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胡适碰到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五班教国文的沈先生，大约也瞧不起浅近的《蒙学读本》，事先没作准备。这一天，讲到读本里的一段引文：
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沈先生随口说这个“传”就是《左传》，引文是《左传》上的话。胡适听到这里，心想，这不讲错了吗？然而，他毕竟刚从乡里来，不敢冒失；从母亲那里也学得了一点忍耐的好脾气。直等到先生讲完之后，他才拿着课本，走到讲台那儿去，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先生用惊异的目光，望着这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脸也有些红了。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侬读过《易经》？”先生问。
“读过。”
“阿曾读过别样经书？”
“读过《诗经》、《书经》、《礼记》。”
“做过文章吗？”
“没有。”
“我出个题目，拨侬做做试试看。”先生出了“孝弟说”的题目，胡适回到座位上，勉强写了一百余字。先生看了，点点头，说：
“侬跟我来！”
胡适卷起书包，跟着沈先生下了楼，走到第二班的课堂。沈先生对那班里的顾先生说了几句话，顾先生便叫胡适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已经是第二班的学生了，一天之中，他竟跳了三班！
他满心高兴，坐下来凝神听课。先生却没有讲书。抬头一看，黑板上写着两个作文题目：
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
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③
“经义题”是科举考试做八股文的题目，胡适没有学过，不会做。“论题”虽然可以敷衍，但那个“日本”，在天南还是在海北呢？他也不大清楚，怎么做呢？刚刚升到这个班里，他既不敢请教先生，同学中又没有一个熟人，在乡里读的那些古书也帮不上忙。他心里急得不得了，以至暗自埋怨沈先生不该把他升得这么高，这么快。
正在这个“作文危机”的时候，胡适家在上海开的“公义油栈”店里派人来学校，报告他三哥病危的消息。先生准他带作文卷子回家去做，下星期再交。于是，胡适抄了题目，逃出课堂，暂时躲过了这一关。
赶回店里，他的三哥不几个钟头就断了气。第三天，他的二哥从汉口的店里赶到上海，办丧事。据胡适自己回忆：
丧事办了之后，我把升班的事告诉二哥，并且问他“原日本之所由强”一个题目应该参考一些什么书。二哥捡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我带回学校去翻看。费几天的工夫，才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进去。不久我也会做“经义”了。几个月之后，我居然算是头班学生了。④
从乡里读的“四书”“五经”，转到读《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和《新民丛报》一类新书，使胡适的眼光从古代转到了近代，从旧世界转到了新世界。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呼吸着新的空气，吸取新的知识，追逐着时代的新潮流，并自命为“新人物”了。
这个“新人物”所读的新书，大多是二哥给他的梁启超一派的著作，也读反清革命的书。有一天，班里的同学借来一本邹容写的《革命军》⑤，在胡适等几个同学中传看。邹容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军马前卒”。他写的这本《革命军》，薄薄的本子，书前印着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写的序。全书约两万来字，浅近通俗的语言，宣传反对清廷专制，鼓吹“独立自由”和建立“中华共和国”，在当时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动作用。胡适等几个少年人看了，也都很受感动。但那时满清王朝的统治还很残酷，这种革命的书印得还不多。印这种书，被抓着便要杀头；看这种书也只能偷偷地看。他们这本《革命军》是借来的，要归还；舍不得，便轮流着抄。晚上，学堂的舍监来查过夜，他们便偷偷从床上爬起，点着蜡烛，继续抄。
几个人连夜赶着抄成了一部《革命军》。
这个“新人物”又很关心时事，爱看报纸：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学〃 1904…1910乡巴佬变成“新人物”（2）
这一年是日俄战争的第一年。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一年，上海发生了几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决使许多人失望。我和王言郑璋三个人都恨极了上海道袁海观，所以连合写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⑥
当时国内的排满浪潮，反抗沙俄侵占我东北的“拒俄运动”，在胡适的思想上种下了初步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爱国主义的种子。他“痛恨俄国”，也痛恨那媚外卖国的清王朝和官吏。因此，当梅溪学堂要送胡适和另外几个同学到上海道衙门去考试的时候，他们几个“新人物”便不约而同，都拒绝到官厅去应试，不等考试日期到，就都离开梅溪学堂了。
① 台北《中国一周》第634期（1962年5月18日出版）载胡钟吾所作《胡适博士上世源流及生年事迹考》一文，中说1953年2月10日，胡适在台北铁路饭店绩溪同乡欢迎会中，“详述少年时在家，送亲友出门，携带雨伞干粮（用面粉做的菜饼），由绩溪步行经逍遥崖，江南第一关，栈岭，到余杭，乘小船至杭州，坐火车至上海的故事”。
② 张焕纶，字经甫，上海人。是胡适的父亲胡传在龙门书院的同学和朋友。后来胡传任官台湾时，在复张经甫的信中说：“厚意深情，即百朋之锡，不足过矣。九顿首以谢，犹自以为不足也。”（见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51年5月印行的《台湾纪录两种》下册，第70～71页）由此可见他们之间情谊之一斑。胡传死后，张经甫又代撰《胡铁花先生家传》，对胡传的生平事业记述甚详。
③ “经义”是宋以后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以“经书”中的文句为题，应试者作文阐发其中义理；明清两朝形成一种固定格式的八股文体，题目用“四书”“五经”的文句，解释须依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不得任意发挥。胡适初入梅溪学堂第二班所见的这个“经义题”，文句摘自《孟子？尽心章句下》。
④ 见《四十自述》“在上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46页。
⑤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曾留学日本，积极参加反清斗争，是清末有名的革命家之一。1903年7月被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逮捕，判刑二年，1905年4月死于狱中，年仅20。
《革命军》是邹容宣传反清革命的著名作品，1903年作，共七章，约二万言，用通俗浅近的文字，揭露清政府的残酷统治，提出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的理想，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动作用。自序后署“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岁次癸卯三月日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书前有章炳麟（太炎）的序，中说：
“今容为是书，壹以叫恣言，发其惭恚，虽嚣昧若罗、彭诸子，诵之犹当流汗只悔，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则其所化远矣。借非不文，何以致是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4月版，第1卷下册，第650页）
孙中山在《自传》中谈到清末反清运动时，赞扬说：“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见《总理全集》）
⑥ 同注④，第47页。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学〃 1904…1910读《天演论》、《新民说》（1）
1905年春，胡适改进澄衷学堂。这里的课程比梅溪学堂完备得多，除了国文、英文、算学之外，还有物理、化学、博物、图画诸科，使胡适能较多地接触西方的科学和文化。
那时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以后，又遭受八国联军蹂躏的奇耻大辱，戊戌变法的维新改良运动也宣告破产了。清王朝的统治，掌握在顽固派头子慈禧太后的手里，是更加黑暗，更加腐朽了。先进的中国人更急切地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青年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新思潮和新文化；却也有不少人悲观了，失望了，消沉了。严复译述的赫胥黎著《天演论》①，正在这时风行海内。他所宣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给那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及失望悲观的人们指出了新的希望，在中国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并且影响和教育了好几代的知识分子。
澄衷学堂的杨千里先生，“思想很新”，做过胡适班上的国文教员。②他曾经在胡适的作文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这在清朝末年，仍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话当做绝对真理的时代，确是很难得的进步思想。而最难得的，还是杨先生教国文与众不同，居然用《天演论》做教科书，引导胡适等一班学生读了这一代名著：
有一次，他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的很。他出的作文题目也很特别，有一次的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
③
胡适最初读《天演论》的时候，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并不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也不真正了解科学的进化论。他们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一类的口号和公式。看看国际上弱肉强食的残酷斗争，想一想中国面临瓜分灭国的危机，他们更觉得这个天演公式简直是当头棒喝，受了绝大的刺激。于是，在他们同学中的第一个反响，便是改名字，有人改名孙竞存，有人改名杨天择。胡适也改了名字：
我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有一天的早晨，我请我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后来我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作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1910）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④。
这“胡适”，便是他开始接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留下的一点“纪念品”。从此，赫胥黎便成了对胡适生平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人⑤。
在澄衷学堂，胡适所读的新书之中，对他生平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有另一个人，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是著名的维新党领袖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成了保皇党人。但梁氏坚持介绍西方的新学，抨击中国社会的黑暗，解剖国民性的缺点和弱点，而且文章“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⑥，在中国思想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胡适在梅溪学堂便开始读《新民丛报》，读梁启超一派人的文章。到澄衷以后，似乎和梁氏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梁启超的文章中，知道世界上除了孔子孟子以外，还有培根、笛卡尔、霍布士、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达尔文等许多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⑦他折服于梁氏文章的魔力，他的思想也不能不跟着梁启超走。
胡适说，他那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主要是两部著作对他的思想事业影响极大，第一是《新民说》，第二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新民说》，是梁启超有代表性的政论著作。它的主旨，是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把我们这个老大落后的民族，改造成一个先进强盛的新民族，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可以同西方的先进民族相匹敌，成为新民。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梁氏自号“新民子”，自称“中国之新民”，他办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总归一句话，他把“新民”
看作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胡适读了《新民说》，看这十几篇文字，历举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觉得给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因此，胡适认为：
《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他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25年后重读，还感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⑧另一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梁氏早年的学术著作。他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⑨今天看来自然有不科学之处。但这是在80多年前，正如胡适所说，这篇文章“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因此，胡适也最爱读，而且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