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
“我起初称她‘夫人’，但不久她就对我说，‘叫我妈妈吧。’（在中国，孩子或年轻人可以这样称呼和父母同辈又较亲近的妇女。）
“我们工作都非常努力，但她总是注意到也让我们玩儿。她常在办公室里安排一些文娱活动，大家聚在一起唱革命歌曲（我爱唱）、跳秧歌舞。李姐（李燕娥）坐了汽车送东西来，暖瓶里是茶、脸盆里是面包和点心，大家就在一起吃起来。
“她喜欢小聚会。她说，在人多的场合她就头痛。”①
①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的老干部陈维博1986年2月在上海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四）围绕着战后救济工作的斗争
在救济工作中，中国福利基金会（前身为保卫中国同盟）现在要同全国的和国际的专门机构打交道了。这些机构是专为满足战后的救济工作需要而建立的，比起“保盟”在重庆时打交道的那些救济机构来，它们规模更大并且在政治上更直接地受政府的影响。这种专门机构，一是世界性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主要由美国经管并提供经费和物资，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另一是国民党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海上交通恢复正常以后，“联总”的物资大批运到，主要通过“行总”发放。这个贪污腐败的机构坚持要垄断这些物资的分配，并且自然地把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排除在外。
为了击破“行总”的把持，解放区也成立了“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以便直接同“联总”联系。鉴于战时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医药封锁的惨痛教训，解放区决心不让那里的人民再次被排除在救济范围之外或者受到蒙骗。“解总”在上海的负责人是宋庆龄的老友董必武。他现在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共产党人，曾代表中共参加194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签署联合国宪章的会议。
保盟在重庆尚未改名时就曾写信给在纽约的美国支持者，说明“在向‘行总’提出申请时遇到很大困难”，因为“行总”企图否认保盟的合法地位，不为它的项目分配“联总”的救济物资。①
①王成根1986年2月在上海同本书作者的谈话。他悼念宋庆龄的文章《慈母心、同志情》刊载于1981年6月2日上海《文汇报》第3版。
“联总”救济分配的不公是如此严重，在战争已经结束9个月之后，董必武在给“联总”的信中仍指出，全中国受战争之害的人和难民，有五分之三是在解放区，而分配给解放区的“联总”救济款项和物资只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二。①“联总”驻华官员和职员对此加以证实，有300人（分属14国国籍）联名写信给“联总”署长菲奥雷拉·拉瓜迪亚（曾任纽约市长），抗议国民党把“联总”的救济用作政治上的武器。②
①据保卫中国同盟自重庆致纽约美国援华会的函件，1945年10月1日、13日、15日和16日。
②董必武和“联总”驻华工作人员的信件都在1946年7月上半月发出。
他们提供的数字是：全中国有资格接受救济的战争受害者共42万人，其中260万人在解放区；“联总”运抵中国的救济物资到那时为止共有65万吨，其中已送往解放区的仅3，300吨——即使是这么一点物资在运送过程中还常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滞或干扰。
1947年4月，60名“联总”在华高级工作人员集会通过一项决议，用可比数字，抗议对解放区的歧视。一位代表他们的发言人谴责国民党政府“在救济物资运往中共控制的地区途中……设置各种障碍”，甚至“向运救济品的船只进行轰炸扫射……先后已发生过二次”，还对“运救济品的车队和‘联总’设立的医院进行空袭。”
这位发言人宣布，如果“联总”不能执行不歧视的原则（这本来是给予救济的必要条件），那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得胜”，“联合国把在日本的进攻中首当其冲的13，000万中国人民一笔勾销。”
这些高级工作人员认为，这样做是“违反‘联总’理事会决议和‘联总’与中国政府的基本协议的”。他们的决议说：
“我们抗议继续在没有下述保证并付诸立即行动的情况下运交善后救济物资，即：对于过去曾经受到过歧视的中国人民保证不再歧视，并向他们提供迄今尚未送交的、数量公平合理的救济物资。”①
①董必武和“联总”驻华工作人员的信件都在1946年7月上半月发出。
这些抗议确实起了作用，拉瓜迪亚署长命令暂停向中国运送农业及工业机械，因为这些物资一点也没有运到解放区去，倒是大部被国民党官员侵吞谋利或移作内战之用。
可笑的是，“行总”署长蒋廷黻居然辩解说，中共领导的地区不需要农业机具，因为那里的粮食收成不错。（延安有力地驳斥说，这一事实不能说明解放区的需要少，因为解放区的自然条件比国民党地区坏得多，而遭受的战争破坏却大得多。这只能证明那里的政治和工作方法好，从而能更有效地使用‘联总’的援助。）
在‘联总’的美国及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中，对于中国的不公平状况感到愤慨的，不仅仅在口头上抗议，还做了不少实事。
加拿大的蒂尔森·夏理逊医生因运送一大批医疗用品给河北邯郸的国际和平医院而牺牲了生命①。国民党把装载这批物资的一节货车车皮扔在一股岔道上就不管了。他找来牛车，把物资卸下装到牛车上，自己跟着步行。这时正值严冬。物资虽然运到了，这位年已六十的老医生却因冻累而死。1947年2月7日，宋庆龄出席了在上海为夏理逊举行的追悼会，派代表出席的还有“解总”、中国福利基金会、“联总”和“行总”（它是为了掩饰一下国民党的罪责）。在解放区，邯郸的那所医院改名为“夏理逊国际和平医院”，就像解放区第一座国际和平医院在他的加拿大同胞白求恩大夫去世后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一样。经历了几乎半个世纪之后，中国人民仍然怀念他。在他百岁诞辰之际，在开封——他去世的地方——树立了他的雕像并将一所小学命名为夏理逊小学。
①美联社讯，刊载于上海英文报纸《大陆报》1947年4月5日，附决议全文。
在这些为宋庆龄所赞颂的“联总”医务工作者中，有三位被派到张家口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的美国人，即；陶乐赛·桃爱尔、摩西·奥斯布尔和丽琳·凯泰。当蒋介石军队向这个解放区中心城市进攻时，医院也必须撤退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这三位美国人放弃了乘飞机回北平（北京）的最后机会，随着医院长途艰苦跋涉并在新址继续工作好几个月，始终没有停止治疗看护病人和培训中国医务人员的工作。
还有更多的“联总”工作人员主动地把药品、设备和技术带给解放区。他们之中有赫伯特·K·艾布拉姆斯医生、利奥·埃劳塞医生，美国黑人霍华德·彼得森医生和凯瑟琳·科尔塔德，捷克医生玛格达琳·罗比塔什利，还有曾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几位欧洲医生。在“联总”之外，还有公谊救护队的英、美籍队员，包括曾在延安工作过一段时间的护士玛格丽特·斯坦利。这些人员的名字不可能一一列举，但不论他们曾在那里做过工作，那里的中国人民就会永远感激和怀念他们。
这些工作人员在不同程度上冲破了“联总”加给他们的限制——“联总”的高层在美国战后政策的压力下越来越背离这个机构自己制定的“政治上一视同仁”的宪章，也越来越变得办事死板、机构臃肿、指挥不灵。原来在“联总”工作的西尔维亚·坎贝尔在1946年的家信中说，“在上海，‘联总’的人员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需要一个相当大的官僚机构来相互服务”。她又说，“只要我们必须通过腐败的中国救济机构（国民党的‘行总’）来办事情，那末真正需要救济的人恐怕会得不到什么东西。”因此，她步谭宁邦的后尘，离开“联总”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去工作（在这之前她已义务工作过）。谭宁邦在大战中曾任美军上尉，复员后从“联总”转到中国福利基金会任总干事。坎贝尔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后给家里写信说：
“我在这里一星期内所做的有价值的工作比在‘联总’或‘行总’一年里能做的还多。……坦白说，我在年轻时为了谋生也卖力气干，但没有这样拼命，而且总是有许多事做不完。在‘联总’窝囊了9个月之后，这真使我感到快活。”
她就这样继续干了3年，碰到了许多困难，但情绪却越来越高。
像坎贝尔这样的新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逐渐参加到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队伍中来。这个队伍里的老人是在香港和重庆就开始工作并帮助宋庆龄完成从重庆到上海的转移的廖梦醒和德国人王安娜。
在反对国民党不正当地分配和使用“联总”援助的斗争中，最引人注意的可能是黄河花园口堵口工程。1938年6月，即抗战的第二年，蒋介石下令炸毁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利用洪水阻滞日军前进。这个军事目的并未达到，日军仍迂回前进，进攻武汉，而黄河的洪水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54，000平方公里土地、淹死89万人、受灾人口1，250万（炸堤之前不作任何撤退居民的措施，甚至事先不发通告）。现在，在8年之后、在战争已经结束之后，国民党却急于要堵口，使黄河复归故道，实际上又是为了军事目的，不过这一次不是对付日军，而是对付解放区。因为花园口以下的黄河故道已干涸了8年，两侧都是解放区，如果不作妥善安排，堵口后这片解放区就将尽成泽国，而这正是蒋介石的目的。周恩来和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要求先修复郑州以下黄河大堤并妥善迁移安置故道区内居民，然后再进行堵口，使黄河复归故道。尽管在这一工程的程序上双方早有协议，国民党却坚持在准备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强行堵口合龙，使下游许多人丧生。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在一份给国务卿的秘密报告中说，“共产党一直坚持要有五个月时间用以撤退住在故道区内的居民，然后才可以堵口，所以对国民党提出了强烈的谴责——多少有点道理。”①
①以下有关国际和平医院的记述，请参阅《永远和党在一起》一书中《复苏北国际和平医院齐仲桓院长的信》（1947年1月13日）、《向国外的呼吁信）（约1947年4月）、《国际和平医院》（马海德普，1958年6月）、《中国福利基金会与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伍云甫着，1958年6月）等篇。在提到的“联总”工作人员中，赫伯特·K·艾布拉姆斯医生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一直为增进美中友好及帮助中国人民的事业而努力，自1973年后曾六次访华，并向美国人民介绍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巨大成就。
“联总”在共产党谈判代表的压力下确实拨出了一些款项补助另行安置的居民，还有一些物资供解放区修复大堤之用。但由于交付时间上的延误及通货膨胀，使这些救济失去效用。
西尔维亚·坎贝尔在家信中具体地描述了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玩弄的花招：
“去年夏天，他们（指国民党）在谈判后同意支付150亿法币（国民党政府1935年11月4日后称其发行的通货为法币，即合法纸币之意）。现在他们最后决定付50亿现钞（比当初已贬值四分之三），其余为实物。
“‘行总’派出20辆卡车……满载票面为50元和100元的法币（官方兑换率现为12，000无法币换1美元，而一份普通日报要卖1，000元法币）。为了领取这20辆卡车的战区通行证要好多个星期，我敢打赌……到时候政府就会宣布票面为50元和100元的法币将统统收回，不许再在市面上流通了。”①
①司徒雷登1947年1月23日给国务卿的电报，载《被遗忘了的大使——司徒雷登报告，1946一1949年》（英文），第61页。
（五）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对美国和美国人民友好
关于宋庆龄一贯谴责美国政府在中国重起内战中的作用，上面已经有不少叙述。她对美国这个国家、美国人民和具体的美国人则态度截然不同。
1946年3月1日，她回到上海不久就在给保盟老同事刘陈伊华信中提到，她收到许多希望她重访美国的邀请，她也很想去，但国内的工作使她不能分身（见本章第二节）。不久，她在给亚历山德拉·斯利普的信中又提到这件事。前面已提到过，斯利普是她1912年就认识的少年朋友，两人一直断断续续地通讯（信的内容都是非政治性的），直到两人都年逾八旬。她在信上说：
“我多么希望现在就能实现访美的计划！但我想你知道这牵涉到很多事情……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遭受着饥荒的威胁，传染病和其他疾病也要努力防治……因此我留在国内是必要的，即使只是为了提醒人们，瘟疫和传染病是隔离不开的。当然，我也知道，我对美国的访问同样是会有成果的……除救济工作外，还可以激励美国人为中国谋福利……”①
①西尔维亚·坎贝尔家书，1947年6月30日。
这一年，美国“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执行秘书莫德·拉塞尔对她发出正式邀请。（这个组织反对美国站在蒋介石一边对中国进行干涉。）宋庆龄在复电中说，“由于重要原因”她不能应邀前往。①这里所说的原因不只是技术性的，在重庆时国民党不发护照给她，现在看来也不会给。很显然，在当前的政治危机和内战危险中，她觉得她不能离开中国或离开她在上海的工作。大约在同一时候，梅尔文·卡斯伯格医生也请她到美国去。前已提到，卡斯伯格医生战时在美国陆军服役，1944年曾去延安，回来后曾向她谈过他对延安医疗情况及需要物资的看法。在给卡斯伯格的复信中，她所用的比喻是他直到40年以后还记得的。她说，当孩子有死亡危险的时候，母亲是不应该离开家的。②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美国亚历山德拉（“阿利”）·曼·斯利普，1946年5月16日。据马尔科姆·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