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停刊。五四运动后，他成了一个复古主义者。1924年至1926年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曾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和民众的爱国斗争。他兼任教育总长后，复办《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解放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
② 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原载1923年8月21日至22日上海《新闻报》；后收入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
③ 章胡二人互相赠答的这两首诗，是根据胡适的《老章又反叛了！》一文所录抄出。该文原载1925年8月30日《京报副刊？国语周刊》第12期；后收入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④ 载1925年8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题为“评议会布告”。
⑤ 以上两函件，均载1925年8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
⑥ 以上三个文件，均见1925年8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三版注）
⑦ 见1925年8月29日出版的《甲寅》周刊第1卷第7号所载《说》一文。
⑧ 见1925年8月7日北京《大同晚报》。
⑨ 1925年8月26日上海学生联合会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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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女师大风潮前后（3）
⑩《老章又反叛了！》，原载1925年8月30日《京报副刊？国语周刊》第12期，引文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203页。
见章士钊所作《答适之》，原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8号，1925年9月出版；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1926年3月，在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李景林等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因见奉军战事失利，便公开出面援助，于12日以军舰两艘驶进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国民军亦开炮还击，于是日本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于3月16日以八国名义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等等，并限于48小时以内答复，否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所认为必要之手段”。北京各界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于3月18日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不料在国务院门前，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当场和事后因重伤而死者47人，伤者150余人，造成了帝国主义和军阀互相勾结屠杀我国人民的大惨案。
胡适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42页。
参看《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77～380页。
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在莫斯科（1）
1925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为了处理这笔退还的赔款，组织了一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胡适被聘任为中方三委员之一。①
1926年3月，胡适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随即参加以英国人威灵顿子爵为团长的访问团，到汉口、南京、杭州、北京、天津等地访问，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5月，访问团一致主张设立“中英庚款董事会”，全权管理英国退还的部分赔款。7月，胡适离开北京，经哈尔滨，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到英国去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是胡适自1917年留学归国后，九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
火车昼夜兼程，穿过了辽阔的原野和森林，终于驶进了莫斯科。第一次来到这赤色苏联的首都，胡适感到陌生而又新奇。他要在这儿住下来，休息几天，看看这个震撼过全世界，而且各国至今都在关注、议论的神秘世界。
稍事休息后，第二天，胡适便去参观革命博物馆。他细细看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史料，很受感动。第三天，他遇着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便同他们一道去参观莫斯科的监狱，三人看了也都觉得很满意。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印象也不错。胡适觉得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他在莫斯科给友人写信道：
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of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②最后两天，胡适又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更觉得他的看法不错。他想，对这样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政治大试验，“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这才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胡适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他打算将来回国之后，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苏俄进行较长期的考察。
在莫斯科虽然只逗留了三天，但这赤色首都给胡适的印象却很深刻。到了伦敦和巴黎，他仍很激动，给徐志摩写了两封信，谈的仍是苏俄的观感，仍在称赞“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仍在称赞莫斯科的人们“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仍在称赞苏联政府重视教育和科学，等等。③
胡适的这些信，寄回国内，在友朋中传观，在报纸上披露，引起了颇大的反响。
当时国内北伐战争正迅猛发展，革命空气甚为浓烈，孙中山先生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深入人心。胡适这时称赞苏俄，而且说我们“不配批评苏俄”，自然得到不少人的称赞。而胡适的朋友们却大多惊诧不已。有的对他“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有的劝他不要匆忙表态，更“不必急于提方案”。徐志摩那时刚刚与陆小曼结婚不久，看到“胡大哥”称赞苏俄的信，很不以为然；
又看他寄回的相片显得有点瘦了，便开玩笑式的说胡适“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④其实，胡适在出国前一个多月，便发表过赞扬社会主义的言论，他说：
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⑤
人们读到这些地方，往往误以为胡适真的赞成苏俄的社会主义了，并由此而觉得奇怪：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连他的朋友们也百思不得其解。但胡适自己其实是说得很明白的。他并不赞成苏俄的社会主义，他所赞成的是“自由的社会主义”。看他当时写给徐志摩的信是怎么说的罢：
认真说来，我是主张“那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为简单说来，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Socialism）。⑥
胡适接着批评共产党的朋友，说他们以为“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这是历史上不能成立的话；而且责问说，“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主义硬送给资本主义？”自由和民主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形成了强大的世界潮流。民主和自由绝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无产阶级应该是民主自由的天然拥护者。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才明确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教条式的专制的不好的共产党，才会把自由硬送给资本主义。但是，胡适所赞成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胡适说：
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在莫斯科（2）
美国近来颇有这个倾向。劳工与资本之争似乎很有比较满意的解决法；有几处地方尤其是Detroit（底特律），很可以使英国人歆羡。⑦
这就很明白了，胡适所赞成和歆羡的，正是美国牌的“自由主义”。这回到美国去，他还想打听打听哩。① “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除胡适外，另两个是丁文江（字在君）
、王景春（字兆熙）。
② 《欧游道中寄书》，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三版，卷一，第74至75页。共有信五封，其中致张慰慈的三封，致徐志摩的二封。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均被删去。
③ 参看《欧游道中寄书》，《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77～90页。
④ 参看钱端升、任叔永、徐新六、徐志摩等人致胡适的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06～407、411～412、416～420页。
⑤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原为日本《改造》月刊“中国特号”而作，中文稿载《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引文见亚东3版卷一，第16～18页。
⑥ 同注②，卷一，第85页。
⑦ 同注②，卷一，第85～86页。
第八部分：欧美之行 1926…1927海外读敦煌卷子（1）
1926年8月初，胡适抵达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他这次游欧，主旨便是来参加庚款会；但会没开几次，委员会的人便四散了。胡适没事可做，在伦敦游览居留十来天，便又渡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的首都巴黎。他一方面是想在巴黎玩一玩，还想顺便去“世界公园”瑞士逛一逛；另一方面，则是履行他游欧的另一项计划，去巴黎图书馆看我国的敦煌卷子。敦煌卷子，是什么贵重东西？又为何要跑到远隔重洋的巴黎去看？
原来，这敦煌卷子，真可以说是我国的一批国宝。1899年，敦煌千佛洞的一个道士，偶然发现洞中夹壁后有一个密室，藏有许多古本经卷，除几本最古的印本之外，都是写本，共计约有两万来卷。最古的大约是一千五百年前写的，最晚的也有近千年的历史了。那道士没有什么知识，根本不懂得这些卷子的珍贵，把它当符卖给周围的乡民治病，烧毁了一些；幸亏那沙碛之间，地广人稀，所毁无多。后来，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到敦煌来，知道了这些古本抄卷，花很少一点银子贿赂那道士，便运走了六千多卷。不久，法国的一个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也来了，也只花一点银子，便挑选运走了二千多卷。我国的这一批珍贵文物便这样被窃运到英法两国，成了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和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珍藏。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只是他们拣选剩余的一部分了。
胡适出国前，曾试作《中国禅宗史》初稿，写到神会和尚，发现神会在禅宗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后来研究禅宗史的人往往忽略了他，埋没了他。胡适决心替神会打抱不平。于是，在国内大力搜求史料，结果却很不理想，他所能看到的神会著作仅仅659个字！胡适便打定主意，趁这次欧洲之行，到巴黎伦敦来看敦煌卷子，希望在那些唐代抄写的经卷中能够掏摸出一点神会和尚的史料。
8月26日，胡适走进了巴黎国家图书馆，开始翻阅敦煌卷子。那时，伯希和因捞得我国敦煌的大批珍贵文物，写了《敦煌千佛洞》等书，名声大噪，已经当了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并主编东方学杂志《通报》。胡适也去拜访了他，并得到他的帮助。“他给我介绍，得进‘写本书室’，看敦煌各卷子。”①果然，在巴黎读敦煌卷子，竟大有收获。胡适自记道：
我到巴黎，不上几天，便发现了一卷无名的语录，依据内容，定为神会的语录的残卷。后来我从别种敦煌卷子里得着旁证（例如《历代法宝记》），可以确定此为神会的语录。（卷子号目Pelliot3488）
过了几天，又发现了一长卷语录，其中一处称“荷泽和尚”，三次自称“会”，六次自称“神会”，其为神会的语录无疑。此卷甚长，的确是唐人写本，最可宝贵。（号目P．3047）
从此世间恢复了两卷《神会语录》的古本，这是我此行最得意的事！②不仅读书有得，而且在海外也有崇拜者。当年在巴黎专攻法国文学的袁昌英女士，写信给胡适，信中说：
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晓得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运命的栋梁！我的静坐的时候颇不多，然而一得之则默祝这两人的福寿与成功。③
读着这样的信，胡适自然也高兴。但是，得意之时，也遇着很不得意的事。有一天晚上，胡适与当时也在法国的傅斯年约定，去万花楼吃晚饭。胡适因事去迟了一点，在门口碰着万花楼的老板，他低声说，“楼上有人发传单骂你，我特为站在门口等你，你不要进去了吧？”胡适当即大笑，说：“不要紧，我要吃饭，也要看看传单。”他上了楼，傅斯年、梁宗岱等人都在等他，却没有外人，也不见传单。大家不说传单的事。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