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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请参看本书第三章。这套礼服是由美国人玛格丽特·斯坦利女士带回中国的。这位美国护士在二次大战期间曾参加“公谊救护队”来华，在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和“洛杉矶保育院”工作，这两处都是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前身）资助办理的。
她积极支援为约翰·鲍威尔和他的妻子西尔维亚以及他们的同事舒子章辩护的活动。鲍威尔从他父亲手里接办了已出版多年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英文）；西尔维亚（娘家姓坎贝尔）曾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舒子章曾经当过兵，学过中文，40年代后期作为记者回到中国工作。按美国官方侦查用语来说，这三个人都不属于“共产党员或曾一度为共产党员”之列。但他们从亲身经历中对国民党感到厌恶，因此对中国的革命表示欢迎。他们的《密勒氏评论报》一直办到1953年他们返回美国之前。
回到美国，他们被控煽动罪，因为《密勒氏评论报》公开反对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的政策，发表在朝美国战俘的消息（战俘们的家属赞赏他们这么做，但华盛顿不喜欢），并且认为美国确实在这场冲突中试用了细菌战，而对这一切他们三人要负责任。人们应该会想到，他们返回美国（鲍威尔夫妇还把年幼的孩子们也都带回去了）就是以证明他们的良心是清白的。但在当时美国的政治空气中，这根本没人理会。而对他们提出控诉是在他们拒绝了中央情报局的暗示——如果他们“合作”，把美国进步人士名单提供出来，就可以消灾免祸——之后。很可能，中央情报局还对他们假惺惺表示同情呢。
宋庆龄获悉他们的处境后曾说，她警告过鲍威尔夫妇，如果他们这时候回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她称赞西尔维亚是“一个聪明的姑娘，还是一个勇敢的姑娘”，希望他们夫妇“能很快摆脱这群跟在他们脚边狂吠的恶狗”。她还说，她下次遇到周恩来时将请他支持任何帮助这些中国的朋友的可行措施。①
①这一段内的引文都根据宋庆龄1953年在上海给邱茉莉的两张便条（日期不详）。
当起诉这几位美国年轻人的检察官把她的名字也拉扯进案件时，她在纽约出版的《民族》周刊上撰文严正斥责。①她在文中写道：
①《给美国（民族）周刊的公开信》，英文发表在该刊1955年5月19日一期，中文载《人民日报》，1955年5月20日，收入《新华半月刊》，1955年第6期。
“……在最近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的一次关于约·威·鲍威尔夫妇——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有过长时期关系的受人尊敬的美国记者——的意见听取会上，参议员真纳认为……凡是多年来和我或我的工作有过联系的美国人——这样的人有好多——无论怎样都是他们国家的卖国贼……
“凡是熟悉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我有幸在不同时期领导过的那些团体——保卫中国大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使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有可能同我们一起，在我们历史上的危难时期……对中国人民提供医药和其他方面的服务……这项工作也成为各国人民在彼此有权铸造其本身命运的基础之上的友谊的象征。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的保卫中国同盟的赞助人中包括具有各种观点的美国人……后来，在当时帮助我们的工作的一些美国人开始认为，他们能够指令中国接受怎样的政府统治，因此，我们就分手了。另外一些人因为在美国受到了压力而离开了。有些继续根据他们认为中美两国人民能够而且应当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和平相处的信念行事的人……都受到只能称为恶毒的迫害的遭遇。
“各地人士将认识到鲍威尔夫妇的案件是这种迫害的显著的例子。鲍威尔夫妇在中国出版了三十年之久的美国杂志赞成上述的意见，他们并不害怕在回国后把这种意见在本国同胞之间传布。鲍威尔先生正被指控为犯有‘叛国’罪。他的夫人因受到公开迫害而失去了工作，甚至他们的几个年幼的孩子也遭到牵累……
“是否要我们认为，美国政府认为唯一爱国的美国人是那些对我国的关心仅限于追求战争和颠覆我们在斗争了一个世纪之后才建立起来的、而且我们在实践中发觉非常适合我们的制度的美国人？……就我本人而言——我知道我国大多数同胞也是这样——我不相信，有理性的和爱好自由的美国人也是持有这种见解的。
“在中国，主张国际间保持良好关系和和平共处，即‘自己活也让人家活’这一颠扑不破的原则，已经认为是同起而维护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安排各种事务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一样，同是爱国主义的一部分……
“我国的大多数同胞肯定地不相信美国人民会允许他们的理性和勇气被淹没，像德国人和日本人的理性和勇气曾一度被淹没那样。”
在她的主持下，在北京组成了一个“鲍威尔一舒子章后援会”，由耿丽淑任秘书，成员中有中国人、美国人及当时在中国的其他外国人，大多是同鲍威尔夫妇相识或与《密勒氏评论报》有关系的人。后援会成功地使这三个被告所聘请的“公民自由事务”律师威林来到中国——这次旅行本身便是一个突破，因为当时美国政府一般不许持美国护照的人到中国旅行。中国提出愿为证人去美国加州法院作证，为被告辩护，证明被告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的内容属实——特别是在细菌战问题上，因为许多人是在现场目击的。但要这样做，必须由美国同中国根据国际惯例签订司法互助协议。当时的美国政府甚至拒绝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故对此不作回答。辩护律师于是申诉，被告团召唤为他们作证的证人受阻，被剥夺了得到公正审讯的权利。这可能成为这个明目张胆的政治迫害案件在法院拖了多年之后终被放弃的主要理由。
（五）家常聚会
不论在北京或在上海寓所，宋庆龄都喜欢在家里招待客人——还常常是用自己家里做的菜。客人中有贵宾、也有私交；有高级人物，也有普通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在中国人这方面，这样的家庭式聚会使她同别人的交往——官方的或非官方的——变得温暖和活跃。在同外国人交往中，这样的聚会为她在人民外交中的作用增添了一种特殊的活动空间。
她在家中招待过的中国客人中有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情况许可，她会同时请一批人来。如1963年保卫中国同盟（她所钟爱的中国福利会的前身）成立25周年时，她就同时邀请了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朱德和夫人康克清、董必武（同她一样，是国家副主席）、陈毅和聂荣臻元帅，还有中国红军最早的军医之一傅连障大夫。她请这些人并不只是考虑到他们的地位。他们有的同保盟有关系、有的接受过保盟在战时的援助（通过辖区内的国际和平医院）。
曾赴宋庆龄家宴的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有胡志明（越南）、伏罗希洛夫元帅（苏联）、尼赫鲁（印度）、苏加诺（印度尼西亚）和恩克鲁玛（加纳）。
其他在历史上和社会上声望卓著的贵宾中有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和思想进步的比利时皇太后伊丽莎白。
在非官方的来访者中有一些美国人，他们用不同的办法（包括改变国籍）绕过了中美建交前美国政府关于禁止来华旅行的规定。在这些人中有几位是美国黑人——年逾九旬的杰出学者和民权运动领袖杜波依斯博士（他为了抗议美国的政策已移居非洲）和他的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曾为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后在英国以非洲及加勒比事务专家著称的克劳迪娅·琼斯；黑人斗士罗伯特·威廉斯和他的妻子梅贝尔。宋庆龄在会见这些客人时感到特别亲切，因为她对美国南部（黑人在南部很多）很熟悉，也有很深感受。她多次对未能会晤伟大的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他的护照被没收了）表示遗憾。她对他是非常敬重的。1940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罗伯逊曾在纽约一个露天音乐厅里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次年又灌制了包括这首歌曲在内的一套中国爱国歌曲唱片，总题为《起来》，宋庆龄为这套唱片集写了序言。她写道，“保罗·罗伯逊唱出了全世界人民的声音，他灌制的这套唱片使美国人能够听到中国的爱国歌声”，她为此感到高兴。这套唱片有中国合唱队的伴唱，由中国救亡歌咏活动的创始人之一刘良模指挥，他当时正在美国。保罗·罗伯逊的这一套、还有其他的唱片，她是常听的。
她在家里再次接待了她的朋友埃德加·斯诺——他在1960年和1964年是作为作家经特许到中国来的，而不是作为记者，因为美国国务院当时仍然禁止美国记者前往“红色中国”，也不准中国记者去美国，尽管北京提出了交换记者的建议，华盛顿害怕作出可能被认为“承认”中国的任何暗示。所以当时两国交流的障碍并非到处谈论的所谓“竹幕”而是美国的政策。这在现在听来可能觉得奇怪，因为现在美国坚持，世界各地不管愿不愿意，对美国记者都应该敞开大门。
她在家里款待的客人中还有一些在地下活动期间就结识的朋友如陈赓将军（关于她在30年代初期在上海秘密为陈赓治伤及在陈被捕后亲往南京面见蒋介石进行营救的经过在第十三章中已有叙述）。1953年陈赓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时，她不但宴请陈赓和他的家属，还亲自去采购食品。1955年陈患心脏病到上海治疗，她又一次这样做。
她家的常客是一些完全属于“民间”的人士，其中有保卫中国同盟和其他团体的老同事，还有外籍或外国血统的朋友（如路易·艾黎、马海德和本书作者及他们的妻子），还有著名舞蹈家戴爱莲等等。她在家里放映电影时总要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及她相识的人把大一点的孩子带来一同看，因为她喜欢同孩子们在一起。为小一点的孩子，她在复活节时请他们到家里来“找彩蛋”、在其他节日则请他们来玩别的游戏——这些游戏都是她自己小时玩过的。
在上海和北京的寓所，她在节日和重要的周年纪念日会邀请各种级别的同事们来聚一聚——有时并非节日或周年纪念日，她只是觉得想见见他们。我记得有一次她邀请《中国建设》英文版的中外同事们去。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她还请了周恩来总理，他轻车简从地来到，还同女士们跳了舞。
她的亲戚们——或青年时的好友也常来看望她。
在有客人来共餐时，她总是自己订菜单，有时还自己下厨，特别是为一些她知道他们口味的朋友。她请外国人尝中国菜时，如果客人们是第一次吃到这种菜，她就解释给他们听，如“杏仁豆腐”、“杏仁茶”等等。有时应客人的要求，把菜谱及制作方法写出来送给客人。一般情况下，她是不受礼物的——但食谱是例外。如果所请的外国女客人带来自己家里做的点心或蜜饯、腌菜之类，她会请她们把做法告诉她，日后她就找时间卷起袖子到厨房里去试试。
在餐桌上，遇到上一些待别的菜，她会谈起孙中山作为一名医生对营养的注意。孙中山在他的著作中曾写道，烹饪不止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艺术和一种文明进步的标志。他曾说，“中国有了四千多年的文明，我们食饭的文化是比欧美进步得多，所以我们的粮食多是靠植物。”（《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三讲）宋庆龄说，孙中山热心宣传植物蛋白（如豆腐）对人体健康的好处，要是在今天，他就时髦了。①
①这部分材料有的是本书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的根据曾任宋庆龄秘书的张珏在《上海商报》（1985年10月10日）上发表的一篇回忆录。前面所引宋为保罗·罗伯逊唱片集所写的序言据休·迪恩着《好事与炮艇》（英文），第169页。
在50年代中期，有一次她到处寻找英文的中国菜谱，要送给当时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夫人去试做，因为这位夫人很爱做家事。邱茉莉在这件事上帮了忙，宋庆龄特地写信道谢：①
①宋庆龄致邱茉莉，北京，1956年9月。
“从心底里感谢你帮助我找到了这些难得的食谱。相信‘阿里大妈’收到后会不知有多高兴，因为他们在中国访问时始终没有找到，而他们夫妇都喜欢中国菜。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夫妇在印度尼西亚被人们称作‘阿里伯伯’和‘阿里大妈’，因为人民热爱他们——当然，玛斯友米党人①除外。”
①玛斯友米党是由严格的穆斯林所组成的一个保守党，反对苏加诺的国民党。
（六）她的刊物《中国建设》
《中国建设》（1990年起改名《今日中国》）杂志是宋庆龄创办的，在她的指导下发展，多年来她亲自为它写了许多文章。它的创办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敦促下实现的，周总理认为人民共和国应该使宋庆龄的声音在国际上发挥特殊的作用，而且她在向国外读者卓有成效地宣传中国革命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就英文出版物而言，她不仅在抗日战争期间出版过《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她就先后办过《中国评论》和《中国呼声》；更早一些时候，在1925—1927年大革命中在武汉办《人民网报》。至于她自己的写作，那就开始得更早了——可以追溯到她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院刊上发表的欢呼辛亥革命胜利的那篇作品。
《中国建设》在1952年创刊时只有英文版的双月刊，编辑部只有6位工作人员（其中3人以前曾参加过来领导下的出版及其他工作）①，每期发行量不过几千册。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它已发展成有五种文字版（英文、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俄文）的月刊②，编辑部工作人员超过一百人，每期总发行量约20万册。杂志的性格是从一开始就很鲜明的：它有明确的宗旨并以慎重的求实的态度报道新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内容则以人民的生活为主。在以后的岁月里，虽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