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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郭松龄还是又率部返回前线了，并在这次战斗中，机动灵活，避实击虚，出其不意地绕道冲至敌军侧后的海洋镇，单刀直入地进行突袭，切断直军退路，加之李景林、张宗昌的密切配合，冯玉祥也突然倒戈，宣布“班师反吴”，所以终于把直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事后，张作霖论功行赏，许多将领都各得其所，而郭松龄却受到了冷落，使他很不痛快，以致在情感上埋下了对张作霖不满的种子。
何以竟会如此呢？要说起来，这与奉系军界领导层中的派别斗争是有关系的。原来，“张作霖手下将领中，有‘士官派’和‘讲武堂派’之分。士官派领袖是杨宇霆，拉拢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姜登选、韩麟春等为一派；而讲武堂派则由郭松龄及张学良纠合东三省讲武堂受训学员自成一系。杨宇霆因见郭松龄与张学良相处至近，乃屡向张作霖进言，表示郭的兵权日重，恐生后患，宜加裁制。恰当此时，郭松龄经征得张学良同意，将俘获的直军三万人，除补充各部队缺额外，余二万人，编成三个旅并委刘振东、刘伟、范蒲江分别为旅长。张学良回到奉天把这事报告给他老子时，不料，碰了一个钉子；张作霖不允所请。原因是，张作霖已采纳杨宇霆的拟议，决定将这批直军俘虏，分别拨给姜登选与韩麟春，各扩编一个师。张学良迅将这消息电告郭松龄，但，郭认为此事已当众宣布，重要人事，业已成命难收。张学良回防时，郭松龄已把改编事生米做成熟饭，造成既成事实。事后，也只不过把补充旅的名义，改为补充大队，实质上人枪并未拨出去。张学良和郭松龄既是同一鼻孔出气，而且扩编的又是他属下的部队，他也就乐得顺水推舟不加问闻。但郭松龄和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之间的隙嫌，士官派和讲武堂派的裂痕则愈来愈深了。”⑦
是的，问题是严重的，如果说三万俘虏的改编还仅仅是一些小的摩擦，那末，随后的显然有些考虑不周的封官晋爵，则更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其实，细想一下，也难怪，奉军既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阀武装集团，它的稳定、兴盛是相对的，而它的动荡、衰落则是绝对的。果然，奉张政权的这种表面的红火时期并未持续多久，就又变生肘腋，风波迭起了。
“本来，当苏皖两省督办人事尚在悬虚的时候，张作霖征询郭松龄，要他出任江苏督办。郭松龄不愿放弃兵权，婉谢之余，提出一个建议，主张由张学良为直隶督办，并指挥军务，既可拱卫京津，也可屏障东北，另调李景林督鲁，张宗昌督苏，姜登选督皖。郭认为这种安排，一旦东南有事，张宗昌足以当之，万一不济，不过失掉江苏一省，不致动摇东北军的根本。张作霖对郭的意见，未始不以为然。岂知问到李景林，李为直隶人（直隶枣强县人），不愿放弃督直职位，这时杨宇霆又放出风声，认为张老帅若保少帅做直隶督办，将无以服众心。所以，最后终竟发表了杨宇霆督苏和姜登选督皖。
“郭松龄见所提意见，未被接纳，且又甚不齿杨宇霆的政客作风，一时心灰意冷，颇为消极。同年九月，奉派赴日本参观军事大演习，一时似有久居之计。就在旅日这段短时间，郭松龄似和冯玉祥幕中北京陆大同学某有了政治性的晤谈，这就成为联冯叛张的一个重要伏线。”⑧
这个评述是客观的，有道理的。但我觉得，也还有些不足。上述种种固然是郭松龄反奉的一些重要因素，但他的倒戈与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及奉军在苏、皖的溃败也有关系。本来，在奉军打败曹、吴接着又进军苏、皖时，郭松龄是很不赞成的，他“曾向张老将力陈：‘我们在东北有这样大的地方，经济富庶，人口有三千多万，尽够我们干的。这次进兵关内，既已打败了曹、吴，已足雪当年之耻，如再躯兵南下，胜则成为众矢之的，败则徒损老将威命；不如雄踞关外，趁机观变，养精蓄锐，再谋一统。’……但由于杨宇霆要争取江南鱼米之乡，并为东北军开疆拓土，在老将前力主乘战胜之余威，躯兵南下。当年杨在奉军中是出将入相的“诸葛亮”。张作霖对杨言听计从，结果不出郭之所料，苏皖得而复失。苏督杨宇霆、皖督姜登选被孙传芳、陈调元所躯逐，损失了三个师的兵力，奉军声名扫地。此次又要挥师入关，争夺直鲁，郭松龄更加反对，气愤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叫老杨这帮人弄坏了，现在老杨又包围老将，给他们去打地盘子，这个炮灰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老杨这帮留学生赶走，请少帅来当家。’”⑨
不过，在那时，指望郭松龄用劝说的办法去说服张作霖、杨宇霆，使他们悬崖勒马，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不仅毫无罢兵之意，反倒对郭松龄产生了怀疑。正巧，这时军内有个赴日本观秋操的差使，张作霖便顺水推舟地把郭松龄打发走了。表面上讲这是个体面事，让郭到国外游逛游逛，实际是嫌他碍事，巴不得把这个粪堆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角色赶开。而郭松龄呢，说实在话，也乐得趁机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甚至一去而不归，所以他是虽有几分惆怅，但仍然还是求之不得地匆匆启程了。
他是由奉天往大连去日本的，临别时，韩淑秀约他到天津相见，郭松龄与她心照不宣。
看来，机灵的韩淑秀是颇有些先见之明的，郭松龄早有异志，一个时期以来，欲有所为之心日益明显，这一点她不仅非常了解，也是极力支持的。后来郭松龄在完成了他的赴日使命后，果然既未回奉天，也未到前线，而是独自搭船回到了天津，并称病住进了天津的意大利医院。他的反常行动，自然瞒不住耳目众多的张作霖的眼睛，在他“病情”未见好转时，张便急电召他回奉。郭见事情暴露，决定提前行动，并对张学良有所暗示，略谓：“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救”；提出“父让子继”，以改革东三省局面。张学良听后，“不禁骇然”，但未动声色，潜行搭乘北宁路火车东返……“郭氏这种反父不反子的作法，虽然由于他二人交情可靠，实际上也因张学良痛恶内战，反对其父的穷兵黩武在平素有所流露所致。当然郭氏这样做，也比较合乎舆情，可以减轻内部反抗。但郭氏立逼他“大义灭亲”，实为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张学良所难能接受。”⑩
张学良在天津与郭松龄匆匆见了一面，当晚即乘车回归，虽然他劝郭慎勿乱动，但毕竟看出一些军队不稳的蛛丝马迹，所以，“车到关外前所车站时，他命令驻山海关附近十九团团长张延枢迅速布防。车到连山车站时，情况已出现混乱，张叫专车直开葫芦岛，登上‘镇海’军舰，在军舰上已经看到一列一列兵车经过秦皇岛铁桥往东开。郭松龄反奉的通电，军舰上亦已收到。军舰一个炮长向张说：‘军舰上的主炮可以有效地射击铁桥上向东开的兵车，请示是否可以开炮？’张摇摇手说：‘都是我的部下。’”⑾
奉天告急，一片混乱。闻变大惊的张作霖，一面紧急布署，严加防范，一面让张学良“内抚郭氏”，力劝罢兵。张学良即乘炮舰赶至秦皇岛，欲与郭见面，为郭婉拒，但事后郭却接连给他写了两封情词恳切的长信。在这之前还发有反奉通电，此电为饶汉祥主笔，有人说它“四六骈体，辞情并茂，颇有骆宾王讨武则天檄文的风味”，实际，文辞固然华丽，但却“拮屈聱牙，晦涩难懂，并把郭松龄原拟电文痛诋张作霖处，‘概行删去’，有背郭松龄反奉原意。因此，郭松龄又另发‘主和’与‘讨伐杨宇霆’两短电。”⑿
在此前后，郭松龄还发过对日本公使和关东军司令官的声明与抗议电，以及为数不多的诗文。这些信与诗把他反对内战、倡导和平、为国家之元气、为东三省的兴旺发达而矢志奋斗的决心，表露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
诗，是写九门口之战得胜返奉后，郭松龄应张作霖的邀请，于八月中秋之夜到帅府赏月，因为话不投机，他多喝了几杯，有些微醉了，回到家里，妻子用醋和咸姜片为他解酒，他当即挥笔所作的。诗云：
半壶老醋，
两片咸姜，
粗茶淡饭布衣裳，
腹内尚存一副心肝，
体上还余几载时光。
春红，
夏绿，
秋黄，
冬霜，
兵戈裹身，
马涉疆场。
志未酬，
愿难偿，
听到的是：将士呻吟悲声哀，
闻到的是：烽火硝烟掳戎装。
看到的是：家乡父老饥断肠，
得来的是：为他人做嫁娘妆。⒀
“郭松龄致张学良军长的信”是在班师回奉的途中，张作霖用飞机往下撒传单以召唤旧部弃郭来归时，郭松龄的妻子韩淑秀在阵地上声泪俱下、当众宣读的：
汉卿军长钧鉴：
…………
松龄自受知遇七、八年矣。公待龄以恩遇，龄报公以忠诚。患难之交，讵忍相违。惟龄主张班师，实出于不得已，而公所责于龄者，似犹未能谅解。谨本来书之意，分公私两项言之：
先言公意：武力统一，拂逆世界潮流违反国民心愿，为万不可能之事。项城（袁世凯）、合肥（段祺瑞），及曹（锟）吴（佩孚）之失败，可为殷鉴。我公父子，犹思征服各省，入掌中枢，纵令耗尽东省人民膏血，掷尽士卒生命，亦决难达到目的。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一也。
……奉天钱法日见毛荒、奉票低落至二折有零，东省胡匪遍地，人民不能安居。不思治邦，而犹复争城争地，攘为己有，胜则毒逋全国，败者祸留桑梓。责之良心，能无作悔？
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二也。
……本省产业，邻国肆意经营……大好国土让与外人，而专向疮痍瘦敝之内地，扰攘争夺，用意安在？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三也。
……将校士卒惕于兵祸，疼于国亡，伤心于民穷财尽，谁肯用命？此龄主张班师原因四也。
年来饷粮折耗，士卒生不得饱，死无人恤。哀疼之余……驯者逃亡，悍者倒戈，尚能驱之作战乎？……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五也。
京榆驻守，新兵强半，不教而杀，龄所不忍。假使驱之战场，亦必望风披靡。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六也。
（指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有杀俘现象，郭反对——笔者）
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桀；
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龄临书心疼，涕泪沾襟，暂时相违，终当相聚……大事定后，乃请我公归奉主持一切。设不幸失败，自认驽下，不图恢复，甘愿为农夫以没也。倘因病弱不能以劳力自食，亦唯有伏剑自杀而已，决不要钱，决不讨饭，决不步现代失败人物后尘，龄之志事，如斯而已。掬诚奉告，虚请钧安，遥祝健康。
郭松龄 上⒁
对于郭松龄的爱国的正义的行动，张学良是同情的，但让他在行动上去支持，似也不易；更何况，郭松龄的反奉成功与否尚难预料，他怎么能会采取什么行动呢？而从郭松龄这方面来说，也显然是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他总认为，既然外有冯玉祥、李景林等的支持，内有一批能征善战的亲信部下的追随，有新编的五个军由他直接指挥，通电一发，挥戈东进，沈阳指日可下。最初，他率军登程，沿途击败各路奉军的抵抗，先后攻占了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却也真的是锐不可挡，所向无敌哩。但中途由于日本人的插手，形势马上大变。是的，日本人本是对张作霖不满的，总觉得在许多问题上他没有满足日方的要求，他们想“换马”，见郭反奉，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曾向郭松龄提出条件，要求承认张作霖对日本所作各种承诺，郭松龄拒绝了：加之“郭氏宣布政策，称所部为‘东北国民军’，日本认为与它的侵略政策相抵触，乃决定维持张作霖政权，相反地处处对郭军进行威胁和阻挠，１２月８日，日本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对双方警告，谓‘不准在南满铁路及附属地区发生战斗’……这些表示，显然是帮助张作霖抵制郭军。因为南满铁路南起大连北至长春，附属地和铁路两侧二十里内不准郭军进入，无异于把这条南满路作为张作霖的保护靠背，而不让郭军进沈阳（郭松龄进占锦州后，日本关东军、守备队移驻沈阳及满铁要地加强警戒。随后，日本内阁决定组织‘满洲派遣军’，全部开赴皇姑屯、塔湾等地，参加夹击郭军作战。同时驻朝鲜两个师团已奉命进入奉天、吉林省境，加入奉军防线）。”⒂致使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地位。加之，由于日军直接参与对国民军的作战，郭氏部队两面受敌，不得不放慢进占奉天的速度，从而使张作霖得以聚集兵力，进行反击；再加上时值寒冷冬季，连日大雪，而战士却衣衫单薄，饥寒交迫，这都给部队行军作战带来很大困难。但国民军指战员多数还是士气高昂，与敌激战。尤其在军长霁云指挥下的国民军第四军，曾一马当先，突破奉军防线，占据了大民屯，使奉军防不胜防，纷纷溃退。但那时，由于郭军中以参谋长邹作华为首的一部分高级将领暗中与奉张联系，不愿再战，邹作华甚至盗用郭松龄的名义，向正在乘胜前进的前线部队发出停战命令，“彼时正面之部队，受敌军之猛烈攻击，与敌军交战，已继续四十小时，突闻停战命令，乃发生非常之困难，前线之旅团长，丝毫不知因何骤发停战命令。某旅长策马急驰司令部询问：‘我们若再稍稍供给一些弹药，不过数小时，确有可以占领敌阵之形势，不知何故突然发出停战命令？’”⒃郭松龄看到干部变心，大势已去，心中十分难过。东北国民军从此便一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