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的小说写作未完成，继续留住美国。
旅美期间，老舍看到，一般美国人对于政治很少兴趣，美国社会是商业化的社会，“有钱就行，赔钱不干”（注：《老舍先生谈美国》，1950年1月8日《大公报》。），他应邀到西雅图出席美国西北部作家协会的会议，但会上讨论的全是生意经方面的问题，与文艺毫不相干。耳闻目睹，加深了老舍对资本主义世界腐朽性的认识。
在美国，老舍的生活是紧张而又寂寞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他由纽约致函吴祖光，信中说：“到美之前，即决定以‘杀车法’应付一切，以免开足马力，致心身交败，美人生活以‘忙’著名，而弟等身体如重庆之旧汽车，必有吃不消者。但双脚一践美土，‘杀车’即不大灵，如小鱼落急流中身不由己，欲慢而不能，遂亦随遇而安，且战且走，每每头昏眼花。”（注：《纽约书简》，《老舍写作生涯》。）他在致臧克家的信中说：“外面是十里洋场，我守着斗室，冷冷清清。”（注：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在给谢冰心的信中，他说他在纽约，“就象一条丧家之犬”（注： 冰心：《老舍和孩子们》。），他讨厌美国的生活方式，感到非常寂寞，他怀念祖国，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溢满心头。
他也有欢快，那就是在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时。他亲眼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每取得一个胜利，美国进步分子和华侨都要举行一些室内庆祝会。他时刻注视着国内局势的变化，盼望蒋家王朝早日灭亡，新中国早日诞生。他把这种心情，写在小说《鼓书艺人》中了。
旅美期间，老舍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一部是《鼓书艺人》。两部作品写成后，老舍帮助两位翻译者分别将他们译成英文。《鼓书艺人》由郭镜秋女士翻译，《四世同堂》由艾达·普鲁伊特翻译。后者是一个节译本。老舍归国心切，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在翻译上了，白天他同郭镜秋女士一起工作，晚上七点到十点给艾达·普鲁伊特读《四世同堂》。艾达·普鲁伊特在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写给费正清夫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一直工作到他离开。他曾非常苦恼，因为我翻译得‘太慢’。他想回家，回中国去，他为此而焦急。”（注：见胡洁青、舒乙：《破镜重圆》，《十月》1982年第2期。）老舍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使他激动，国内朋友们的来信和来电，不断地向他发出回国的邀请，周恩来同志就曾经请曹禺和楼适夷给老舍写信，转达党、人民政府以及他本人欢迎老舍回国的愿望。郭沫若、夏衍、冯乃超、萧三、丁玲等也曾给老舍写信或发电，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在协助两位翻译者完成了工作任务之后，老舍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程。
向新的创作道路起步——《鼓书艺人》
《鼓书艺人》在美国写成以后，由美国友人Helenakuo（郭镜秋）女士根据中文手稿译成英文。一九四九年秋天，老舍由美国回国，并未携带这部小说的手稿，其原因大约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人员的检查，因为在这部作品中，老舍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不满与憎恶。一九五二年，郭镜秋的英译本在纽约出版，那时老舍已经回国一年多了。回到祖国的老舍，当然是不忘这部书的，但是他看到，《鼓书艺人》的主人公们，已经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觉得现在再写大鼓艺人，就应当着力表现他们翻身解放的狂喜，于是，他就在原来已有的《鼓书艺人》的题材上，重新构思，融进自己的新的体验，新的感受，创作了他歌唱新中国的第一个话剧《方珍珠》。此后一段时间，他的创作重点，完全转移到了反映新中国的现实生活方面，他不断地构思新作，充满了旺盛的创作力，根本无暇回顾过去的写作生涯，所以《鼓书艺人》也就永未被提起，看来，这部以民间鼓书艺人的生活为题材的独具特色的作品，似乎要永远被历史湮没了。
但是，历史是公正的。艺术家的任何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劳动，都将被人民所记忆。在一九七九年胡洁青托人去美国查找原稿而不得的情况下，马小弥动手将《鼓书艺人》由英文转译为中文，中文译本于一九八○年十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马小弥是老舍已故好友马宗融教授之女，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曾与老舍有过密切接触，她熟悉老舍的生活，熟悉老舍的艺术风格，她的译文，在体现老舍的语言风格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功。
由中文译英文，由英文再译中文，辗转三十余年，《鼓书艺人》终于和读者见面。它的遭遇是罕见的，它的价值将因此而更显得珍贵。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和一切真正的艺术品一样，几十年的风霜雨雪，加上辗转的翻译，并没有侵蚀它的光泽，如今读来依然具有新鲜的魅力；而且在某些方面，今天反而能比当初更充分更深入地认识它的成就和意义。”（注：樊骏：《从〈鼓书艺人〉看老舍创作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3辑。）
在老舍的创作中，《鼓书艺人》是一部面貌全新的作品。它以重庆为背景，描写了大鼓艺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经历。小说写了两个艺人家庭：方宝庆一家和唐四爷一家。作品的重点是写方宝庆和他的养女方秀莲。方家是正派的艺人家庭，宝庆与秀莲自不必说，即便是喜喝酒、爱骂人、脾气“难捉摸、多变化”的宝庆夫人——方二奶奶，其心地也有厚道之处。唐家则不然。唐四爷夫妇自私、狭隘，人品不好；他们的女儿琴珠，轻浮、下流，既卖唱又作暗娼。唐家与方家的矛盾纠葛，是两种不同人格的冲突。《鼓书艺人》通过对这两个艺人家庭的不同生活道路的描绘，肯定了高尚，否定了卑俗，歌颂了艺人的正直的品德，也鞭笞了旧的社会制度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种种恶劣影响。
《鼓书艺人》在思想内容上的另一个特点是，愤怒地宣泄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憎恶与不满。在老舍的作品中，《鼓书艺人》是唯一的以重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憎恶与控诉，在这部作品中也表达得最为直接和鲜明。老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所写的作品，如话剧《残雾》、《面子问题》、《归去来兮》、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等，都有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内容，然而其尖锐与鲜明，均不及《鼓书艺人》。小说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揭露与控诉，是融汇于方宝庆、方秀莲的遭遇描写中，通过具体情节加以表现的。宝庆在重庆开“书场”，后来又通过说书进行抗日宣传，本应得到重庆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与保护，实则不然，官面上的地痞流氓、特务、巡官等，则须要宝庆的伺候与招待，尤其是他们对秀莲的纠缠，使“宝庆心如火焚，可是使劲压着火，还陪着笑脸，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作艺”，他的感慨，本身就是对重庆的黑暗现实的一种控诉。后来，军阀王司令又要强娶秀莲做他的第六个小老婆，更使宝庆倍尝酸辛。王司令已经五十多岁，秀莲才十五岁啊！然而王司令有权有势，谁惹得起呢？跑，无处走；告，无处说。宝庆说：“虽说有政府，也决不会拿军阀怎样，还不是官官相护，姓王的怎么胡作非为都成，谁来保护咱们呢。”后来还是宝庆出了一大批钱孝敬王司令，此事才算了结。在小说里，王司令并未出场，作家只是着力写了这件事在宝庆一家所引起的反响，它的起因，它的结束，它给宝庆、秀莲在精神上所带来的压力与痛苦，均可看出王司令的荒淫、霸道给平民百姓造成了何等巨大的灾难！这就是国难期间国民党官僚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在描写这些情节时，作家的笔是充满愤懑的情感的。
对秀莲的遭遇的描写，是最能体现《鼓书艺人》现实主义精神的篇章，它所包含的社会内容，也是深刻的。秀莲是单纯而又善良的女孩子，她作艺，历来端庄、严肃、大方；她热爱生活，懂事之后，为了开始严肃的人生，她扔掉了心爱的邮票本；认识孟良之后，她努力学习文化，孟先生介绍她去女子补习学校学习，她欣喜若狂。论她的天资和宝庆的严肃的调教，她是本应有一个光明的生活前景的。但是，后来她变了，她不仅开始追逐摩登女子的时髦姿态，而且为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文所玩弄，一度离开了方家。张文骗取了她的感情，也骗取了她的财物，在她就要生孩子的时刻，将她抛弃了。她被遗弃，受折磨，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她的遭遇，是人生的一幕悲剧。天真而又单纯的秀莲，何以会走上这样一个凄惨的绝境呢？小说告诉我们，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在当时重庆的社会环境中，艺人们面对的，到处是欺压与冷遇。王司令想霸占秀莲虽然以宝庆出钱而告结束，但这是何等残酷的现实啊！接下去的一个重大打击，就是秀莲在女子补习学校的遭遇。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学习的机会，秀莲高兴异常，在去学校路上，她告诉宝庆，将来她毕了业，要帮助爸爸办艺校，还要自己写新鼓词，她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了多么强烈的感情啊。但是进学校的第一天，她就遇到了黑暗势力的包围与打击，那个军阀的姘头与黑市商人的女儿竟然当众辱骂她，声称她们“有身份的人”不能跟卖艺的坐在一起。倔强的秀莲只好将书撕成碎片，愤然离去。她失去了学习的机会，精神上却又多了一层压力。她感到，她是很难有出头之日了，她只能走琴珠和大凤的路，“这条路不济，可你也就这么一条路了”，再加上泛滥成灾的美国黄色电影的毒害，这就使秀莲逐渐由单纯趋向复杂，由天真趋向庸俗了。她需要爱情，但又无人正确的引导她。就在这时，特务、流氓分子张文，乘虚而入，导致了她的生活悲剧的发生。作家写秀莲的遭遇，固然寄托着他对鼓书艺人的深切同情，但主要还是为了揭露和控诉那个摧残她的腐朽而又残酷的社会制度，应当说，老舍的意图达到了。
《鼓书艺人》鲜明地描写了人民的反抗精神和革命觉醒，准确而又具体地塑造了革命者的形象，反映了老舍创作思想的变化。艺人方宝庆是小说的主人公。在老舍所创造的丰富的市民形象中，方宝庆的形象塑造，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方宝庆属于老舍所熟悉的那个市民阶层，如同描绘以祥子为代表的贫困、善良的市民人物一样，老舍写方宝庆，仍然突出地写了他的精神弱点，写了他的苦难，所不同的是，在这同时，老舍第一次完整而又深刻地描写了受压迫者的爱国热忱、反抗精神、以及他们的理想与觉悟，第一次将他的市民主人公置于革命的漩涡中加以表现。方宝庆原是久住北平的一个大鼓艺人，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以后“他宁愿丢下舒舒服服的家和心爱的东西，不愿在飘着日本旗的城里挣钱吃饭”，他由北平而上海，由上海而汉口，由汉口而重庆，宁在战乱中逃亡，不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偷生。在重庆，他加入了一个抗日团体，认识了革命作家孟良。孟良对他的能鼓动大家抗日热情的《抗金兵》，给予高度评价，孟良对宝庆说，他的大鼓书是个好门道，搞起宣传来再好不过，“您演的是独角戏，但唱出的是千百万人的声音”。宝庆心里极为高兴，毅然放弃了拿手的传统段子的演出，而排演了孟良专为他们写的宣传抗日的新鼓词。他对孟良说：“多少年来，我一直盼着能碰见您这么个人。我愿意为国家出把力气。多少人在前线牺牲了，我有一份力，当然也乐意出一份力。那还有什么说的，我乐意唱抗战大鼓，为抗战出把子力”。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心潮澎湃，泪水涌上了眼睛”。当他第一次拿到孟良为他写的抗日鼓词时，“他把稿纸叠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好象那是贵重的契纸一样”，他说：“如今我可以让全世界的人看看，咱们中国唱大鼓的，也有一份爱国心。”在老舍笔下，他是一个有良心的艺人，他热爱自己的劳动，热爱生活，他的爱国热情一旦被点燃，就能放出光和热。方宝庆到重庆以后，受尽了生活的折磨，书场被炸，军阀敲诈，秀莲失足，大哥遇难，女儿被骗，孟良入狱，一系列的打击，接踵而至，但是方宝庆并未对生活失去信心。他是软弱的，但是他并不停止抗争。他总想“试着干点新鲜事儿”，甚至想开办一个曲艺学校，“调教出一批地地道道的大鼓艺人”，尤其是结识了孟良以后，他接受了初步的革命教育，思想有了新的觉醒。孟良被捕之后，他四处奔走，试图营救而不得，他对现实发出了疑问：“当今政府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现而今的领袖，见识还不如个孟良？”方宝庆的疑问，本身就是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反抗，是一种逐渐明朗起来的革命意识。可以看出，作家是明确地把方宝庆放在时代潮流中加以表现的。这就使方宝庆和老舍以往所写的市民人物有了根本的不同。在《骆驼祥子》、《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作品中，老舍深刻地写出了主人公的悲剧的严肃性，揭露了那个“病态”社会的黑暗，但是如何才能驱除黑暗，迎来光明，老舍回答不出。他的主人公只能以悲剧告终，作家给祥子们找不到出路。《鼓书艺人》写方宝庆、写秀莲则不然，老舍明确的为他们指明了革命的出路。小说的结尾正面描写了方宝庆对革命的未来，对新中国的热烈向往，作品在昂扬的基调中收篇。这种处理，包含着崭新的革命内容。它说明，经历抗战八年的时代风雨之后，老舍的思想成熟了，他对社会对革命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孟良的形象塑造中，同样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发展。孟良是个革命的剧作家，借用方宝庆的话说，他“是那么勇敢，坦率。讲起话来，总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决不拐弯抹角，吞吞吐吐”。和宝庆认识之后，他引导宝庆和秀莲