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到三交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着手建立党组织，成立了由叶剑英任书记，李克农、杨尚昆、李维汉等组成的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党委。中央后委在三交历时一年。
国民党军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延安，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似乎一帆风顺。
胡宗南宣称：“中共已成流寇。”
蒋介石也高兴得昏了头，向胡宗南连连下令：“收复陕北事小，俘中共首脑事大，如能俘中共首脑，放弃陕北亦值得，望努力为之，以创立国之首功。”
李克农的情报系统高效而又有序地运转着，胡宗南在陕北的大量军事情报被侦悉，前方转战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因而有了洞悉秋毫的眼睛。
李克农具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情报部成立以后，他就敏锐地意识到西安在战略上的特殊地位，加强了对西安情报机构的建设。李克农在方针上、组织上、任务上都给西安情报机构以具体指导，提出了“巩固发展、长期打算、深入敌内、精干隐蔽”的要求，不仅使西安的情报组织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使其成为日本投降后中共开展北方工作的重要基地。
此刻，面对胡宗南军的猖狂进攻，李克农命令西安情报组织把对胡部进犯陕北的侦察工作作为当前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以配合西北野战军粉碎其阴谋，确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在此关键时刻，打入胡宗南部、担任胡宗南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3月，熊向晖将胡宗南攻占延安、进攻陕北的作战意图、进攻路线、兵力部署等事先上报李克农，使中共中央能早作安排。胡宗南进占延安后，熊向晖又将胡宗南的一举一动及时向中央汇报，使中共中央对胡宗南的动向了如指掌，胡宗南也就不可避免地屡遭败绩。
毛泽东的“蘑菇战术”屡建奇效，陕北周旋的结果，蒋介石手中的王牌———一个又一个美式装备的旅、团一一被吞掉。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以无畏的革命气魄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李克农身在临县，心系陕北，他十分关心中共中央前委和毛泽东等人的安全，通过秘密电台指挥全国各情报系统，将有关情报及时报告中央。对此，周恩来夸奖说：“我们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的东西。”
这时的蒋介石却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他“重点进攻”的结果是———全面收缩。
这时，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人民解放军犹如苍龙入海、猛虎下山，摆开了战略进攻的态势。李克农具体领导的情报工作，到处开花，遍地结果。大批情工人员打进国民党的军队，深入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挥机构内，大量的密电被破译，大批的部队被策反投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得以“运筹帏幄，决胜千里”，牢牢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
1948年，李克农担任了中共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和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委员。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中央情报部主管对敌策反工作。
在李克农的指挥调度下，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活剧上演了：国民党军队一批批地“弃暗投明”，北平、湖南、川康、云南、西康兵不血刃，和平解放。
亲自指挥东北战场（一）
这其中，李克农亲自指挥的东北战场的对敌策反工作，就是光彩夺目的一幕。
东北地区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争夺的一个焦点。它工业发达、交通方便、资源丰富、粮食充足，地理上与苏、朝、蒙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战胜利后，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意欲占领东北，出动了大量飞机、舰艇运送蒋军到东北。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六十军、九十三军共五个军从上海、广州、越南等地云集东北各大城市和重要港 口，企图抢夺胜利果实。中共中央也果断采取了相应措施：由关内各解放区抽调部队13万人和两万干部从陆、海两路兼程进入东北，并陆续派彭真、陈云、林彪、李富春、高岗、林枫、张闻天等20多名中央委员到东北工作。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彭真为书记。同时，进入东北的各路部队与原在东北的抗日联军共同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是年底，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任第一、第二政委。熊熊战火在白山黑水之间燃烧起来。
为配合东北的解放战争，李克农亲自指挥了中共驻沈阳的情报组织。该组织的主要内线人员、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赵炜，早在北平军调部时期，就处于李克农的具体领导之下。赵炜主管机密室，几乎掌握了东北国民党军的全部情况。1947年3月至9月，在东北战场战况激烈的情况下，赵炜及时准确地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国民党军作战计划、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对改变东北战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7年6月，中共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在批发中央情报部致沈阳情报组织的电文上写道：“最近你们来的情报很有价值，对中央帮助甚大。”对赵炜提供的情况予以嘉许。
李克农还把目光投向了在东北作战的国民党军事体系中的杂牌部队———滇军。
在国民党驻东北军队中，六十军与九十三军就是滇军中的两支。六十军组建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当时，“云南王”龙云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从滇军中抽调出第一、二、三、五、七、九等6个旅和部分滇黔绥靖公署直属特种兵部队共4万余人，编成一个军，被国民政府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下辖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四师，各师辖两旅。
六十军建成后，转战抗日战场：台儿庄战役，损失逾半；滇南守边，历尽艰辛；越南受降，备受殊荣。
抗战胜利后，在蒋介石“戡乱必胜，救国必成”的口号下，六十军奉调前往东北，投入到一场彻底改变六十军历史命运的反共内战中。
此刻，六十军雄风难再，等待它的是人民解放军暴风骤雨般的重大打击。六十军一时损兵折将，丢盔弃甲，元气大伤。
“后撤！再后撤！”国民党东北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吉林守备司令、第一兵团副司令兼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不停地下达这样的命令。曾泽生，云南永善人，1902年生。他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后奉龙云之召回滇，充任昆明军官候补生队副队长。抗战期间，历任新六军团长、副师长、师长、军长，是一位能征惯战的猛将。此时，“后撤”的命令从他的口中发出，一番难言的苦衷涌上心头。
六十军人心惶惶，军心不稳！
滇军中的中共地下组织活跃起来。这批人中间，有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刘浩。
刘浩，云南人，原名刘若坚，1937年入党，长期在中共云南工委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运工作和对国民党云南上层的统战工作。其妻禄时英是调往东北的国民党滇军第九十三军军长、云南彝族人卢浚泉的本家亲戚，而卢浚泉又是龙云的幺叔。因而，刘浩和云南军政要人龙云、卢汉、卢浚泉、张仲、陇耀等私交甚深，在云南滇军中常有“通天”的本事。
1946年4月26日，正在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习的刘浩接到通知：朱德总司令请他去谈话。
刘浩赶到朱德的窑洞，只见还有另外几位云南籍的干部也在那儿。不一会儿，朱德走出来，和大家握手见面。朱德笑着说：“你们在坐的都是云南人，我也算是半个云南人了，我们是老乡相会分外亲啊！”朱德虽是四川仪陇人，但他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接着参加了辛亥革命中的云南光复之役，此后又在滇军中历任团长、旅长，并参加过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和云南结下了不解之缘。
朱德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说：“蒋介石已经把云南的六十和九十三两军调到东北打我们，今天找你们来就是要商量一下怎样做好滇军工作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加强对敌军工作，向来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根据东北敌军情况，做好滇军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既是对全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又是为云南父老做一件大好事。”
亲自指挥东北战场（二）
针对刘浩今后的工作，朱德说：“中央考虑你是云南人，做过地下工作，有做云南上层统战工作的经验，对云南上层的情况也比较熟悉，决定派你去开展这项工作。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还要同你谈话，布置任务。”
刘浩当即表示：愿意去东北做好滇军的工作。
4月29日，刘少奇接见了刘浩，具体安排了他的工作。
刘少奇说：“对滇军的策反工作应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依靠我方在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广泛结交朋友，从滇军内部做好工作；二是依靠我军军事力量和党的政策，在前方积极开展对滇军的政治攻势；三是利用各种可能，直接与滇军上层将领接触，公开对他们进行策反。总之，工作要从各方面去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或迫使滇军大部分起义。”
刘少奇还告诉刘浩，中央还将抽调一部分云南籍干部去东北开展滇军工作，滇军中地下党员的关系，由刘浩负责联系。并要求刘浩先乘飞机去北平，到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由叶剑英、李克农具体安排接近滇军的事宜。
1946年5月6日，刘浩按中共中央指示，飞抵北平，向李克农等汇报受命策反滇军的情况。
李克农与刘浩详细研究了如何安全进入滇军的问题。由于国民党军加强了东北的防护，沿途盘查甚严，最后决定：刘浩先乘飞机去张家口，再经晋察冀转冀热辽，想办法进入东北。
李克农要求刘浩首先与东北滇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取得联系，了解情况，然后再相机行事。
在李克农的帮助下，1946年7月下旬，刘浩辗转进入东北。此时东北上空已弥漫着战火的硝烟了。
刘浩到东北滇军后，立即与九十三军中共地下党员张士明和六十军地下党员杨重接上了头，传达了中央指示，并根据滇军中中共地下党员的情况，与他们研究确立了八项工作任务：对具备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迅速分别发展入党；共产党员要争取掌握带兵实权；广泛开展交友活动，更多地团结中、下级军官；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广大官兵的不满情绪，适时地进行策反宣传，团结进步，争取中间，孤立顽敌；积极搜集军事情报，配合解放军外线作战；建立与解放区的交通联络，内外配合；为便于工作，把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分为两个独立活动的党组织，六十军地下党组织由杨重负责，九十三军地下党组织由张士明负责；积极慎重地开展对上层将领的工作，争取在滇军内部策动反蒋起义。两个军的地下党组织，按照统一部署，积极活动，迅速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展了广泛的交友活动。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很有成效，很快，两军的带兵实权就掌握在中共地下党员张士明、宁坚、杨重、范啸谷、赵国璋手里。
刘浩将两军的实际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他认为，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虽然为保存实力，作战消极，但对中共顾虑颇多；和国民党其他将领一样，他迷信美国的支持和手中精良的装备，不到走投无路是不会认输的。
针对这一形势，中央经过慎重考虑，作出决断：集中精力策反六十军。
李克农居“庙堂”之高，刘浩处“江湖”之远，策反工作像上紧了发条的时钟，昼夜不息地运转起来。
与此同时，长春城外人民解放军大兵压境，城内已弹尽粮绝，军心涣散，士无斗志。军长曾泽生哀叹：“我少年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却是自相残杀。”原先充盈胸中的“为卢汉争光，为滇军争气”的豪情壮志，已荡然无存了。
于是，在历史的日历上，记载下了这样两个振奋人心的日子：1948年10月15日，东北滇军第九十三军在锦州被全歼，军长卢浚泉被俘；
1948年10月19日，东北滇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军部和一八二师、暂编二十一师、暂编五十二师3万余人，在长春起义。曾泽生部起义后，被中共中央军委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曾泽生任军长。1950年10月，五十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涌现出白云山团、帽落山英雄营及修理山、文衡山英雄连等英雄集体和一批战斗英雄，立下赫赫战功，打出了军威国威。曾泽生本人则于建国后历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长春起义，使蒋介石东北棋盘上重要的一颗子，不战而为我所有，这对改变战局，无疑有莫大的裨益。
滇军，是国民党军链条上的一个薄弱环节，继续从滇军入手，李克农把眼光盯住了云南。云南掌握在龙云、卢汉手中。
龙云，1884年生，云南昭通人，彝族。他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曾在云南军阀唐继尧部任过军长。1927年，43岁的龙云发动倒唐政变，一举夺得云南的实权，成为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和第十三路军总指挥，成了名副其实的“云南王”。抗战胜利后，早有消除异己之心的蒋介石，免去了龙云云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明升暗降，将龙云闲置了起来。龙云被蒋介石夺去了军权，但在云南的一方天地，影响却还在，他不时通过各种渠道，遥控云南局势。新任云南省主席卢汉便受其影响。
卢汉，1896年生，云南昭通人，彝族。1914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是龙云的老部下。此时，接替龙云，主理滇政。蒋介石此举，意在挑起龙、卢二人的矛盾。
龙云在抗战时期，曾与中共有过接触，此刻对蒋介石将其调虎离山的一招，正愤愤不平。卢汉偏于云南一隅，手握杂牌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