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 第39部分

在通电发出之前，张学良曾到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留的南京军政要员说明情况，谈到此次行动，纯为国家民族，绝非为个人利害打算，一俟达成一定的协议，他们以及委员长都可以返回南京。接着，他拿出拟就通电全国的文稿，当众宣布道：“‘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张学良念道：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体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自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四）释放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国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念完后又说道：‘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孙蔚如、王以哲、黄英斌、缪澂流、钱大均等均在通电后面签了名。

“十五日，张又将西京招待所的一些‘中央’人员迁移到张公馆附近的玄风桥、金家巷房屋居住，一切都优待，分送每人一本《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等书及扑克等消遣东西。张学良除每天到蒋介石住所谈谈外，还经常到这里说说情况，交换意见。

“十六日，张学良对南京的诸人言：‘何敬之派人向华县、渭南进攻，前线接触，虎城部队已有伤亡。我这几天要到前线指挥，少陪各位。如果他进攻不已，只好请蒋先生及各位转移其他地方。”陈诚道：‘你这话可向委员长说，请委员长写信给何敬之，与其他的人说是没有用的。’蒋百里向张学良建议：‘你可与蒋委员长商议，派蒋铭三（蒋鼎文）到南京去与何敬之商议办法。’张即表示首肯，转向蒋介石商议，蒋亦应允。当由蒋百里先生、蒋鼎文分别去见蒋介石，商议派蒋鼎文去南京。”②但张、杨二将军举义西安，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却如平地一声春雷，也象一个力量很强的冲击波，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除了国民党内一些坚持反共和内战政策的顽固分子大叫讨伐、非要向西安兴师问罪外，大多数人对西安事变是同情的，支持的。全国各地群众和爱国团体的函电象雪片般飞来，坚决拥护张、杨八项主张，仅山西、湖南等五省在事变后的三天内拍来的电报就有一千数百封之多。

“不仅人民群众拥护西安事变，而且举国风动，义师云起。国民党政府里不少中下层官员或者发表通电，或者率部反正。驻于甘肃省静远县打拉池的胡宗南骑兵团，击毙团长，全体官兵投奔抗日联军。甘肃省庆阳县，泾川县、环县、合水其、镇原县、正宁县和宁县等县县长致电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政委员会，表示：‘督率所属，保卫治安’，‘健全机构’，‘静待钧命’”③

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内，在对待西安事变问题上，却并不是一致的。当时，南京政府中，主张发兵讨伐，认为“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的虽居多数，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事件不可诉诸武力，最主要的是，先应弄清事情真相和蒋在陕情况，再定“万全之策”。由于主战派居多数，所以仍决定讨伐，并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发布“讨伐”，定要“扫荡叛逆，以靖凶氛”。总之，那些闻变大惊、六神无主、力主大动干戈的大人先生们，声嘶力竭，大叫大嚷，大有必欲踏平西安、生擒张、杨，方解心头之恨之势。其中比较突出的头面人物，便是戴季陶、何应钦。而当时主战最坚决、且言词激烈、举止反常者则是戴季陶。此公反共、反革命有理论（君不闻，早在二十年代中期，他不是就抛出所谓《孙文主义哲学基础》等歪曲三民主义、攻击共产主义的文章吗？不是因为由于它带“理论色彩”，而还被称为戴季陶主义吗？）有行动，论其反共历史之悠久，并不比蒋介石逊色，如今看到自己的密友被扣西安，怎能不恼羞成怒，极力主张进攻呢！为了说服大家支持以武力威胁的办法来营救蒋氏的决策，他不仅在会议上鼓动，而且也不怕有辱斯文，连磕头作揖那一套也都搬了出来。为救蒋，他真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

西安事变一发生，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于群龙无首，谁也不敢先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时，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突然一变其从来的态度，站起来“痛切”陈词，认为张学良是劫持统帅，为国法所不容，如不立刻明令讨伐，则国将不国，政府不成为政府了。因为戴是蒋介石密友，他的那一番大道理又说得头头是道，谁也不敢反对。于是，在戴季陶、何应钦等的控制下，国民党中央便通过了讨伐的决议。……

宋子文和宋美龄怕内战发生影响英美在华利益，更怕的是因此而置蒋介石于死地，所以他们是反对讨伐的。

国民党中央开会后，宋子文曾找戴，说戴不应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戴答复说：“我同介石的关系，决不下于你们亲戚。老实说，我的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去同张学良作私人周旋，拯救蒋介石，同时，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不能不如此。”

张学良放蒋介石回南京后，蒋见戴时曾表示戴做得对。但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虽没有点戴、何之名，却认为戴、何等的做法，他们的见解，还不及她一个妇女，对他们进行了含蓄的讥讽。听说戴季陶看到后，气得在家里大动肝火，用佛尘把一个花瓶打碎。他认为宋美龄不足道，而蒋介石竟容许宋发表那样的话，这是蒋对他耍了两面派的手法。④

另据康泽在有关此事的回忆资料中谈：

西安事变消息传到南京后，……他（即戴季陶——

引者）主张国民党迅速召集中央政治会议，派出总司令指挥全军，主持一切。当天中央政治会议召开了，戴出席了会议。戴说：“明朝英宗为也先擒去，因后方镇定有办法，明英宗才能回来。要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上，蒋介石生命才能保。现蒋介石为张学良、杨虎城所劫持，那是很危险的。现在希望全党全军要镇定，不要动摇，迅速派兵包围西安，将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中才行。”

当时大家无意见。第二天开会讨论，孔祥熙出来说：“不要这样急，蒋介石生命要紧，急很了，蒋介石就没有命了。”戴说孔祥熙的话完全是外行。戴又说：“这件事非采取主动，非用兵不可，否则很难挽救蒋的生命，因张、杨的生命未掌握在我们手中。”说完这几句话后，戴即向孔祥熙恭恭敬敬地作了三揖，离席了。⑤

关于戴季陶以当众磕头的办法敦促武力讨伐之事，黄绍竑（当时他以何应钦预定的参谋长资格参加了孔祥熙公馆召集的这次高级会议——引者）也有记载，他说：

这次会议是孔祥熙根据宋美龄的要求召集的，他提出要在讨伐之前，研究如何进行和平营救蒋介石的问题。

与会者大多数都赞成和平营救，何应钦虽另有用心，也不好公然表示反对。戴季陶原来坚主讨伐，这次他在讨论未决的时候，退入休息室想了相当的时间，又走出来，跪下向大家磕了一个响头，他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以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他说完又磕了一个响头，爬起来哭丧着脸退出会场。他的这一做作弄得大家都很愕然。仔细分析戴季陶的用意是很清楚的。这次他也不赞成单一的硬性的武装讨伐了，主张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果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他跪下磕头和退出会场就是表态。⑥

至于何应钦，作为一个军政部长，竟突然变成了权倾朝野的讨逆军总司令，这与他积极主战，完全站在与以张、杨为代表的西北军民和全国人民相对立的立场上有关是不消说的。他之所以主张讨代，不排除别有用意。但他是否果真象有人所说的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以“讨逆”为名，阴谋发动大规模内战，“不惜玉石俱焚”，置蒋介石于死地，从而取而代之，笔者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确凿证据，因而不下断语。但他与蒋介石有矛盾（“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蒋介石下野，何应钦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勾结，想脱离蒋介石自树一帜。他违背了蒋介石的意旨，命令第一军参加龙潭战役，与桂系军队共同消灭了孙传芳渡江的北洋军队，因而增强了桂系的气势。蒋介石的原意是要何应钦将第一军向浙江方面撤退，让桂系军队单独作战，好借孙传芳的力量来消灭桂系。因此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一直不喜欢何应钦。”⑦）却是事实，加上何当时在黄埔系军人中有一定影响，若是蒋有个三长两短，他就可以达到自树一帜的目的，所以对于讨伐可能会激怒西安，危及蒋氏生命这一点，他并不很担心。但说他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要发动大规模内战，置蒋于死地，从而取而代之，阴谋建立亲日政权，以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等，则是言过其实的。因为从上述事实看，那时在南京，主张武力讨伐张、杨“最力”的并不是何应钦，而是戴季陶和蒋介石在各地的忠实信徒。“如果说何应钦有阴谋的话，那么正好利用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等人和黄埔系少壮派的要求，兵进西安，炸死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因为当时整个国民党及军政机构都不会怀疑戴季陶等人及黄埔系少壮派会有阴谋。然而何应钦不仅没有这样做，而是对黄埔系少壮派的上述‘过激行动’以激昂情绪进行‘抚慰’，‘遏阻’（《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这不是说何应钦反对武力讨伐，是因为何应钦在国民党政府没有颁布讨伐令之前，认为讨伐张、杨应取‘审慎’的态度。”“何应钦等人认为，张、杨军力有限，绝非中央之敌，但在蒋被劫，安危尚不知的情形之下，‘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张、杨以弱，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对于‘讨伐派’及何应钦的用心，应该说蒋介石看得再明白不过了。当端纳到西安后告诉蒋介石，中央已决定讨伐张、杨，蒋得知这一消息后甚感‘滋慰”。当蒋介石在听到国民党中央空军在渭南、赤水等地轰炸消息时，惊喜万分。他在日记中写道：‘余闻此语，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而且，蒋‘终日盼望飞机声与炮声能早入余耳’，由上可见，蒋介石本人也是赞成武力讨伐张、杨主张的。当然蒋介石也深深懂得，如果中央空军真的轰炸西安，他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难保，即使不被炸死，也有被挟持而去的可能，那他为什么‘甚盼中央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呢？其实这也并不难理解，因为蒋介石也看到了这步棋，仅凭张、杨的实力，无法与中央军相对抗，实行军事政治兼顾解决事变之法，或许可以早日解决问题。所以他在１２月１７日给何应钦下的停战手令中，只肯停战三天，想利用国民党军事实力这张‘王牌’，要挟张、杨在几天之内放他回南京。宋子文到西安后，他又对宋子文说：‘唯京中军事计划与兄正同也。’并嘱宋子文说：‘如照余之计划五日内即可围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所惧，宣告京中诸同志，勿为余之生死有所顾虑以误国家之大计。’蒋还以手向宋子文示意‘暗示中央应从速进兵。’（见《西安半月记》）如果何应钦果真有炸死蒋介石取而代之的阴谋，那么这的确是个天赐良机。然而何应钦并没有派空军去轰炸西安，对于蒋介石的用心，何应钦也可谓是深得其意，当他接到蒋介石１７日下令暂停轰炸三天的‘手谕’后，一面令空军暂停轰炸，一面声称，如张、杨‘藉此希图缓兵�不于此期内送委座回京，则本人自当严厉执行原定计划，彻底扫荡’。在１２月１９日、２２日两次讨论决定暂停轰炸时，何应钦一面令各部队‘遵令’，一面积极布置东西两路军事，以压迫张、杨，及早送蒋回南京。应该说作为蒋忠实走卒的何应钦与蒋介石的配合是相当默契的。”⑧由此可见，何应钦虽然当了讨逆军总司令，也有不少敌视张、杨二将军及西安事变的言行，但他并非主张讨伐最力的人。在何积极布置讨伐张、杨的过程中，他与以宋氏兄妹为代表的“和平解决派”虽有分歧，但还是作了相应的配合≈劣谒岛斡η沼肴湛芟喙唇幔�甚至说他与日本人“联合害蒋”等，则是根据不足的。因为，“第一，武力讨伐张、杨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一贯主张，与日寇当局对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