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报道，老舍在朗诵前的开场白中说，阿Q参加革命，说革命也好，实际是到大户人家去拿点东西。而今天抗战胜利了，也有说胜利也好的人到上海到南京去发财。他说，阿Q式的胜利，是惨胜，比惨败还厉害，拿阿Q精神建国，国必如阿Q一样是会死的。阿Q没有生命，只有陈腐势力压在他身上，他画了一个圆圈而死。如今虽说收复了东北台湾，假若如阿Q一样，也会死的。老舍借题发挥，矛头所指显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建国”方针。据报道，老舍在讲话和朗读《阿Q正传》时，会场上不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与笑声。老舍对反动派的冷潮热讽，引起了与会者的同感。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晚，“文协”在重庆张家花园举行会员联欢会，祝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联欢会由老舍主持，他特邀周恩来同志作为客人到会。周恩来同志来到以后，老舍将他介绍给大家，并说：“周先生还是八年前在武汉文协成立时来过的，今天易名他恰好在城里，他又来了。”老舍指定题目，请周恩来同志讲了延安文协分会活动的情形。在讲话中，周恩来同志特别强调了一九四二年整风以后的巨大变化，宣传了我们党的文艺方针。接着，老舍以兴奋的心情欢迎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是不难想象的。老舍渴望建立和平局面的意愿，也表现了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民族前途的关注。
旧政协召开期间，老舍又参加了《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会员书》的签名活动。参加这次签名的还有茅盾、胡风、巴金、曹靖华、冯雪峰、艾芜、陈白尘、聂绀弩、阳翰笙、臧克家、徐迟、宋之的、罗荪、王亚平、骆宾基等。作家们在信中写道：“抗战八年，敌寇屈服，我们得到了建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四个月以来，国内依然不团结，不民主，人民过着比抗战时期更加黑暗更加惨淡的生活，如果不及时改革，大祸就要临头。”作家们还提出了“要求切实解决”的九个问题，其中包括“废止文化统制政策，确立民主的文化建设政策”、“改组各级文化教育行政机构，废止党化教育”、“特务分子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取消豢养特务的政策”、废止“有关限制文化艺术团体及文化活动自由的法令”等，矛头所指，都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独裁统治。这些活动，都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国统区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老舍的积极参加说明了自抗日战争以后，他的政治态度是一贯的，他看准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而且永不动摇。
抗战八年，老舍在贫寒与流亡中备尝生活的酸辛，也经受了革命风雨的洗礼，他和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愈来愈靠近了，他的眼光更敏锐了，思想更开阔了，他为文艺界的团结统一，为抗战文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一九四六年三月，老舍同曹禺一起，告别重庆，取道上海去美国。
第十五章 抗战文艺的丰硕成果
“以笔代枪”的通俗文艺
自开始文学生涯以后，老舍所运用的主要艺术形式，是小说。抗战以前，他已经发表了九部长篇小说和几十篇短篇小说，他是以小说家的声誉立足于中国文坛的。但是，自抗战开始以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老舍的创作并非以小说为主，而是以通俗文艺和话剧为主。
“文协”成立以后，为宣传抗日和动员群众的需要，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努力提倡通俗文艺的创作。许多著名作家以曲艺、通俗小说、地方戏曲诸通俗文艺形式从事写作，其中尤以老舍最为热心，成果也最为显著。
由济南到武汉后，老舍遇见了著名大鼓艺人富少舫（艺名山药旦）和董莲枝，他们都是具有强烈爱国之心的艺人，愿意为宣传抗日尽力，于是，老舍就为他们写作以抗战为内容的鼓词。老舍出生在文化古都北京城，自小在北京的街头、茶馆、书场、戏园接受了最初的民间艺术薰陶，但是动笔写鼓词，这却是第一次。他在武汉写的鼓词有《王小赶驴》、《张忠定计》、《打小日本》等。同时，他还用旧剧形式写抗日故事，创作了京剧《忠烈图》、《王家镇》、《新刺虎》《薛二娘》，后来，收入通俗文艺集《三四一》，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出版。
从武汉到重庆以后，老舍与富少舫及其养女富淑媛（艺名富贵花）过从更密。为了熟练地掌握鼓词这一民间说唱艺术形式，他虚心向富少舫学习，他学唱的是刘（宝全）派传统段子《白帝城》，边学边创作新段子，大约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他创作的《新拴娃娃》、《文盲自叹》等，富少舫时常在重庆演唱。除鼓词之外，他还写河南坠子、数来宝等。在武汉时，他在冯玉祥先生处遇见三位避难的河南坠子艺人，老舍为他们写了长达三千多句的一部唱词，在《八方风雨》中他曾谈及这件事：“我确知道那三位唱坠子的先生已把它背诵得飞熟，并且上了弦板。说不定，他们会真在民间去唱过呢——他们在武汉危急的时候，返回了故乡。”可惜，这部宣传抗日的长篇韵文底稿，在战争中丢失了。
老舍何以要在鼓词、河南坠子、旧剧等通俗文艺的写作上，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呢？他自己说得好：
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战；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既愿以笔代枪，那就写什么都好；我不应以写了鼓词与小曲而觉得有失身份。（注：《八方风雨》。）
神圣的抗战是以力伸义，它要求每个人都能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全德全力全能的去抵抗暴敌，以彰正义。顺着这个要求，我大胆去试验文艺的各种体裁，也许是白耗了心血而一无所成，可是不断的学习总该多少有些益处。战争的暴风把拿枪的，正如同拿刀的，一齐吹送到战场上去；我也希望把我不象诗的诗，不象戏剧的戏剧，如拿着两个鸡蛋而与献粮万石者同去输将，献给抗战；礼物虽轻，心倒是火热的。这样，于小说杂文之外，我还练习了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注：《三年写作自述》，《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强烈的正义感，炽热的爱国之心，处处以祖国和民族利益为重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及刻苦自励地从点滴做起，是老舍做人的基本品德。我们只有充分理解老舍的这种思想品德，才能进一步理解他热心于通俗文艺的思想基础，理解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全部文学活动的历史意义。
“莫任河山碎，男儿当请缨”（注：老舍：《北行小诗》，1940年1月24日《新蜀报》。）老舍是用他的一枝笔请缨出战的。他所写的鼓词、旧剧，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强烈的战斗性。京剧《忠烈图》写乡村老汉陈自修一家的爱国热忱，剧中的几个人物，从老人到儿童，到村妇，无不痛恨日寇，誓雪国耻，表现了英勇不屈的精神；《王家镇》写小学教员薛成义在家破人亡、逃难他乡的途中，动员群众，结成武装组织，“齐心杀敌寇”的故事。其余鼓词小曲，或借助于一个抗日故事，进行战斗宣传，或直接抒写民族义愤，对群众进行抗日动员，都是直接服务于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的。在民族喋血苦战之中，它们确曾以高昂的爱国热情和对敌寇的义愤，激励过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发挥了打击侵略者的作用。老舍的这些通俗演唱作品，也许并非是能传之久远的精美的艺术品，然而在民族救亡的伟大斗争中，它们尽了自己的力量，它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席光荣的地位。茅盾在一九三八年著文，对老舍和穆木天所写的新鼓词，给予高度的评价，他指出：“我觉得鼓词这一体制，实在已经是发展到高阶段的艺术形式，凡是发展到高阶段的艺术形式它是可以灵活运用的，缠绵悱恻，悲壮激昂，无不相宜。……所以新鼓词的出现，而且由民族意识强烈，文艺修养有素的作家们来写作，实在是抗战文艺运动中一件大事。”（注：茅盾：《关于鼓词》，《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8期，1938年3月16日出版。）另外，老舍的通俗文艺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还改变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所存在的一个弱点——与人民群众的某种程度的脱离。早在一九三八年，老舍就说：“现在我们死心塌地的咬定牙根争取民族的自由与生存，文艺必须深入民间，现在我们一点不以降格相从为正当的手段，可是我们也确实认识了军士人民与二十年来的新文艺怎样的缺少联系。”（注：老舍：《保卫武汉与文艺工作》，《抗战文艺》第一卷第12期，1938年7月出版。）文艺从来是民众的事业，面向群众，反映群众，进而动员、鼓舞和教育群众，永远是作家的神圣使命。老舍的创作，一开始就注意照顾群众的欣赏习惯和接受能力，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群众观点更明确了，通俗文艺创作的实践，鲜明地表现了他的为群众服务的可贵精神。他明确地表示：“我不后悔只写了鼓词，而没写出《战争与和平》，假如鼓词有军民来读，而《战争与和平》只能摆在沙发上的话。”（注：老舍：《答客问》，《宇宙风》乙刊第2期，1939年3月16日出版。）他的群众观点，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倾吐爱憎的抗战剧作
一九三九年春，老舍开始写话剧剧本。第一个剧本写成之后，他交给王平陵去发表，他随慰劳总会组织的慰问团，北去远征，到了西北战区。半年之后，老舍回到重庆，他创作的第一个话剧，已经成功地演出过了，著名戏剧家马彦祥担任导演，著名演员舒绣文、吴茵等，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这就是四幕话剧《残雾》。这个戏取材于抗战初期重庆的现实生活，剧本的主人公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僚洗局长，这是一个贪权、好色、爱财之徒。抗日战争时期，他身为“政府”局长，不仅不忠诚地为国赴难，努力工作，反而利用职权，玩弄良家妇女，道德败坏，灵魂丑恶。他还企图借政府采买一批东西之际，发国难财。和女汉奸徐芳蜜相识之后，又答应为徐提供情报。徐对他说，他们可以通过交换情报，相互去邀功，“这样互助，双方有益。等咱们把钱弄得差不多了，咱们手拉手儿，上瑞士，起码也要上香港，去快活几天”。听了这一番话，洗局长说：“真是能那样啊，我死在你的怀里也要含着笑的！”可见，在他的眼中，只有钱财与女色，什么国家，什么抗战，他是全然不顾的。但在表面上他却要竭力装出一副整日为抗战操劳的模样，时刻也不忘记把“抗战”的口号挂在口头上，他宣称：“我现在心里只有个国，没有家！”他的好友、流氓杨先生为他玩弄女性出谋划策，他内心实际上已经接受了杨的主意，表面却故意假装正经，堂而皇之地说：“公事已忙不过来，谁有工夫去操心这些小小的私事呢？”“我的心血都留着用在国事上呢！”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政府内，上至军政头目，下至他们的许多僚属，口头上有时也把“抗战救国”的口号叫得很响，装出一副爱国的正人君子的面孔，实际上，他们或是破坏抗战的内奸，或是营私舞弊的官僚，或是男盗女娼的流氓，由他们组织了“陪都”重庆的所谓政府。老舍笔下的洗局长正是这批角色的一个艺术概括。《残雾》画出了洗局长们的丑恶面目，并且揭露了他们的龌龊的灵魂，它可以引起世人对国民党政府官僚的憎恶。因此，洗局长这一形象的典型性和社会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从内容上说，《残雾》一方面讽刺了国民党政府官僚的营私及堕落，讽刺了他们对待抗战的消极态度；另一方面，作者又将讽刺的矛头，指向某些人的品行或性格弱点，从而在社会道德方面，揭露弊端，否定丑恶，使人们从反面领悟做人的道理。洗局长的形象刻划，当然包含着后一方面的内容，同时在其它人物形象的刻划上，亦有所体现。杨先生及杨太太，无固定职业，专门拉拢象洗局长这类官僚，讨其所好，从中钻营获利。杨先生说：“一切都是假的，只有衣食金钱是真的！”这就是他的人生观；杨太太说：“你看我，一想到国事，就赶紧想一件私事，教两下里平衡；一个人不能不爱国，也不能太爱国。”奇谈怪论中，包含着她的政治态度与处世哲学。他们的利己主义的丑恶灵魂，流氓无赖的下流行为，以及陈腐不堪的精神状态，都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具有时代内容。就作家所讽刺的这类人的人品道德来说，又不只属于那个时代，他们的处世哲学，至今并未绝种。还有那个洗老太太，也值得一提。这个人物戏不多，然而给人的印象很深刻。在对待生活上，她只希望“安安静静的打几圈小牌”；在对待抗战时局上，她只害怕被日本飞机炸死时，手上没戴金镯子，于此之外的事，她概不关心。这是一个只有身分，没有思想的混世者。作家对这一形象，缺少更深入的开掘，而且形象的时代感较弱，然而就作家所讽刺的人物的性格弱点而言，却有一定的概括性。
《残雾》在艺术上，有两点成功的地方。首先，人物的性格相当鲜明，在写《残雾》之前，老舍没有剧本创作的经验，但他却已写过数量可观的小说，创造人物的技巧，已经相当成熟，这就为他从事戏剧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残雾》中人物性格写得好，这大约是一个重要原因。老舍善于把握人物的独特的个性。洗局长的伪善与阴冷，洗老太太的浅薄与庸俗，杨先生的善于钻营的市侩作风，杨太太的泼赖，不顾脸面，洗太太的懦弱无能，洗仲文的热情正直，以及徐芳蜜的奸诈，淑菱的无聊，刘妈的朴实，都刻划得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