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别的，就说一件事——如果没有周伯伯的真心牵挂和周密安排，我回到父母身边的时间肯定还得推迟。
周伯伯叫我的父亲“荣臻”，连“同志”都省掉了，邓妈妈早年也叫他“荣臻”，后来改叫他“老聂”，父亲则叫她“小超”，当年在上海就这么叫，一辈子都没变。
周伯伯的去世，对我的父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连日沉浸在哀伤中，父亲喃喃地对我和母亲说：“他是累死的，他操的心最多。没有他的保护，我们这些老家伙会更糟糕。”接着，他忧心忡忡地说：“可是他一去，谁和‘四人帮’斗？……”
周伯伯的遗体从305医院移到北京医院太平间整容时，我代表父母到现场去看了一下，看到周伯伯瘦成一把骨头，躺在冰凉的台子上，想到这个被我称为“干爸爸”的人曾经是那么英俊潇洒，那么的可亲可敬，而今却撒手去了，以后再也见不到了，我难过得心如刀绞。
在告别时，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见到邓妈妈后，我更是克制不住自己，放声恸哭，邓妈妈拉着我的手说：“丽丽，要坚强。你周伯伯很坚强。”我想，是啊，周伯伯跟敌人斗争，跟疾病斗，跟坏人斗，跟修正主义斗，从来都很坚强。我要学习周伯伯。
回到家，我仍然是悲伤不已，坐在沙发上哭了一下午。后来我想起邓妈妈的话，脑子突然清醒了。以后，我记住了邓妈妈的话，我要坚强。
山高水长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于无声处听惊雷（1）
父亲从邯郸回京后，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但实际上他一直赋闲在家，基本上算是靠边站了。
他期待着国家出现重大的转机。虽然自己一点点老去，但他觉得自己还能够为国家出力。
周总理去世不久，王震到301医院探望父亲，说到“四人帮”，王震激愤地表示：对江青一伙诬陷周恩来等的倒行逆施思想不通，就是一死，也要同他们拼了！
父亲冷静地提醒王震说：“这一场决战不可避免，但你不要打单炮，要注意斗争策略。”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远行了。当时，父亲的身体也很不好，心脏病频频发作，整天卧床休息。当秘书把这一惊天噩耗告诉他时，他凄然泪下，过了好一会，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他们要搞分裂，怎么办呢？”
大伙心里都明白，“他们”指的是“四人帮”。
自从总理逝世，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之后，父亲就忧心忡忡。尤其是听说毛泽东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时，他更是感到忧虑。他担心“四人帮”跳出来，真刀真枪地动手。如果让他们得逞，中国的局面将无法收拾。
父亲对江青一直没有好感。据说，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和江青结婚，父亲就有不同意见，因为他听到不少有关江青的议论。
他对江青的反感，主要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她煽动打倒一切，上窜下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不知有多少是她促成的。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也好，在中南海开会也好，只要江青在，父亲几乎就不说话。
父亲曾经和叶剑英多次议论过这个不可一世的女人，他们有一个共识：投鼠忌器，还不到动她的时候。
毛泽东追悼会期间，按照中办的安排，中央领导人轮流守灵。轮到父亲守灵的那天，恰巧他的心脏病又发作了，医生的意见，必须卧床休息，这样父亲就不能参加守灵了，他让秘书陈克勤代他写报告向中央请假。
陈克勤按照当时的惯例，在报告的结尾加上了一句：望江青同志节哀保重。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然而，稿子送到父亲手里，他认真看完后，说：“把最后一句勾掉。我是向中央请假，不要写那么多。”
当时正是“四人帮”气势汹汹的关口，父亲这么做，再次显示了他的爱与憎。
毛泽东追悼会之后，父亲感觉到，“四人帮”加紧了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行动，他们的野心昭然若揭。父亲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深深地担忧，思索着解决的办法。在当时，邓小平被软禁，其他老同志基本上都是靠边站了，能够起到定海神针作用的，只能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父亲相信老战友叶剑英，相信他能够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勇敢地站出来，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再做一次惊天之举！当年，在南昌起义之前，在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叶剑英都曾有过改变历史的壮举。
9月21日，杨成武来探望父亲。他们关上门，小声地谈起了对“四人帮”的看法，他们都感觉到，最要紧的时刻就要来临了，形势异常严峻，刻不容缓。父亲深知，“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在中央会议上经常耍赖，蛮横不讲理，如果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恐怕无济于事。于是，他咬咬牙，坚定地对杨成武说：“成武，你立即到叶帅那里去一趟，转告我的意见：‘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杨成武郑重地点点头。
父亲又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所以要注意争取得到华国锋的支持。”
杨成武向父亲敬个礼，带着父亲的重托走了。据说他很快赶到叶帅那里，转达了父亲的意见。叶帅听了后，说：“你转告聂帅，请他放心，就说我也有同感，聂帅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叶剑英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后，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为防万一，马上搬家。他还诙谐地对杨成武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杨成武马上又赶到我家，把叶帅的意见转告给父亲。父亲心里踏实了许多。
那段时间，父亲像重新回到战争年代那样，时刻警惕着，思索着，也期待着。10月5日，叶剑英通过杨成武，转告我的父亲，说：“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已经商量好了，请聂帅放心。”
父亲意识到了什么，连日来紧皱的眉头舒展了一些。
10月6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拘留。在中国大地上横行了10年，造成了无数人间悲剧的这个反革命集团，终于被一举粉碎。
于无声处听惊雷（2）
于无声处听惊雷。有人说，我的父亲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使的是“暗劲”。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关口，父亲尽到了自己一个老兵、老帅、老共产党员的历史责任。
而前面的这一切，我，甚至我的母亲事前都不知道，父亲的嘴巴太严实了，原则性太强了，不该说的，他一个字也不露，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
大约是10月7日那天，我在办公室听人悄悄说起，“四人帮”给逮起来了。虽然中央的文件是几天后才传达的，但在当时的北京，很快就私下里传开了。
我心里暗暗高兴，也很兴奋。傍晚回到家，见父母正准备吃饭，我坐在他们身边，以为父亲会告诉我一点内部消息。耐心等了一会，见他面无表情，一点反应没有，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拿过三个酒杯，放在他、母亲和我面前，然后又倒上酒。
父亲望着我，说：“你干吗？”
我说：“我已经知道了。”
父亲问：“知道什么了？”
我忍住笑，说：“‘四人帮’的事呀。”
父亲又问：“‘四人帮’，怎么了？”
我说：“给逮起来了呀！”
父亲这才笑了笑：“你都知道了？”
我说：“外面早传开了。来，我们干一杯，庆贺一下。”
父亲说：“好！”
他举起杯子，母亲也举起来，我们碰一下，干了。感觉好痛快！至今忘不掉，每每想起来，就觉得发生在眼前似的。
十月惊雷，云开日见。从此，我们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全国大多数人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开始了她缓慢的复苏……
从拨乱反正到小平出山
1976年10月以后，来看望父亲的人明显多了。我听到，老同志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一是大家互相倾诉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苦难和曲折经历，二是必须拨乱反正，把错的改正过来。
如何拨乱反正？父亲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解放大批老同志，尽快恢复他们的工作。老同志里面，死的死了，没死的也扒了几层皮。需要解放的人里面，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邓小平。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从青年时代一起留法勤工俭学，在革命洪流中过从甚密，更主要是父亲深切了解邓小平的人品和才能，中国革命需要这样的领袖人物。
父亲一开始就是这个态度。
1976年12月，邓小平因前列腺的问题住进301医院。虽说邓小平还未“解放”，但父亲听说后，执意要去探望他，还让管理员买了个大西瓜抱去了，因为西瓜利尿，对前列腺有好处。两位老战友见面，自然会谈起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父亲越来越感到，邓小平必须出来工作，而且越快越好。
很快，父亲找到叶剑英，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事。叶剑英是粉碎“四人帮”的“主心骨”，为党和国家立了殊功，当时他说话最有分量。
叶剑英表示：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大家积极做各方面的工作。
当时很多老同志都是这个想法。他们在各种场合，积极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建议，应请邓小平复出。
这是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在这种强烈的呼声下，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肯定了邓小平与1976年春天的“天安门事件”无关，这就为邓小平复出扫清了部分障碍。华国锋同时表示，对邓的工作问题，要等到召开党的正式会议时解决，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做出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从此，邓小平为开创中国历史新时期，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
接着，父亲又积极支持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人平反。关于为彭德怀平反的问题，早在1975年5月7日，邓颖超妈妈来家看望父亲时，父亲就提出：“彭老总已经逝世，他有很大的战功，为人刚直。一位共和国的元帅，红卫兵把他从四川押回北京时，在火车上就遭受到残酷折磨，竟被打断了几根肋骨，令人非常气愤。请你转报恩来同志，建议为彭老总平反昭雪。”
在当时毛泽东还在世的情况下，为彭老总平反昭雪还不可能做到。但是，父亲在那个时候就有这种迫切想法，可见他后来为平反冤假错案积极呼吁奔走，不是心血来潮。一直拖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才为彭德怀平反作出决定，父亲感到欣慰，我记得父亲说过，这下彭总可以瞑目了。后来，父亲看到《人民日报》上报道彭总受到北航“红旗”造反派骨干分子刘汉如横加迫害的情况，十分愤慨，当即让告杨尚昆同志，对此人一定绳之以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1983年3月，彭总夫人浦安修来看望父亲，谈到彭总的历史功勋，父亲感慨万千地说：“要不是庐山会议时彭总受了委屈下台，林彪不敢这样放肆，‘文化大革命’也许不致造成这样大的损失。”说到这里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此外，父亲还努力为彭真、薄一波、杨尚昆等一大批老同志平反做工作，要求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并恢复他们的工作。为了给刘仁、邓拓平反，他曾给胡耀邦写信，讲：人虽殁，冤必雪。
正是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搞得彻底，才使得中国很快走出“文革”的阴影，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在那个激动人心，然而又是复杂多变的历史阶段，父亲的头脑一直是很清醒的，他与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陈云、彭真、李先念等老同志一起，为维护稳定党、国家和军队的大局，应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本质上说，父亲是位军人，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关心最多的，仍然是军队建设。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父亲重新担任军委副主席，协助叶剑英工作。后来，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父亲又协助邓小平工作。在他有生之年，他一如既往关心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1979年6月的一天，邓小平与父亲谈话，让他负责调整、配备新一届解放军总部、军兵种、大军区领导班子。这是邓小平对父亲的信任。父亲奉命与总政治部及干部部门领导反复研究，并找一些干部调查了解，提出了各级班子的人选，最后经军委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共同讨论，确定下来。这次配备班子，认真贯彻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上上下下比较满意。
“这个聂老总，考虑得真周到。”
老同志出来工作后，随着时间推移，干部年轻化问题又显得尤为重要。这个问题现在似乎不那么严峻了，但在当时，想打破高级干部终身制，是有很大难度的，矛盾也很尖锐。父亲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想得通，他不迷恋权力。为了让更多年富力强的人进入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1980年8月8日，他给中央写信，请求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他看望解放军代表团时说：“我已经83岁了，应该交班了，我请求交班。”1985年8月23日，他写信给中央，请求退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他一直想在这方面带个好头。
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1986年夏天，为了进一步推动干部年轻化，中央内部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来的方案。父亲立即在中办送传的文件上，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