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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繁重与艰苦，流浪生活的困危，严重地折磨着老舍的身体。从一九四一年以后，他的健康状况日趋不好，贫血加疟疾，常使他头晕，有时只能静卧，连写作都只好停止。一九四三年十月四日，老舍因患盲肠炎在北碚住院动手术，十月二十日出院。老舍出院后不久，胡洁青携子女来到重庆，老舍与家人在六年别离之后，重又团聚。老舍从济南走后，胡洁青及孩子被困于济南近一年时间，一九三八年黄河铁桥修复后，亲友才将她和孩子接到北平。胡洁青隐名埋姓，在北平过了五年亡国奴生活。一九四三年九月九日，她带着三个孩子由北平乘火车南行，经开封、商丘、亳州、界首到洛阳，由洛阳转乘火车，于十月十一日到达宝鸡，在宝鸡滞留十天，然后乘长途汽车于十月二十二日到广元，十月二十八日晚到达重庆（注：参看燕崖（即胡洁青）：《从北平到重庆》，《时与潮文艺》第五卷第1期，1945年3月15日出版。）。胡洁青此行，辗转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四川五省，历时五十天，饱经了流亡生活的艰辛。
胡洁青及子女的到来，给繁忙、贫病的老舍带来了安慰。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曾让老舍过几天舒眉的日子，它们所豢养的一些惹事生非之徒，很快就在重庆放出了谣言，说胡洁青从北平带来了一大箱约几百幅齐白石的画，老舍要发财了。当时，“文协”正在重庆开展“保障作家生活”的运动，提出了“千字斗米”的稿酬标准问题。《新华日报》曾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发表社论，十月十六日又发表短评，支持“文协”关于提高稿费的主张，呼吁解决作家生活贫困问题。国民党反动派在这个背景下造谣，而且冲着“文协”的领导人老舍而来，其用意是十分恶毒的。针对这个谣言，老舍写了《假若我有那么一箱子画》，文中说：“一箱子！就说是二尺长、半尺高的一箱子画吧，大概也可以装五百张……假若平均每张售价一万元吧，我便有五百万的收入。收齐了以后，我就送给文艺界抗敌协会、戏剧界抗敌协会、美术界抗敌协会、音乐界抗敌协会各一百万元，所余的一百万元全数交给文艺奖助金委员会，用以救济贫困的文人！我自己先去申请助金五千元，好买些补血的药品，医治头昏。”（注：见1944年2月11日《时事新报》。）老舍以幽默的笔法，有力地回击了造谣者。
重庆八年，尽管生活贫困，身体多病，而且为“文协”的工作耗去了很大的精力，但是老舍仍然扌弱管笔耕，在创作上获得了巨大的丰收。他创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创作了话剧《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写）、《张自忠》、《面子问题》、《大地龙蛇》、《归去来兮》、《谁先到了重庆》、《桃李春风》（与赵清阁合写）、《王老虎》（与赵清阁、肖亦五合写），出版了通俗文艺集《三四一》和长诗《剑北篇》。此外，还写了大量的杂文、散文、诗歌等，就创作的数量、质量以及体裁的多样而言，同时期的作家似乎很少能与之相比。
为了表彰老舍在文学活动和创作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重庆文艺界于一九四四年四月举行了“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的活动。《新华日报》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发表祝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的短评《作家的创作生命》，全文如下：
有人说，中国的作家的创作生命很短。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作家能够长期坚持他的工作，不因利诱而改行，不因畏难而搁笔，始终为着发扬与追求真理正义而努力，在任何情况下总要尽可能说出自己要说的话，——这样的作家是应该获得全社会的尊重的。老舍先生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他的创作二十周年纪念是值得我们来庆贺的。
在前天文协座谈会上，老舍先生说：“我们要做耶稣降生前的约翰，把道路填平，以迎接新生者。”这是何等勇敢的宣告。而他二十年来的工作对中国新文艺的发展的确是有他的独特的贡献的。但老舍先生并不是一个以关着房门写作“伟大作品”为能事的作家。他在抗战七年来为文艺界团结所尽的力量是值得人们永远追忆的，他又曾为了实际的需要而尝试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包括民间文艺形式），这对所谓的既成的作家是很难能的事。他曾屡次为文艺界生活的困难而向社会呼吁，但他同时又斩钉截铁地说：“尽管贫穷，我们要咬紧牙关忍受，要保持清高，不可变节。”
我们深信，老舍先生的这种热诚的声音是会一天天更加响亮起来，得到更大的反响的。
《新华日报》的短评，表达了我们党对老舍的尊重与关怀。《抗战文艺》等刊物也在一九四四年四月编辑了“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专辑。郭沫若同志以《文章入冠》为题写了一首新诗献给老舍：
二十年文章入冠，
我们献给你一顶月桂之冠。
枪杆的战争行将结束，
扫除法西斯细菌须赖笔杆。
敬祝你努力加餐，净化人寰。（注：见《抗战文艺》第九卷第3、4期合刊。亦见1944年4月17日《新华日报》。）
茅盾同志写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注：见《抗战文艺》第九卷第3、4期合刊。亦见1944年4月17日《新华日报》。），他指出：“艰辛地从事文艺创作二十年之久的老舍先生，他的对于民族祖国的挚爱和热望，他的正义感，他的对于生活的严肃，正以有增无减的毅力和活力，为抗战文艺贡献了他的卓越的才华，而病魔亦无奈他何！”这是对一个正直、勤奋的爱国作家崇高的赞誉。重庆文艺界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下午在百龄餐厅举行茶会，纪念老舍创作二十周年。茶会由邵力子先生主持，他首先致词说：“今日参加茶会人士的踊跃，足以证明社会对于舒先生敬慕之忱，与企望之重，在座有友邦人士，有民间艺人，所以舒先生真正是‘蜚声海外，深入民间’。”郭沫若、黄炎培、梅贻琦、邓初民、沈雁冰、沈钧儒等亦相继致词，“对老舍创作二十年的贡献多所赞扬，并一致称赞他对国家的忠忱，对朋友的亲切，年来维持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苦心与努力”。老舍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答词，他说：“今日承诸友好集会纪念，愧不敢当。二十年从事创作，虽历尽辛苦，得来不容易，但是拉洋车做小工二十余年的人，也历尽辛苦，得来也不容易。”（注：引文均见1944年4月18日《新华日报》的报道。）老舍在讲话时，心情激动，泣不成声。后来，他在《八方风雨》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感激大家对我的爱护，又痛心社会上对文人的冷淡，同时想到自己的年龄加长，而碌碌无成，不禁百感交集，无法说出话来。”他还用生动而深刻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友人们的鼓励我，正象鼓励一个拉了二十年车的洋车夫，或辛苦了二十年的邮差，虽然成绩欠佳，可是始终尽责不懈。”自谦与真诚，何其感人。
重庆八年，对老舍的思想发展，至关重要。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其间发生在中国的几次重大的革命斗争，老舍均没有机会直接参与。抗日战争的爆发，第一次把老舍卷进中国革命的漩涡之中。在武汉，他结识了我们党的领导者周恩来同志，第一次和中国共产党发生直接的密切的关系。到重庆以后，老舍和周恩来同志的交往更为频繁，同时与活动在重庆文化界的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友谊。周恩来同志对老舍和“文协”的工作，极为关切，他经常请老舍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吃便饭，语重心长地和老舍谈国家大事。老舍觉得，周恩来同志的每一次谈话，对他都是极好的教诲（注：参看曹禺：《我们尊敬的老舍先生》，1979年2月9日《人民日报》。）。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老舍有幸到陕甘宁边区一游，眼界为之一新。他是随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北路慰问团于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由重庆起程的，经广元、宝鸡、西安、洛阳、南阳、襄樊，而后再由西安北上，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一日到达延安。延安各界于当晚举行欢迎宴会，毛泽东同志在宴会上致了欢迎词。当毛泽东同志和老舍对杯时，老舍激动地说：“毛主席是五湖四海的酒量，我不能比；我一个人，毛主席身边是亿万人民群众啊！”（注：吴伯箫：《作者·教授·师友》，《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敬慕之情，谥于言表。老舍还到了绥德、米脂、榆林等地，所到之处，均受到八路军指战员和边区人民的热情欢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老舍随慰问团返回重庆。在重庆，他和友人谈起这次陕北之行时，感慨地说：“真是大开眼界，也大开心窍呀。”（注：臧克家：《老舍永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可见老舍的欣喜之情，也说明此行丰富了他的生活经历，开阔了他的思想境界。回重庆不久，老舍动笔写长诗《剑北篇》，北行的所见所闻，都反映在这部作品中了。其中的《宜川——清涧》、《中部——秋林》、《榆林——西安》等段落，热情赞颂了边区军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抗战到底的决心，纪录了老舍对我党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美好印象。
老舍和我党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的关系也是密切的。《新华日报》经常报道“文协”的工作情况和老舍的活动。老舍访问西北归来后，《新华日报》在化龙桥馆址召开了欢迎会，并征求对报纸创刊二周年的意见。一月十一日，《新华日报》发表老舍为纪念该报创刊二周年所写的题词：“团结抗战”。二月十日，《新华日报》发表老舍的文章《艺术家也要杀上前去》。这只是老舍在一九四○年初的一个月之内和《新华日报》的几次交往，到了抗战后期，他和《新华日报》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
在民主运动的洪流中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老舍仍留在重庆，为文艺界在新形势下的团结战斗继续工作。
关于日本投降以后的时局，毛泽东同志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他提醒人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和独裁，揭露美蒋的阴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飞抵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举行谈判。十月十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不久，蒋介石又撕毁了协定，调遣大批部队，向我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由于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和全面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也由于苏、美、英对中国问题的态度，蒋介石又不得不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与中共代表正式达成停战协议，并在重庆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老舍就参加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活动。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文化界三百多人联合签名发表了《文化界时局进言》，这是抗战后期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件大事。进言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独裁统治，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纲领和实现民主的六项要求。老舍是进言的签名者之一。在旧政协召开前后，老舍仍然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和二十一日，他曾经两次聆听周恩来同志的讲演，这对于他认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有极大的帮助。十月十九日，重庆文化界集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周恩来同志在这次集会上讲话时指出：抗战胜利了，但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每个文学和文化工作者，跟这场革命的进展都是息息相关的，因此，也不能不关心国共两党的会谈（注：见1945年10月20日《新华日报》。）。周恩来同志的话，语重心长，既是对文艺家的关心，也是教诲。对我们党所提出的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和内战，建立联合政府的方针，老舍是拥护的。这次纪念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老舍朗诵《阿Q正传》第七章，据《新华日报》十月二十日报道，老舍在朗诵前的开场白中说，阿Q参加革命，说革命也好，实际是到大户人家去拿点东西。而今天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