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谈话被海内外称之为“两帅春节谈话”。谈话立即得到在台和旅美黄埔同学的热烈响应。5月初，在台的黄埔一期生邓文仪以及陈舜钦、周乐军等同学，首先组团来北京访问，在京的黄埔一期学生侯镜如会长、一期学生郑洞国副会长、十六期学生杨荫东副会长兼秘书长等陪同他们看望了两帅。5月10日，与徐向前名誉会长会见，11日，父亲在家里热情接待了他们，当时气氛热烈，畅所欲言，充满了师生久别重逢的喜悦。父亲鼓励大家，黄埔同学就是要发扬黄埔精神，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以促进祖国统一、振兴中华为己任。现在就是要两岸多交往，多沟通，多做工作。
会见后，父亲及时将情况通报给邓小平，促成邓小平也亲切会见了邓文仪等人，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0年9月，海外归来的黄埔一期学生李默庵在杨荫东陪同下，来会见了父亲。父亲寄语在台黄埔师生，希望他们敦促中国国民党早日与中国共产党举行两党对等谈判，商谈祖国统一问题。李默庵认为父亲的话语重心长，对黄埔师生寄予很大希望。他又表示完全赞成徐、聂两帅春节向两岸黄埔师生发表的重要讲话，他激动地说：“您对我这个漂泊海外几十年的老黄埔如此关爱，我万分感谢！”他们还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抗战初期著名的忻口战役，回忆起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并肩战斗的情形。李默庵说：“偏安不能自保，分裂必取灭亡。台湾的出路在于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出路在于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中国早日统一，更富强起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李默庵的话道出了黄埔同学的心声。
1991年元旦，在台的黄埔同学成立了“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简称黄埔会），明确提出以“联合黄埔同学，推动祖国统一”为宗旨，积极回应了邓小平和两帅与他们的会见。父亲闻知，备感欣慰。2月初，“黄埔会”的执行长张琦来京，就两岸同学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父亲当时已91岁高龄，身体非常虚弱，但他还是抱病会见了“黄埔会”负责人，对他们热心两岸同学密切交往深表赞许，并勉励他们再接再厉，扩大交流。
黄埔情深（2）
4月初，由邓文仪、刘У茸槌傻摹盎破一帷壁肆甏硗爬创舐剑酥猩搅旰图腊莼频哿辍４硗乓恍械骄┖螅盖咨硖宀皇剩翟谖薹ú渭踊疃臀心盖状硭鱿队岵⒅麓牵盖自谥麓鞘彼担骸跋Ｍ谔ㄍе谥境沙牵迪值谌喂埠献髋Ψ芏贰！蓖嵌运ㄒ匀攘业恼粕Ｋ婧螅备盖状颖ㄖ缴峡吹浇竺褡苁榧腔峒肆甏硗诺南⑹保指咝恕Ｖ醒攵曰破揖ＭЩ岬闹厥涌杉话摺！�
父亲对在大陆的黄埔同学也很关心，尤其是对参加过两次国共合作的老黄埔印象很深。1990年，他会见了侯镜如、郑洞国，殷切希望黄埔师生应本着革命初衷，团结起来，为祖国统一，振兴中华而奋斗。他还说，黄埔同学的工作很重要，主要是做在台黄埔同学的工作。
父亲的晚年，可以说一直心系祖国统一大业，他们这代人抛却身家性命干革命，图的就是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而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至高利益。即便自己有生之年看不到国家统一的那一天，但竭尽全力做点工作，为后人打下个好基础，便成为父亲执著的追求。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在临别遗言中，他提到四个希望，其中一个就是“我希望海峡两岸尽快统一”。这是父亲美好的向往，也是对黄埔同学的最后重托。
父亲逝世的那天下午，在听到一条有关台湾的消息时，他还对秘书说：“海峡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一国两制’是最好的形式。”
父亲去世的第二天，在台刘А⒘跤揭ⅰ⒌宋囊恰⑼跏迕⒘醢察鳌⒄叛自⒑沃竞啤⒄喷劝宋煌Я⒗囱涞纾骸鞍僬缴吵。σ模浅聊虾ＧЧ藕蓿灰淮私埽鹪В吕湮魃酵蛎癖！贝送猓妹阑破彝Р涛闹巍⒅心厦阑破揖ＭЩ峄岢ぢ薮蟪弦卜⒗囱涞纭：Ｄ谕饣破彝盖渍馕换破仪氨驳男皇郎畋戆矗 �
父亲逝世后，母亲同样抱着病弱之躯，关心同学会的工作，参加有关活动，直到她逝世前最后一次住院时，还在关心台湾同学来北京访问的情况。
在父母的感召下，作为黄埔后代，我也成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热心参与者。2001年6月9日，在黄埔军校建校77周年纪念大会上，我作了发言，收到很好的效果。现在，老一辈的黄埔人大多不在了，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使命传给了下一代，子孙相承，使分裂主义者的阴谋不能得逞，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想，也许不久的将来，祖国完全统一之日，父亲母亲在天有知，当会含笑于九泉！
操不完的心（1）
父亲老了，在他85岁以后，就不能走路了，他坐上了轮椅车。那辆轮椅车是邓朴方送给他的，坐着很舒适。
坐在轮椅车上的父亲，仍然仪容严整，风纪扣系得紧紧的，衣服穿得板板正正，哪儿不平整，自己够得着的，自己动手整理；够不着的，就喊别人帮忙抻平。他仍然爱干净，爱整洁，这与他历来讲究军容风纪，早已形成习惯有关。当年在晋察冀，没人敢在他房间里丢烟头，更没人敢在他的房间里吐痰。他一辈子爱干净，到老了，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邋遢。
这还不算，他看见谁的衣服皱皱巴巴，他就要提醒人家注意。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这点都做不到，做不好，那你做事情可能就会粗心大意。
坐在轮椅车上的父亲，仍然有操不完的心。他爱操心，操了一辈子心，所以，不让他操心，那是不可能的。每天必不可少的事情，就是听秘书们念报纸、文件，重要的地方，他要反复听。只要醒着，他的脑子就不停地转动，他还要思考问题。他说，脑子越用越好用，脑子懒惰的人都是蠢人。想到某些问题，一旦深思熟虑，他就吩咐秘书记下来，或者给中央反映，或者给有关部门写信、打电话。总之，他不会让问题白白溜掉。
他关心部队军衔制的问题。早在1983年，他就向中央建议，尽快恢复军衔制。85岁那年，他又给杨尚昆写信，建议尽快恢复军衔制度。信中说：“军衔制是我军正规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干部评定了军衔，有利于他们开展工作和提高责任感。军衔又是终身荣誉，老同志退下来或转业时有了军衔，对他们也是一种安慰。”
1988年，我军终于恢复了军衔制。
听说社会上对高干子女反映比较大，88岁那年，他给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写信，希望部队的高级干部对子女严加管教，他写道：“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少数干部子弟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或靠父母之荫升官发财。这些极易引起义愤……群众对这类子弟的义愤是对的。我们一定要秉公处理：提拔不当的，该降就降，该罢就罢；为非作歹的，该关就关，该杀就杀，决不留情。”
有人说，这封信显示出一位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家的铮铮铁骨。
晚年，除了黄埔的事情，他还热心支持我国的老龄事业。老龄事业在中国发展较晚，1982年中国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才成立。有一天，父亲从保健医生那儿看到一本新创刊的《中国老年》杂志，引起他的注意。当他得知该杂志很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时，他便高兴地写了一封信，祝贺《中国老年》的创刊与发行，希望“把老龄问题提到战略高度，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做好这项工作”。
老龄委正想找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出来支持他们的工作，见父亲“自投罗网”，高兴坏了，因此极力报请国务院，聘任父亲为全国老龄委的名誉主任。父亲慨然应允。1984年4月，国务院下发了聘任书。
老龄问题是个很突出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中国，人口基数大，老年人比例逐年上升，而且百分之八十生活在农村，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父亲认为，必须妥善解决老年人的各种问题，才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此，他先后14次致信或题词，予以支持和指导，并两次会见老龄委的领导同志，探讨老龄工作的情况和问题。
父亲担任了6年的名誉主任。直到1990年3月12日，他约见陈丕显，提出自己实在年迈体衰，不能再担任这一职务了，恳请陈丕显继任此职。4月27日，国务院批准父亲的请求，并任命陈丕显担任该职。
虽然辞掉了这一职务，但父亲仍然关心老龄事业。1992年3月，也就是他去世之前的两个月，已经病情危重的他，得知《中国老年》要搞创刊100期纪念，不顾医生的劝阻，硬是让秘书代写一封贺信，并经他推敲后，才同意发走。
父亲一辈子钟情于科学事业，在他的晚年，他依然痴迷于此。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科技、教育的全面发展，为了调动广大群众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武衡等人的热心组织下，1985年10月，由包括钱学森、王大珩、金善宝等几十位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和胡锦涛、王兆国、倪志福等关心群众性发明创造活动的领导同志发起，成立了中国发明协会。父亲获悉后，立即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担任国家科委主任时，就在科委设立了“发明局”，主管全国发明创造工作，他对组织群众性的发明创造活动一直大力支持。因此当武衡向他汇报，并请他担任名誉会长时，他当场欣然允诺。
1985年10月16日，中国发明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父亲向大会发去贺电。贺电中说：“这是促进科技工作发展的又一条重要途径”，相信协会将“使群众性的发明创造活动蓬勃发展，硕果累累”。他祝同志们“团结奋斗，再展宏图”。据国家专利局原副局长、中国发明协会副董事长明廷华回忆，父亲的贺电宣读完毕后，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明廷华从中感受到父亲在科技界的威望和影响。
操不完的心（2）
1987年，第三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在长春市开幕后，反响空前强烈。消息传来，父亲备感欣慰，他说：“这次展览会，是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举办的，这是全国发明家对十三大的献礼，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科学技术工作在四化建设中的战略意义，号召全党抓科学技术。”他勉励大家：“鼓足干劲，再接再厉，把发明创造的群众活动更有力地向前推进。”
据武衡回忆，父亲虽然已是久卧病榻，但他一直关心、询问发明协会的工作情况，每次听到发明协会取得的新成绩，新进展，总是由衷地高兴，喜形于色。一次，有一位青年发明家，请武衡代送一套他发明的煮茶的炊具给他们的名誉会长，父亲在轮椅上拿起来看看，连说：“很好很好，谢谢他，告诉他以更多的发明贡献给祖国，为劳动人民服务。”
武衡后来感叹道：“这就是一位革命老人对青年人的最真挚的爱和最殷切的希望。”
如今的中国发明协会早已是一家在海内外发明界有一定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如今的发明证书上，“发明证书”四个大字仍然沿用毛主席的墨迹，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父亲出面请毛主席专门题写的。
父亲非常关心编写红军史的工作。88岁那年，他得知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五六十年代相继编写的战史的基础上，又组成了战史编委会，重新修订战史，而涌现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和8个元帅的红一方面军，却一直没有编史，他认为红一方面军的军史也应该及早编写。1987年11月9日，父亲写信给杨尚昆，建议“趁许多老同志还健在，把红一方面军的军史写出来”。3天后，军委同意父亲的建议，并批准组成以杨得志为主任，王平、杨成武为副主任的编审委员会。1991年5月，92岁的父亲又在家中与编委会的全体同志见面，老战友们见面，格外高兴，父亲对孙毅说：“胡子，好久没见面了。”孙毅忙向父亲敬个礼，说：“老总，我们都非常想念您，祝您长寿啊！”
那天，父亲对他的一群老部下、老战友说：“你们辛苦了！红一方面军的军史就要面世了，是你们和编写同志的功劳，谢谢大家！”
父亲欣然同意为红一方面军史作序言。
巧合的是，一年后的5月14日，也就是父亲去世的那天上午，编委会开会，最终审定了红一方面军史。
父亲强烈地思念故乡江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怀乡之情更加浓烈。自从20岁离开家乡之后，父亲只在五十年代中期回去过一次，以后再也没能成行。他非常惋惜地说：“看来再回家乡的愿望是不能实现了，真是终身遗憾。”
解放之前，父亲完全和老家失去联系。白色恐怖下，故乡曾一度谣传他已经牺牲。解放之初，到了北京后，老家开始不断有人来找他，他总是兴致勃勃地打听老家的情况，而且慷慨解囊，资助乡亲。据父亲的同乡聂汉荣回忆，1951年底他从北京返回四川时，母亲拿出70万元（合人民币70元）给他作路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而这些钱都是母亲平时节省下来的。
思乡，成为父亲晚年的一大心事，因此，每逢家乡来人，不管多忙，不管身体状况是否允许，他总是愿意见一见。见到来人，又总会引起他的遐思。父亲的表侄杨辉宗回忆说，1986年1月，他和江津县的领导来到家里，坐在轮椅上的父亲见到来人，高兴极了，挥动着双手表示欢迎，说：“有意思，有亲戚来了！”他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来人，不顾医生不让多说话的交待，提起家乡就滔滔不绝，对杨辉宗说：“我比你妈只大四岁，你看我现在腿不能动了，几十年没有回家乡了，真是想念啊！”
每逢家乡来人，他就请人家介绍情况，家乡建设的好坏，牵动着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