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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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 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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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此“建设杂志”之目的也。⑥
    胡适觉得《建设》的宗旨是很好的;而对照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山先生的《发展中国实业计划》,认为“《建设》的前途是一定很能满足我们的期望的”,因而赞扬说:
    在这个“盲人瞎马”的时代,而有这种远大的计划和主张,可算是国内最可使人满意的事。⑦
    当时孙中山正在倒霉的时候。他“护法”不成,反而被南北军阀赶得无地容身,⑧只好躲在上海,潜心著作他的《建国方略》。《建设》杂志上发表的《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便是这《建国方略》的物质建设部分,表现了他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工业化强国的伟大理想。尽管其中不无空想及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却诚如胡适所说,是一个“远大的计划”。⑨但是,统治国家的军阀官僚们,只把胡混当作实行,而把计划当作无用。他们攻击孙中山是空谈的“理想家”,甚至“党人亦起异议”,说孙先生的主张“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⑩众口铄金,一时风靡,都反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真是一个“盲人瞎马”的时代!就在这个时候,胡适站出来称赞孙中山的计划和主张,他的识见是多么难得!而孙中山及其党人又该多么感激啊!
    此前不久,《孙文学说》由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中山先生曾命廖仲恺寄五本书给胡适。请胡适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对此书内容一为批评”。胡适膺命写了一篇书评,详细介绍《孙文学说》的要旨和内容,指出“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把他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他又称赞中山先生说:
    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赞扬毛泽东和孙中山(2)
    孙中山的这本《学说》,正是担心他的《建国方略》大计划,“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而写的。胡适如此称赞他为“实行家”,“有理想的实行家”,自然正中下怀,因而视为知音,十分感激。廖仲恺在致胡适的信中转达说:
    中山先生在《每周评论》上读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孙中山对胡适也很关心。这年6月,陈独秀被捕;秋天,《每周评论》被封,传说胡适也被北洋政府拘捕了。当时有人再三要求孙先生打电报营救陈胡。孙中山没法答应,说“你们要我发电报给谁?”恰巧这时候,徐世昌、段祺瑞派许世英作代表,到上海见孙先生。孙就乘机提起胡适和陈独秀被捕的事,对许说:
    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来杀死;身体不好的,或许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
    据说许世英听了,口口声声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果然过不几天,陈独秀就出狱了。由此一端,可见孙中山对陈独秀,特别对胡适,是何等关心,体贴和赞许。
    然而,当孙中山再次被南方军阀赶出广州,亡命上海,以及他逝世之后,胡适却又对孙中山有许多非难与批评。这种反复,已是后话,到后面再说罢。
    ① 胡适的《介绍新出版物》一文,载《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出版。
    ②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EdgarSnow:“RedStarOverChina”
    ),董乐山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月1版,第125页。
    ③ 同注②,第130页。
    ④ 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494页。编者有注云:“此信系明信片,原文未署寄信人和写信时间,信片正面写有‘北京南池子缎库后胡同 胡适之先生收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七?九’等字样,并盖有‘九年七月九日长沙’和‘九年七月十四日北京’两邮戳。”(三版注)
    ⑤ 同注①。
    ⑥ 《建设》杂志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出版。
    ⑦ 同注①。
    ⑧ 1916年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以国务总理掌管着北京政府的大权。他对外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对内承袭了袁世凯的全部反动政策,顽固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即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于1917年7月间,偕同部分国会议员,率领起义的海军两舰,由上海去广州,联合西南滇桂等省的军阀,于9月10日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反对北方政府,孙中山被举为海陆军大元帅。但“护法”不是一面鲜明的旗帜,不能起到动员人民革命的作用。而当时的西南局势又非常复杂和混乱,南方军阀与北方的直系军阀亦有勾结,他们用各种手段打击护法运动,排挤孙中山,不容许他掌握武装力量。1918年4月,桂系军阀改组军政府,废大元帅制为大总裁合议制,进一步排除孙中山。孙中山极为愤慨,却又无力反击,被迫于5月间辞职,离开广州,再赴上海。他后来回忆护法政府的情形说:“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雠所快,终至于解职以去。”(《复港商陈赓如函》,见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函札”,成都近芬书屋1944年版,第176页)然而也因此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
    南与北如一丘之貉。”(1918年5月4日《辞大元帅职通电》,见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85页)
    ⑨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作于1919年,由六种计划组成,包括交通、商港、铁路、城市、水力、钢铁、矿业、农业、灌溉、森林、移民等多方面的系统的庞大计划。但篇首即是“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把希望建立在国际帝国主义对华投资的基础上。孙中山幻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不再打仗,而以其剩余的资金、物资、工业人才和技术,向华投资,以共同发展中国的实业,使中国外国利益均沾。这纯粹是一种幻想。故他在1921年10月10日所写的《自序》中,感叹帝国主义不听信他的美妙计划,“大势所趋,无可如何,故虽有三数之明达政治家,欲赞成吾之计划,亦无从保留其战时之工业,以为中国效劳也”。(见《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6页)
    ⑩ 孙中山《建国方略》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孙文学说)”《自序》,见《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04页。
     《孙文学说》,作于1918年,1919年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据《自序》说,他着手写《建国方略》(实业计划)时,因“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犹是七年前之党人社会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大敌横梗于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见《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06页)全书主旨,即在于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并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的新信仰,即“知难行易”说。本篇后即编入《建国方略》,为第一部分“心理建设”。
    廖仲恺1919年7月11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64页。
    见《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出版。 廖仲恺1919年8月2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6页。¨。电子书 ZEi8。COm电子书 。电子书 。电子书¨
    参看沈定一1919年12月13至16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77页。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林纾笔下的”狄莫”与”秦二世”(1)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新思潮的影响不断扩大,白话文顺利推行,守旧的文人们便坐不住了。他们视新文化如洪水猛兽,感到了一种灭顶之灾即将来临的惶恐。他们要保存国粹,便要反对新思潮,抵制新文化运动。1919年3月,北京大学的旧派文人刘师培、黄侃等,继《新潮》之后,也组织一个刊物,名叫《国故》,标榜“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为宗旨,企图与《新青年》、《新潮》抗衡。他们骂新文化,自然也骂胡适。胡适做过一首白话诗《蝴蝶》,开头两句是: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据说黄侃先生痛恶白话文,尤痛恨白话诗,便叫胡适为“黄蝴蝶”,而不称他的名字,以表示轻蔑。这不仅刻薄,也有些失德了。
    那时,攻击新文化最激烈的,是一个自称“清室举人”,以卫道自任的林纾。他字琴南,福建人,是桐城派古文家。林氏不懂外文,却与别人合作,用古文翻译过一百多种外国文学作品,在清末有很大影响,号称“林译小说”。①但到1919年二三月间,林纾竟以文化的卫道者自居,跳出来兴风作浪,反对新文化运动。
    他首先在《新申报》上发表《蠡叟丛谈》,用短篇小说的形式,辱骂和攻击《新青年》团体的人们,胡适自然也是他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
    林纾的小说,一篇叫《荆生》。②其中写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
    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能哲学,便是隐指胡适。三人聚于北京陶然亭畔,饮酒歌呼,放言高论,掊孔孟,毁伦常,攻击古文。忽然,隔壁一声巨响,——
    一伟丈夫(按,即荆生)足,超过破壁,指三人曰:“汝适何言?……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
    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留尔以俟鬼诛。”
    完全是汹汹的骂詈与仇恨,正如胡适所说,“这种话很可以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③
    另一篇小说叫《妖梦》④,写某人梦游阴曹地府,见一所“白话学堂”,门外大书一联云: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
    校中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明显是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则又是指胡适。某人进得学堂,至第二门,匾上大书“毙孔堂”,也有一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对鬼中三杰,骂得比《荆生》更粗鄙,更刻薄无聊。最后请出“罗罗阿修罗王”,将他们吃掉。林纾评论说,吃了这些“无五伦之禽兽”,“化之为粪,宜矣”
    !
    从这两篇小说可以看出,林纾对新文化真是切齿痛恨,他幻想有“罗罗王”或“伟丈夫”荆生出来,用武力消灭新文化人士。林氏写的荆生,乃是暗指当时安福系的军阀徐树铮。徐是段祺瑞手下顶得力的一个武人,却又能写几句文章,尝以桐城派文人自居。他办了一所成达中学,拉拢一些文人学士,林纾即是其中的一个。林氏因为在成达中学教过书,与徐树铮有些瓜葛,便想借军阀的武力干涉,把新文化的倡导者一个个赶尽杀绝。文人笔下竟含如许杀机,封建复古派对新文化的深仇大恨,由此可见一斑。
    胡适在叙述这段经历时,曾分析《荆生》小说,指出:
    这篇小说的末尾有林纾的附论,说“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这话说的很可怜。当日古文家很盼望有人出来作荆生,但荆生究竟不可多得。⑤
    军阀虽然拥有武力,却忙于自己派系之间的争斗,也害怕民众,故不敢贸然出来充当荆生。林纾们也只好哀叹了。
    林纾写这几篇小说,是有北大法科的一个学生张子做内线。张子(厚载)原是徐树铮的成达中学毕业,林纾在那里教过的学生。他平日向林通风报信,报告北大的一些内情。林氏的这两篇小说稿,也是由张代为寄给《新申报》发表的。当时蔡元培曾有复张子的信,对他作了虽然温和却很严厉的批评。⑥
    而胡适却拉张子为《新青年》做文章。⑦以致连钱玄同也看不惯,扬言要脱离《新青年》。钱在给胡适的信中,曾明白批评胡适说:
    至于张厚载,则吾期期以为他的文章实在不足以污我《新青年》(如其通信,却是可以);并且我还要奉劝老兄一句话:老兄对于中国旧戏,很可以拿他和林琴南的文章、南社的诗一样看待。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⑧
    对钱玄同的批评,胡适曾加以辩解,说拉张做文章,是想挽救他,“转为吾辈所用”;也为自己做文章找材料,并说“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⑨后来,在他轮流编辑的一期《新青年》上,坚持发表了张子的文章。然而张子并不感恩图报,仍照样给林纾做内应,自然也报告了不少有关胡适的事情。林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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