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廖承志原信是1981年2月27日用英文写的，中译文载《廖承志文集》，下卷，第789页。
据邹韬奋夫人沈粹缜（她曾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在宋庆龄最后那些日子里一直陪伴着）的回忆，宋庆龄确实渴望美龄北京之行能够实现，既是为了私情，也是为了此行的政治意义。沈说：
“宋庆龄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她很思念美龄。她告诉我，如果美龄来了，觉得住在她家里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去。她把许多细节都想到了。现在她已经故去了，但我还是要把话传给宋美龄：她姐姐思念她，甚至于想到她可以在哪儿住。我愿意亲自到台湾去传这个口讯。”①
①本书作者1990年4月15日对她的访问。她已九十高龄，当时因病住上海华东医院，但记忆很清楚。
宋庆龄提到钓鱼台国宾馆，可见她所希望的不止是一次家人的私下团聚。
（六）对美国的态度和感情
她晚年的憾事之一是未能重访美国，虽然在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后不少美国朋友和相识的人又一次劝她去。
《纽约时报》主编索尔兹伯里是她扩大接触面之后新交的朋友之一。1972年6月，她回复索尔兹伯里的信中说：“我怕是不能够去访问我的‘第二故乡’美国了……因为我有膝关节炎，不能多走路，而且我又患讨厌的荨麻疹……”
有些作者把她对美国的感情解释为某种政治上的怀旧之情。实际上，她这种感情是很复杂的混合物，一方面是她在那个国家渡过青年时代、结识许多朋友的美好回忆，另一方面又因为她以后的经历所形成的爱国思想和社会观点在她心理上造成的矛盾。从历史上看，她这种感情同她父亲当时那些不断发展的观点有某些共同之处，同孙中山的相通之处就更多了——只是表现方式因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所不同。她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了（她从同孙中山结婚那天开始就不再只是她自己了，踏上政治舞台以后更是如此），她的每一个行动都必须衡量其公众影响。
她同美国及其政策的关系，与她同亲属及友人的关系一样，是为一个核心思想所决定的——这个核心思想就是中国的利益，涉及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中国进步的利益，由此来决定离或合、和好或对抗，也包括在新条件下进行新的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并且成长起来了——是在挫败外国势力进行干涉、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的种种企图中成长起来的——新中国已成为国际生活中一个重大的、必须平等相待的因素。美国政府二十多年来对这个重要事实总想置之不顾，现在终究不能不加以承认了。对此，宋庆龄自然是高兴的。尼克松访华7年后，中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她写信给索尔兹伯里说：
“我知道你对我们两国之间实现关系正常化——你为此曾作出了如此艰巨的努力——一定非常高兴。我十分希望你在今年10月份能在这里同我们一道欢呼畅饮。”①
①宋庆龄自北京致美国索尔兹伯里，1979年6月2日。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减弱民族尊严或平等意识。她喜欢美国和美国人性格中那些美好的东西，但她并没有因此而不讨厌——或者反而更加讨厌——中国实行开放后一些年轻人认为美国什么都好的盲目崇拜。她经常强调要对中国青少年加强有关祖国历史和革命传统的教育。
她抚养的女孩子J（较小的一个）同她的朋友去美国驻华大使馆办理赴美留学的入境签证手续，回来向她说了情况。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气愤地说：
“昨天美国大使馆对她们问了一些可笑的问题，如她们是不是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J那时在上海念小学！”①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9年4月21日。
她并不反对到美国去留学，只要这样做有利于使中国得到有用的知识。这是她自己年轻时的想法，也是她父亲把孩子们送出去的动机。但她憎恶外国官员这样对中国人在本国的政治关系及活动进行盘查（在这个国家，共产党人是国家复兴的领导力量）。至于“文化大革命”，不管它有多少错误，中国人在其间做了些什么、或没有做什么，终究不是任何一个外国政府的事情。
造成她这种态度的不仅是中国百年来受欺凌压迫的历史，也由于中国当时这种屈辱的地位对她自己家庭的影响。1904年她姐姐霭龄赴美留学，在旧金山曾被美国移民局官员无理关押了19天——当时专门用来羞辱亚洲人的待遇。
她记得1924年一位来访者曾询问孙中山，他同夫人是否愿意回一趟美国。孙答道，“我是个苦力，他们不会让我进去的。”孙在这里是指美国的排华法案，这个法案从那时以后一直施行了有20年，最常用的借口是为了排除“苦力劳动”。现在这个法案已经消失了，但它还是“阴魂不散”，不过表现的形式有些不同罢了。
宋庆龄所持的许多观念中，最强烈的观念之一就是热爱和平。在她年轻时的著作中就已表明了这一点，虽然那时她的想法还相当天真。尽管她以后在行动中一直支持用武装斗争来对付武装的压迫者和侵略者，她从来都很明确地看到，击败了这些敌人以后必须实现和平这个目标。几十年来，她呼吁和平的声音在世界各地的讲坛上回响。在逝世前一年她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还说：
“战争是可怕的祸祟，所以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去防止再发生战争——战争给人们带来多少痛苦！”①
①宋庆龄致朱尼·陈，1980年6月17日。
（七）在最后的日子里
关于她自己的年纪和寿数，宋庆龄谈起来常常是用一种幽默的口气，有时还带点嘲讽。许多人显然是怕她在世的时间不多了，赶着要请她核实某些历史事件或证明个人经历及表现，这些她都尽自己所知或记忆所及，由她的秘书执笔回复。①还有另外一些事，“人们大概觉得我快完了，所以不断地要我题字等等，有的要拍电影、有的要做雕像。”②这是她对有人那种迫不及待的样子的评论。
①她的秘书张珏保存着文书档案。
②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80年3月15日。
伊罗生夫妇离京前她没有能再见他们，为此她在信中半开玩笑地说，“因事忙耽误了。我想说不定我们下次见面要到外层空间去了。”①
①伊罗生着《在中国的重逢》（英文）。
＇同“邻居”的通信＇
在她晚年生活中的一大乐趣是同瑞士女教师、年纪同她相仿的奥尔加·李夫人的通信（信上称作“亲爱的邻居”）。不清楚她们之间的通信是怎样开始的，现存的来往信件和便条不下几百封。从这些材料看来，奇*shu网收集整理她们只在1979年见过一次面，这已是她们开始通讯后的第7个年头了。事后宋庆龄在信上说：
“你来我家吃晚饭时看上去真漂亮。你那闪亮的眼睛和美丽的面容使我想起了德累斯顿瓷器①。……希望你好好保养。你的腿将来也不会变成我这样（患关节炎）。”②
①德累斯顿在德国，所产瓷器以设计优雅、装饰精美著称，借喻妇女娇柔之美。——译者
②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1979年5月5日。
她们的通讯主要是谈家常、谈两人都认识的朋友、谈身体情况和保健知识、谈做菜等等。但有时也对时局有些生动的反映。1974年（还在“文革”期间）宋庆龄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宴会后写的信上谈到周恩来；
“虽然因长期患病显得清瘦，（他）作了一次极好的讲演。有些客人站到他们的座椅上，为了看清楚这位肩挑重担而又拒绝一切诱惑的人。”①（这是周总理最后一次在重要的公众场合露面。）
①同上，1974年10月6日。
宋庆龄写最后两封信①时，她同李夫人的健康情况都已不好。第一封信是为了像往常一样送一点吃的东西甜甜嘴、暖暖心：“现送上果馅饼一块”。在另一封信中，她谈到自己：
①同上，1981年2月1日及3月8日。
“我看看书，他们就说我会因此发高烧，而一发高烧，我每天就得挨两针！这可不是什么开心事儿！所以我不能多看东西，这是我这种讨厌的病最使人苦恼的地方。”
她在这里是指荨麻疹，而不是白血病——当时她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得了这种病，也可能已知道而不愿告诉她的朋友。
稍早一些时候，她曾抱怨过自己的眼睛有了毛病——那么多的书她想读，而现在只能堆在那里。
而且，她总是有做不完的工作。“我为国家做得还不够……部分原因是健康情况不好。”①
①同上，1979年6月5日。
＇“悼念李燕娥同志”＇
宋庆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因李燕娥的病而在精神上蒙上一层阴影。李燕娥（宋亲切地称为“李姐”）16岁就来到宋庆龄身边，帮忙料理家务，在一起生活了53年，如同亲人。李姐经常住在上海，宋庆龄在上海居住时她照料未的生活，来在北京居住时她照看房子和孙中山的衣物——经常翻晒这些衣物是她的任务之一。1979年因李姐患子宫癌，宋庆龄把她带到北京，请最好的医生治疗，有时住院、有时住在家里。经X光诊断后动手术，发现已无法切除。宋庆龄在各种公私事务之外还要强抑自己的凄婉哀伤之情，不顾疲劳地去安慰她，使她减轻一些临终前的痛苦。这样做的困难是李姐没有文化、缺乏知识，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她病倒，也很难向她说明白。有好几个月，宋庆龄在私人通讯中几乎每次总要提到“亲爱的李姐”和为她的病而伤心。宋庆龄答应李姐，她们将来一定要葬在一起，使李姐得到最后的安慰。李姐于1981年2月病故，宋庆龄送的花圈上写着“悼念李燕娥同志”，表示对李姐不只是私人的情分，而是革命战友的情谊。确实，李姐从孙中山还在世的时候开始，一生对宋庆龄和她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受利诱，以宋的好恶是非为她的好恶是非，以宋的敌友为她的敌友。而“同志”这个称呼一直是宋庆龄所最珍视的。1981年3月下旬，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去看望卧病的宋庆龄。邓回忆说，“在谈话过程中，你明确阻止我，不要再称呼你副委员长。我说，‘称你庆龄同志好吗？’你内心掀起了喜悦，含笑频频点头同意。”①
①邓颖超着《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载《宋庆龄纪念集》，第57—62页。
不管她是否知道她最后所患疾病的严重程度，她对待死的态度是很冷静的，并有意识地、细致地做了一些准备。这可以从她对李姐遗体火化及骨灰安葬（以及以后她自己的安葬）的嘱咐中可以看到。（她甚至于画了一个草图，标明李姐和她自己墓碑的位置应在她父母合葬墓的左右等距，都平放在地上。）①
①见宋庆龄给私人秘书杜达周的书面指示，手迹载《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图345。宋曾对中国福利会秘书长沈粹缜（邹韬奋夫人）作过类似内容的口头指示。
＇最后的题字和讲演＇
她最后一次写东西是在去世前两星期。在他人扶助下，她艰难地走到写字台旁坐下，用颤抖的手，为她的老战友、救国会“七君子”之一邹韬奋（1895—1944）的一本集子题写了书名《韬奋手迹》。
在这最后题字之前4天，即5月8日，她一生中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出席加拿大温哥华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仪式。这所大学的校长和他的同事们是专程远道而来授予学位的——这是这所大学第一次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学位。宋庆龄当时病重体衰，许多人劝她就在家里接受学位，但她坚持要去人民大会堂亲自参加授赠仪式，否则她认为就是对远道而来的贵客们的不尊敬。她坐在轮椅里，在仪式上还发表了精神饱满的讲话，从过去加拿大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援助谈到目前两国的新的友好关系。
这就是宋庆龄的责任感。
＇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
她的病情在5月14日晚严重恶化，突发寒战高热，伴有严重心力衰竭，经竭力抢救治疗，她的生命延续了一些日子，不过常处于昏迷状态，只短时清醒。在这些清醒的时刻，她得知并接受了给她的最后荣誉——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她早就要求的）和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以她的谦逊，这是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要获得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一决定代表着人们发自内心的、最恰当的对这位女性的敬意：她象征着中国革命的过去和现在，象征着中国革命对民族最优秀儿女的吸引力，象征著作为它当前目标的现代化，象征着它同外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的联系以及它的最后的社会目标。
5月15日，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她病情突然恶化后的次日早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和彭真去看望她，说明要向中央报告她的入党宿愿，她轻声答复“好”。①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还建议人大常委会授予她国家名誉主席荣誉称号。廖承志和宋任穷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她说：“谢谢同志们”。16日，邓小平到寓所探望并致祝贺。
①参见邓颖超文，同注54。
廖承志后来回忆说①，他在5月20日曾同“叔婆”（他和姐姐廖梦醒从小这样尊称宋庆龄）“一句话带两声喘地谈，谈，谈了足足20分钟。我的广东腔北京话，她常常听不清楚。她的上海腔北京话，讲起来也非常费力。于是我们只好用英文交谈了，这是长期以来，她同我谈话时使用的语言。……叔婆说：‘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很感谢。”……‘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的话……’……我那时认为，不能让她苦痛地勉强讲话了。我忍耐心情的激荡，向她说，‘叔婆请放心。我们将依照您的吩咐去做的。一切照您的意思去做。’
①廖承志着《我的吊唁》，载《宋庆龄纪念集》，第63—65页。
“……我向她说：‘……请您好好好好休养。我明天再来看您。’叔婆又微笑了。她说：‘明天……明天……’……那是她最后一次所作的时间最长的谈话。……
“明天自然我又去了，那以后，她已在半昏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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