渥畛さ奶富啊！�
“明天自然我又去了，那以后，她已在半昏睡状态中，再也没有能力开口说话了。”
廖解释说，宋庆龄所说“如果我发生什么问题的话……”就是说她死后要把骨灰送回上海，同她的父母和李姐安葬在一个墓地内。“共产党员宋庆龄同志的脑中，永远不曾有过‘特殊’两个字。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台湾有些人说，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她想也不曾想过这些。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现在为此而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易箦前后＇
本书作者是在5月18日凌晨两点接到通知赶往她的寓所的，因为看来她已处于弥留状态。和我同去的有《中国建设》的两位同事林德彬（他曾长期在来手下工作）和吴佟。领导人、亲属和朋友都聚集在那里，准备最后的悲痛的告别。她安静地睡在自己的床上，四周是各种各样医疗器械，因此在这个很大的房间里，大部分地方现在显得有些凌乱，但居于显著地位的仍然是那些表现主人性格和生活习惯的陈设。靠窗边的她的写字台上仍很整齐，还放着她最后写作的东西。在另一角落里，靠墙放着的是仅次于打字机的她的常年伴侣——一架黑色的、竖式的老钢琴。打字机是她60年革命生涯中的武器，又是她同外部世界沟通的渠道。钢琴她虽从未在公众面前弹奏过，但几乎每个晚上她都要弹琴自娱。弹琴也使她怀想小时在上海的生活（她在父亲唱赞美诗和美国南方小曲时常为他伴奏，有些旧乐谱还保存着）和青年时期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上学时的情景。
她看上去脸色不是苍白而是发红，嘴唇有点撅起——似乎不喜欢在她这个一向安静的退居之所出现忙乱的现象。在最后几年里，她体重增加而双腿无力，所以不止一次在卧室里摔倒受伤，但她始终不要任何人住在她的屋里。
本书作者下次见到她时，她已故世，（5月29日晚8时18分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遗体停放在另一室内。临终前折磨她的病痛现已过去，她的遗容显得十分安祥。亲属们在守灵，领导人和好友们鱼贯而行，最后告别。
（八）高风亮节国之瑰宝
＇哀荣、安息＇
接着移灵至人民大会堂举行连续三天的吊唁、瞻仰遗容。她安卧在水晶棺中，上面覆盖著有镰刀斧头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共有12万人前来吊唁，其中有许多少年儿童、还有在北京的一百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她的外国友人。
《人民日报》于5月31日发表了题为《高风亮节国之瑰宝》的悼念社论。
治丧委员会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宋庆龄亲属和友好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前来参加丧礼。亲属中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孙科夫人、宋子良及夫人、宋子文夫人、宋子安夫人、蒋经国、蒋纬国以及宋霭龄和孔祥熙的子女孔令侃、孔令杰、孔令仪、孔令伟等。治丧委员会还通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专机可在北京及上海降落、一切费用由该会负担。（但台湾电信局显然奉上峰的指示无理拒收这些电报。）①
①新华通讯社1981年5月29日、30日及6月2日电讯稿。
孙科夫人陈淑英献的花圈上写道：“沉痛哀悼亲爱的妈妈——儿媳陈淑英敬挽”，摆放在棺前，还有其他到场的亲属们献的花圈。从美国发来唁电的有二弟宋子良及夫人、小弟宋子安的夫人、大弟宋子文的长女。
宋美龄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看来她还在坚持她的那套政治，尽管她一定会怀念她们的姐妹之情。在表面的沉默下，事情可能要复杂得多。廖承志后来在一篇讲话中说①，北京这些电报发出后，特别是邀请宋美龄参加葬礼，“蒋经国很恼火，又派人到美国去，又写信去，又如何如何，又通过孔令侃，怎么样怎么样。”（可能要孔令侃去阻止宋美龄回复）廖承志认为，这些讣告和邀请已完全证明是有作用的，震动了这些流亡在外的人。孙科的家属作出了回应。尽可能广泛地争取人——不是像有些人所反对的那样，说是圈子太大了——已经产生了积极作用，并体现了尽一切努力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实现国家统一的政策。
①《新时期港澳新闻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981年9月4日），《廖承志文集》下卷，第624页。
治丧委员会成员共392人，包括国家和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来京的宋庆龄亲属以及宋庆龄的外国友人（本书作者完列其中）。
国家给宋庆龄以元首级的哀荣。从5月30日至6月3日，在天安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及所有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6月3日举行追悼会当天，全国各地都下半旗志哀。世界各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著名人士、以及宋庆龄生前友好纷纷发来唁电。
追悼会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邓小平致悼词①。邓简述了她一生漫长的政治历程，赞扬她那“坚定忠诚、恭谨谦逊”的性格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
①《邓小平同志致悼词》，载《宋庆龄纪念集》，第25—29页。
邓称宋庆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导人，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廖承志的回忆录①把他60年来同宋庆龄的情谊以及对她在国事中所起作用的评价结合起来，是一篇更富于私人感情色彩的文章。像他的父母廖仲恺和何香凝一样，他的一生确实是同她的一生密切相联的。他第一次同她和孙中山在一起照相时才7岁，正是1915年她和孙中山结婚的时候。（到1983年75岁时，他正有可能担当宋庆龄长期担任过的国家副主席的职位，不幸因心脏病去世。）
①《我的回忆》（1982年5月29日），《廖承志文集》下卷，第650—652页。
在那篇回忆录里，他写道，“回忆真有一大堆。儿童时代的，欧洲时代的，香港时代的，解放以后的……从她一生革命的长河中每个阶段都可以看到，她一生是革命家，是斗士，以共产党员自许，而最后获得党证，是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主席。”
6月3日，她的遗体火化。第二天骨灰用专机送往上海，安葬在宋氏墓园。
为什么她要长眠在这里，而不是在首都某处建造宏伟墓地或者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同她的丈夫合葬？
廖承志已经说明了主要的原因，但还可以作些补充。她会认为，孙中山的历史业绩是他的功勋，她不应去分享。另外，在第十七章中曾经提到，解放前，国民党中曾有人对她作为孙中山遗孀的地位妄加訾议，她气愤地说，“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这也许可以作为另一个原因。她父母的墓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破坏，后经周总理下令修复。是不是因此而使她觉得她必须永远陪伴在她父母旁边？她的一生为公，但在她看来，死是私人的事情。
＇伟大光荣的一生＇
在她身后对她的评论中，即使来自对方阵营，对她的无私忘我、绝无个人野心，也是称颂备至。旧上海租界工部局的一位英国官员恰当地称她为“始终如一的谦逊”。他很有见地，看到了宋庆龄的谦逊是同她的力量和才干溶合在一起的。他说：
“但她又能具有极大的热情……她献身于暂处于劣势的那些人的事业……有许多人会毫不犹豫地称她是（宋氏）三姐妹中最伟大的一位。”①
①O．M．格林着《中国对其独裁者的斗争》（英文），第105页。他曾任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主编，这家报纸为英国人所有，是上海那些老资格的“中国通”的喉舌。
很久以前，法国名作家罗曼·罗兰就曾这样形容宋庆龄：她从外表看来是一朵柔美的花，在内心里则是一头无畏的狮子。
她的友人路易·艾黎在最后看到她的遗容时写下的诗句①中也表述了她这两方面的品质的结合：
①路易·艾黎着《回忆与思索》，载《中国建设》1981年第9期纪念宋庆龄特刊英文版，第28页。
“……那动人的美丽
……使每次同她的见面都水难忘怀
现在却已消失，代之出现的
是最后的搏斗在一个战士脸上所留下的坚毅和果断。”
她最后的遗容，正像68年前她在大学毕业时那帧照片上的容貌一样，其内在的核心是力量。
同样持久不衰的是她本质中那种感人的仁爱，她的一位同班同学曾夸张地称之为“来自内心的光耀”。60年后，一位在这充满暴风骤雨的60年中同她一直交往的华侨友人言简意赅地说，“她的为人不能再好了”。①
①本书作者1986年与艾丽斯·郭（郭宝珠）的淡话。她的家族是澳大利亚华人，曾在上海拥有最大的一家百货公司。她在海外旅居多年后于80年代返回上海。已故。
现在安放在她墓园中的有一尊她的白色大理石完美雕像，它表现出她仁爱安祥的神态。这是以著名的女雕塑家张得蒂为首的五人小组的集体创作。她本人会不会同意立这样的雕像，这是很难说的，但它体现了上海及全中国人民以有这样伟大美丽的女儿为骄傲的心情。
在她身后，有许多很恰当、很能说明问题的评论。如她的老同事陈翰笙曾说，“机会主义同她无缘”。这一点她的外国女友海伦·福斯特·斯诺（尼姆·韦尔斯）在较早时也说过，当中国的中产阶级投入“机会主义”怀抱时，孙夫人却从不这样做，“别人晕头转向而她从不自欺欺人、也不迷失方向。”①陈又说：“宋庆龄是一位英勇的民主斗士。我们要向她的杰出的模范行动学习，因为我们要继续加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②
①海伦·福斯特·斯诺着《现代中国的妇女》（英文）。这本书有“孙逸仙夫人”一章，共40页。作者是斯诺的第一个妻子，她的另外一些著作署她的笔名“尼姆·韦尔斯”。
②前一引语是陈翰笙口头告诉本书作者的，后一引语来自陈着《为民主的英勇战斗》，载《中国建设》1981年第9期纪念宋庆龄特刊英文版，第47—48页。
要这样引用评述她的文章是没有尽头的，这些文章还都包含了许多她的言论和著作的摘录，对人极有启发。比较好的办法是回顾一下她一生中最足以表现她的品质的一些事例：
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同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事业结合。这是对她的原则性和意志力的第一次考验。
在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广州总统府时，她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救孙中山出险，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这显示出她那英勇献身的忠诚。
孙中山逝世后，她在滚滚逆流中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她一再为维护原则而战斗。她顶住各种各样政治的和家庭的压力，为了同蒋介石的血腥奸诈手段篡夺国民党的行为划清界限，毅然去莫斯科。特别是奇*shu网收集整理，她把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能有效地进行中国革命的力量，并同它站在一起——即使面临左倾分子的排斥，也不动摇。
回国以后，她自己处境险恶，但她勇敢地去保卫那些勇敢的革命者，领导了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当有人被杀害、她自己也备受威胁时她毫不退缩。她又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在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后带头发起要求入狱的声援活动。
她为了建立和加强国共第二次合作而努力，以使国家免于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
她卓有成效地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封锁（甚至供应伤员的医疗用品也不准通过），并为这支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作战最多、战果最好的人民军队，争取到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继续为完成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而斗争，并成为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
人们都记得，从1914年到1949年，她在无数次逆流中搏击前进，从不向任何问题和困难低头，而是积极勇敢地去面对它们。她的生活环境不断变换——从日本到上海，然后到广州、武汉、莫斯科和柏林，接着又回到上海，又去香港和重庆，再回到上海，每一个地方都是她进行政治或军事斗争的战场，直到革命胜利，她来到人民的首都北京。
她对于许多她所熟悉和敬慕的革命同志被反动派所暗杀，感到无比的义愤和悲痛，在这些同志中有廖仲恺、李大钊、邓演达、杨杏佛。有些同志被捕，她设法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抢救出来，使他们得以为革命继续战斗，其中有廖承志和陈赓。
她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所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从不懈怠的、有策略的和广泛的。她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反法西斯战士、一个主张现代化的人。在个人方面，她谦逊、讲民主、节俭、极端诚实。她在原则问题上则坚定不移，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并且总是先公后私。
她特别关心穷人、劳苦大众、妇女和儿童——在她看来，正是为了他们才进行革命的。儿童工作在她心目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的成立使她无比欢欣鼓舞，因为这对国家和社会来说都是旧时代的终结、新时代的黎明。在任何考验中，她对人民和他们的未来的信心是始终坚定不移的。
在她身上是几种文化的最优秀内涵的结合、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
她对和平事业念念不忘。在青年时代，她就致力于此，虽然带着一点矇眬和浪漫。后来，作为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家，她为之而奋斗；作为一个女政治家，她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开展和平运动。1980年一位中国教授赴美前向她辞行请教，她复信说，“把你的一份力量加入到争取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它只会带来痛苦和毁灭）的事业中去。帮助那里的人民加强战斗以增进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团结，争取和平和进步而不是走向自我毁灭。”①
①宋庆龄致南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