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短命表演，使“好政府主义”声名狼藉，正派人士都不屑于提及了。
① 参看胡适1922年2月4日、17日、3月31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上册，第255、269、300页。
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记里，记有“钞‘E．S．’的简章。下午‘E．S．’会集。
我们都赞成有一个小周报。”E．S．当是“努力社”英文名“EndearorSociety”的缩写，据此，则努力社在这时已经成立。
② 《我的歧路》，原载《努力》周报第7期；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99页。
③ 《我们的政治主张》，列名为提议人的有：
提议人 职业 蔡元培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王宠惠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罗文干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汤尔和 医学博士 陶知行 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 梁漱溟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李大钊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陶孟和 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朱经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张慰慈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高一涵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徐宝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王 徵 美国新银行团秘书 丁文江 前地质调查所所长 胡 适 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本文原载《努力》周报第2期，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
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经胡适删改，本篇亦被删去。
④ 见胡适1921年6月18日日记，《胡适的日记》，上册，第99～100页。
⑤ 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173～175页。
⑥ 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186、241页。
⑦ 参看《胡适的日记》下册，第352～354页。
⑧ 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145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本篇亦被删去。
⑨ 参看郑则民撰《王宠惠》，《民国人物传》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第140～141页。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不想替帝国主义辩护”？（1）
《努力》周报第22期，登载了胡适写的《国际的中国》一文。①他自己说：“我们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作辩护”，只是实在看不过中国共产党的“瞎说的国际形势论”，才来唱一出对台戏的。
原来，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宣言，分析了自1840年国际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指出“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并且以最近的直奉战争为例，具体分析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的中国军阀战争，得出结论说：
列强的压迫不去，军阀的势力不除，中国是万难实现统一的，而且内乱还会不止呢！……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②
因此，宣言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战斗口号。其中的分析，个别地方自然也难免失误，有些具体论断也难免幼稚；但总的来说，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而且这些见解，简直已经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常识了。
胡适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统一问题，以至一切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国家内部做起，寄希望于国人的反省和自觉，不赞成只是怨天尤人，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洋鬼子身上”。他也赞成“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认为应该包括在民主主义的革命之内，“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所以“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因此，他不顾一般常识，讥笑中共宣言的议论是“很幼稚的，很奇怪的”，“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的根据”，因而诋之为“瞎说的国际形势论”。胡适虽然也承认十年以前，“列强对中国自然是想走第一条路的（按：即征服统治中国），所以有势力范围的划分，瓜分地图的拟议”。但十年以后呢？在胡适的眼里，帝国主义似乎变得很美妙了。
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况且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与统一的。……老实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
这些话，在胡适的文章里都是加了着重号，密密麻麻画了圈的，可见是十分紧要。但他大约自己也觉得太露骨了一点，为了避嫌，竟又特别声明：他“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作辩护”。
中共的“二大”闭会不久，它的第一个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便在上海创刊了。③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本报宣言》，其中进一步揭露国际帝国主义侵华的种种罪恶事实，列举有七个方面：
一、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
二、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
三、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
四、外币流通于全国；
五、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
六、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串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
七、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钳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的掠夺欲。
这七项都是众目共睹的具体事实，胡适自然也不便否认；但他却说这些“都是和国内政治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怪不得帝国主义，只怪中国自己的政治不上轨道。他甚至逐项辩护，把帝国主义侵华的这许多罪行，都说成是好东西。他说：
政治纷乱的时候，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或者政权在武人奸人的手里的时候，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至于关税制度，国内无数的商人小百姓困压在那万恶的厘金制度之下，眼看一只江西瓷碗运到北京时成本不能不十倍二十倍于远从欧洲日本来的瓷碗；他们埋怨的对象自然不是什么国际帝国主义而是那些卡员扦子手了。
这简直是把侵略写成了友谊，把强盗打扮成了救星！最后，胡适竟还劝导别人，“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看了这些，人们怎么能相信，他不是在为帝国主义辩护呢？
胡适叫别人不牵涉帝国主义问题，可是帝国主义却总要来“牵涉”中国人。1925年英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枪杀中国民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广州、南京、汉口、青岛各地，也发生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血腥的屠杀，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大风暴。连胡适的一些朋友，也义愤不止，朱经农说：
沪事极可恨，英人日来随意枪杀人，惨无人道，在若辈眼中华人生命不值一钱也。可恨之至。④
在全国沸腾的反帝怒潮推动下，胡适也觉得刺激太强烈，按捺不住对国家的责任心，因而与罗文干联名上书北洋政府，提出惩凶、赔偿、道歉、废除会审公廨及“修改80年来一切条约”等交涉条件，以消除“将来之隐患”，“根本免除将来之冲突”，表现了他反对外国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积极要求。⑤但是，胡适只寄希望于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的交涉和谈判，却不怎么支持群众的爱国反帝运动，特别不赞成学生罢课去参加斗争。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文章，其中说：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不想替帝国主义辩护”？（2）
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呐喊救不了国家。即使呐喊也算是救国运动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记你的事业有比呐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业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个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⑥
这年9月，胡适到武昌大学讲演，又公然要学生“闭门读书，不管闲事”；甚至还有为英帝国主义者屠杀国人的暴行辩护之嫌。当即遭到武昌大学师生的质问，被斥为“外国的帝国主义宣传者”，⑦虽然言词苛酷，却也是事出有因，怎好责怪别人呢？
① 《国际的中国》，作于1922年9月27、28日，载《努力》周报第22期；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128a～128i。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由胡适自己作了删改，《国际的中国》全文被删去。
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共三部分：一、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的中国；二、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与受压迫的劳苦群众；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目前的奋斗。
③ 《向导》周报，1922年9月13日创刊于上海，后迁武汉，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出201期。
④ 朱经农1925年6月12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334页。
⑤ 参看胡适罗文干联名于1925年6月21日致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35～336页。
⑥ 《爱国运动与求学》，原载《现代评论》第2卷第39期，1925年9月5日出版；
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九，第1151页。
⑦ 参看李翊东1925年9月29日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45～347页。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二进宫（1）
还是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钱玄同就说过，胡适“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胡适自己也不再辩护，却我行我素。办《努力》周报以后，他竟两次进宫看望已经“逊位”的宣统皇帝溥仪，即所谓“二进宫”，最遭舆论的反对。
事情是从故宫里装电话引起的。原来，辛亥革命时，南方革命党与清廷代表袁世凯达成协议，清帝退位后，由袁氏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民国颁布“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共八款，如下：
第一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 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 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 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款俸饷，仍如其旧。①
根据这个荒唐的“清室优待条件”，②宣统皇帝溥仪退位之后，仍称“皇帝”，仍用宣统年号，仍“暂居宫禁”，并无期限，由民国供给巨款，仍然在紫禁城里过着原封不动的帝王生活。
溥仪当时年纪还小，小朝廷里的帝王生活十分呆板枯燥。小孩天性好奇，又智识渐长，梦想“恢复祖业”，故对外界的新事物非常感兴趣。经洋师傅庄士敦的介绍，他在紫禁城里接见过英国的海军司令，香港的英国总督；也知道了白话文运动，读过胡适的《尝试集》。但紫禁城里的王公大臣们却十分保守，每用“祖宗旧制”来限制小皇帝的越轨行为，企图维持小朝廷的安宁。皇宫原先没有电话。
有一次，溥仪听庄士敦讲起电话的作用，动了好奇心，闹着要装。大臣们都来劝阻，说“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但溥仪偏不听。终于在养心殿里安装了一部电话机。溥仪高兴极了，翻着电话本，乱拨电话寻开心。
1922年5月17日，溥仪给胡适挂了个电话，约他进宫去谈谈。为了进宫，胡适先去访问了庄士敦。他5月24日的日记里记载道：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nston），问他宫中的情形。
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按，指皇太后）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③
5月30日，溥仪派了一个太监去接胡适。那时宫禁仍相当森严。他们在神武门前下车，在护兵督察处的客室坐了一会，等与宫里通了电话，才得进宫。那天见宣统的情形，胡适的日记里也有记载，颇详细：
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17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