料，这里有许多材料就是取自该书的。詹森研究了中国民族主义和日本民族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起初是并行不悖的，后来却发生了对抗。他还分析了日本的泛亚主义的变化，起初主张亚洲各国互助以求解放（当时日本本身也受到西方要使它沦为半殖民地的威胁），后来变成了主张亚洲其他各国要从属和听命于日本（日本这时自己也成了帝国主义）。到了这时，在日本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亚洲其他各国的革命民族主义之间已不存在共同利益或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在孙中山的16年（1895—1911）流亡生活中，极大部分时间以日本为他活动的基地，但也还有另外一些地方。他曾几度去夏威夷，四次去美国本土和加拿大，四次去英国和西欧。1907年后，他在东南亚停留过较长时间，包括当时的法属安南（越南）、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属马来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还有独立的暹罗（泰国）。在那些地方的华侨中，他发展革命组织并征集捐款、武器和人员，以用于一再向清王朝发动攻击，虽然屡遭失败，但都为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1900年的惠州起义是他在台湾进行准备工作的，1907—1908年在广东、广西、云南的六次起义是在河内准备的，另有一次是在新加坡准备的。1911年的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是他从香港指挥的。最后在同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全国响应，终于推翻清朝，创建了民国。
那些因他曾多次失败而贬抑他的人忽视了一点，即：他那百折不挠的精神在推翻长达两千年的中国帝制这一几乎“不可能”的成就中所起的作用。继美国和法国之后，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三个主要的共和国（不管它有多少缺点和短处），而这时几乎整个欧洲还都是在王朝的统治之下。这真正是一个重大的世界性事件。
在他以往那些受尽磨难的岁月里，他曾到处遭到公开的驱逐（常常是由于清朝政府施加压力）——1895年在香港、1907年在日本、后来在所有东南亚国家。但在他的忠实信徒的帮助下，凭着他处险不惊的冷静头脑，他多次设法重返某些禁止他入境的地方——包括外国地方和中国本土（清廷一直悬重赏购他的首级）。上海宋耀如的家是他的“安全住所”之一。据说，1905年宋庆龄曾在家里同孙中山作了第一次相当严肃的谈话，当时她12岁，是在去美求学前三年。
1905年在东京，在中国社会发展及他自己革命实践和学习考察所得的基础上，孙中山把兴中会的健全的核心力量同其他一些新成立的革命团体合并，成立了一个范围更广泛、目标更明确的政治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它清楚地有别于那些只想通过改良来“兴中”的人。
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转换期中，在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1898年维新运动遭到惨败。虽然年轻的光绪皇帝亲自参加，它被根深蒂固的反动势力轻而易举地、残酷地粉碎了。维新派的领导人有的被处决、有的被迫逃亡。皇帝本人也被幽禁。由清王朝实行立宪和改良显然只不过是一种幻想。
第二件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被八国联军淹没在血泊中。这是一次爱国的、自发而缺乏纲领的反帝武装斗争，参加者以北方农民为主。1901年列强强迫清廷签订了比过去更为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和约》。仅天津一个城市就有了分属于英、法、德、俄、日、意大利、比利时和奥匈帝国的八个外国租界，驻扎了其中多数国家以及美国的军队。在首都北京，列强的外交使团住在有外国军队筑垒防守的、位于市中心的东交民巷“使馆界”内，在一切事务上对清政府发号施令。中国人没有外国所发的通行证不许进入“使馆界”；在它四周一个很宽的半径范围内，所有房屋统统拆除，以便为界内守军扫清视野，只要发现有人胆敢抗击这些盘踞的外国入侵者，立即格杀毋论。除了被直接占领之外，一个国家和民族所能受到的屈辱到了这个地步，真可说是无以复加了。
对这样一个对内抵制任何有利的变革、对外国势力则奴颜婢膝的王朝，无怪人民的憎恨越来越深。但另一方面，不少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新派人）通过义和团看到农民愤怒情绪的爆发，惊惶不已，而清廷则作了一些改革的姿态，以粉饰门面。孙中山决心揭露和唾弃这些虚伪的表现。他的理论很简单，并且证诸经验是反驳不了的。“1905年7月，孙中山在对东京华侨和学生发表的演说中，驳斥了君主立宪的纲领。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①一场大论战在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展开，双方都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文章和演说。最后，孙中山的观点占了上风。这为建立共和的最后胜初创造了前提条件。
①同注6。
孙中山大力鼓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是在1901—1905年期间，而不是过去认为的更早一些时候。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增加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内容。
这个纲领比过去提过的任何一个纲领都更完整，是在同改良派的经常进行的激烈辩论中形成的。这就为同盟会及其革命行动奠定了基础。
同盟会的组织也比兴中会要严密得多。兴中会只是一些实际上独立的分部的松散联盟，每个分部都可以自行其是（如夏威夷只管筹款，香港和日本组织起事）。在这个新成立的中央集权的同盟会中（奇*书*网*。*整*理*提*供），国内各省和国外各地华侨及留学生中的支部都要服从设在东京的总部并对之负责。孙中山经黄兴提名，当选为总理，决定一切。
在会员成份上也不一样。兴中会的会员主要是祖籍华南的华侨商人和工人，还有华南各地的一些市民和手工业工人，他们常常同秘密会社有关系，这些会社在地下进行反清活动已经很久。在同盟会中，虽然老的兴中会会员仍都参加，但领导成员主要是留学生和知识分子，并来自全国各地。
（五）列宁的评价：革命民主主义者
同盟会的政纲现在也有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作为思想基础。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欧洲进行研究工作之后逐渐在他心中形成的，它既是政治学说，也是社会一经济学说，因为民生主义中包含了平均地权的内容。这一条政纲是经过很多争论才通过的。有些会员希望它只停留在纸面上。另外一些会员认为它不过是重复亨利·乔治（及在他之前的穆勒①）的原则，即一切不劳而获的土地所有权的增值（由地价提高所得的利润）应归国家所有，用于公共福利。还有一些会员则更为激进，认为要实行“耕者有其田”，或者认为两者（土地增值归公及耕者有其田）兼而有之（孙中山本人看来属于这部分人）。虽然暂时还不过是口头的主张，土地问题的提出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所有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
①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译者
在民族主义中，重点也有变化。过去所突出的是反满。这是一个很得人心的口号，因为占全国人口极大多数的汉族被“鞑虏”（当时对满族的贬称）征服和屈辱了两百多年。但现在的民族主义则倾向于反对任何种族或类型的君主制度，并与民权主义联系起来。“中国人”这个概念也不再等同于“大汉民族”。以后成立民国时，新国旗由红、黄、蓝、白、黑五条色带组成，分别代表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这是中国成为共和国后的第一面国旗，也就是第一章中叙述过的宋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宿舍中兴高采烈地挂起来的那面国旗。它象征着一个统一的二多民族的国家。
还有，民生主义不仅预示了土地改革，还提出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孙中山很钦慕西方资本主义在生产上所取得的成就，并要中国迎头赶上。但他也亲眼见到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造成的苦痛和冲突。因此，他希望中国走另外一条道路，并在那样一个较早的时期就多次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为同盟会向设在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总部申请加入。至少有一次，他曾为国际的机关报写过文章。他也会见过国际的一些领导人如比利时的埃米尔·王德威尔得和法国的让·饶勒斯（后者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刺）。①
①埃米尔·王柏威尔得（1866一1938），比利时政治家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杰出人物。饶勒斯注见前。——译者
但孙中山的观点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后者认为阶级斗争和工人革命（在资产阶级国家不能处理它的社会矛盾时必然会发生）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孙中山却只要进行一次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共和革命。但他想使这一革命具备这样一些特色，即：既能避免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他对此憎厌）、又能避免社会冲突（他希望他的国家不致发生）。尽管如此，有一个因素使他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比任何一种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更为接近，那就是他对于中国当前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任务，采取了一种战斗的革命的态度。正是这种战斗精神使他后来更密切地同被压迫阶级结合在一起，并同中国和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结成盟友。
列宁了解了孙中山的经历和思想之后立即抓到了这一革命的本质并加以赞扬。1912年7月，他在发表在布鲁塞尔出版的社会主义者的《人民》杂志上评论孙的一篇文章时写道：
“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
在列宁看来，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列宁接着对比道，“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在表示热烈的赞同之后，列宁提出了这样的批评：“但是中国民粹主义者的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列宁当时认为，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只能是反封建的而不是反资本主义的；相反，它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改变了他的观点，认为不发达国家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就向社会主义转变，因为十月革命之后，不仅存在着各国因其发展阶段不同而异的国内两种制度的冲突（在发达国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不发达国家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而且出现了全世界范围的两种制度的较量，即革命力量（不论何种类型）共同对抗它们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①
①引文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另请参看列宁以下文章：《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同上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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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中国的民意很快变得激进起来，还有在1905年发生的两个外部事件。一是日本战胜了沙俄。虽然这是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但这是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大国，所以整个殖民地世界都为此感到振奋。当时孙中山曾乘轮船经过苏伊士运河，阿拉伯码头工人把他误认作日本人，向他欢呼。尽管日俄两国是为了争夺一部分中国领土打仗、而且战事主要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不少中国人仍对战事的结局拍手称快。这不仅因为中日两国同属亚洲（当时两国都对美国歧视‘东方人’的立法表示抗议）而且因为这场战争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击败了一个专制国家。他们在这里得出了一条中国应该汲取的教训。中国赴日留学生的人数猛增，不光是因为到日本去学习现代知识比到遥远的西方去要节约得多，还因为他们想学习日本如何把现代知识在亚洲国家中运用。
另外一个使中国人猛醒的事件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了有关这一革命的许多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孙中山的亲密合作者写的。从更早一些时候起，孙中山就同流亡在日本的一些俄国革命分子建立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感情和合作关系。虽然这些俄国流亡者人数很少、处境困难，他们据说还曾给孙中山送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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